1983年，陳云親自下令：即刻槍決廣東海豐縣委書記王仲，其緣由到底為何？

01

“把王仲押上來！”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廣東汕頭的人民廣場上，空氣仿佛在那一刻徹底凝固了。

臺下黑壓壓的一萬七千多名群眾，目光像聚光燈一樣死死盯著臺上那個面色慘白的男人。

誰也沒想到，這個曾經在海豐縣呼風喚雨、甚至被視為“英雄”的人物，最后竟然是以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一生，而這一切的導火索，竟然只是一臺毫不起眼的黑白電視機。

事情還得從那個風起云涌的年代說起。一九七八年以后，廣東沿海那片地界兒，氣氛開始變得不一樣了。海風里除了咸腥味，還夾雜著一股躁動的金錢味。海豐縣這個地方，地理位置特別特殊，南邊臨海，離香港又近，在當時被稱為“牛地”，意思就是誰也管不著的荒地。

可就是這塊“牛地”，在那個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搖身一變成了所謂的“遠東國際市場”。這名頭聽著挺唬人，說白了就是走私泛濫到了極點。那時候你要是去海豐街頭走一走，保證能看得眼花繚亂。滿大街擺的不是地瓜土豆，而是當時內地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洋貨——收錄機、電子表、花花綠綠的衣服，還有那種能出人影兒的電視機。

王仲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當上海豐縣委書記的。剛上任那會兒，他也算是個想干事的人。看著滿大街的走私貨，他也頭疼，畢竟上頭派他來是打擊走私的。他身上還掛著個“打擊走私指揮部總指揮”的頭銜，這權力可大了去了，等于說是掌握了那些走私販子的生殺大權。

按理說，作為一個受黨教育多年的老干部，還在部隊里歷練過，王仲的覺悟應該不低。起初看著那些被查扣的走私物資，他可能還真沒什么非分之想。但問題是，那個年代的物質誘惑實在是太大了。你想想，那時候一個月工資才幾十塊錢，而那一臺電視機、一塊電子表，在黑市上能炒到什么價格？那是普通人攢幾年都買不起的奢侈品。

海豐那時候的亂，不光是街面上亂，人心也亂了。據說當時有個公社，百分之十六的人都參與了走私，連黨員干部都有上百人卷進去。大家都不種地了，也不上課了，一門心思就想著怎么從海上撈點洋貨回來賣。政府收繳上來的走私貨，多到連倉庫都塞不下，賬本都記不過來。

這就給王仲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作案環境。他在這個大染缸里待久了，看著那些不法分子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心里的那道防線就開始一點點松動了。他可能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干革命，到頭來日子過得還不如這些倒騰貨的，心里不平衡啊。

這種不平衡，就像一顆種子，埋在土里早晚要發芽。而讓他徹底淪陷的，就是那個關于“黑白電視機”的秋天。

02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海豐縣紅草公社有個廣播員心里正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想去香港探親，申請報告遞上去好幾天了，就像石沉大海一樣，一點動靜都沒有。在那個年代，去香港探親可是個大事，不僅能見著親人，關鍵是能帶回點緊俏貨，那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機會。

這廣播員也是個腦子活絡的人，他知道光在縣委大院門口干等是沒用的，得找那個能拍板的人。經人指點，他摸到了王仲的家門口。他沒有空手去，而是精心準備了一份“大禮”——一臺17寸的黑白電視機。

那天晚上，廣播員敲開了王仲的家門。開門的是王仲的妻子陳巧蘭。當那個大紙箱子被搬進客廳，露出里面嶄新的電視機時，陳巧蘭的眼睛估計都直了。要知道，那時候誰家要是能有一臺電視機，那在整個縣城都是倍兒有面子的事，鄰居們晚上都能擠破頭來看。

廣播員是個懂事的人，話也沒多說，就暗示王仲家里缺個看新聞的物件。王仲回到家，看著客廳里多出來的這個“大件”，心里跟明鏡似的。他沒有拒絕，也沒有讓人把東西退回去，而是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第二天，那個壓在辦公桌上好幾天的赴港申請，王仲大筆一揮，立馬就批了。廣播員拿著批條，高高興興地去了香港。而王仲呢，坐在家里看著那臺黑白電視機，心里那個滋味，估計是既緊張又興奮，還有一種嘗到甜頭后的貪婪。

這就是那個潘多拉魔盒被打開的瞬間。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王仲發現，原來自己手里的權力這么值錢，只要動動筆，那些平時高不可攀的洋貨就能輕輕松松進自己家門。

這消息傳得比風還快。沒過多久，想去香港的、想在縣里辦事的人，都知道了王書記的這個“愛好”。有個教師想辦一家五口去香港的申請，直接就送了一臺彩色電視機外加一臺收錄機。彩電啊，那在當時絕對是頂級奢侈品，普通人家想都不敢想。還有個港商的親屬想出境，王仲更是主動出擊，直接幫人家辦好手續，然后張口就要了一臺電冰箱。

短短兩年時間，王仲的胃口被徹底撐大了。他已經不滿足于這種被動的受賄，他覺得來錢太慢，而且還要看人臉色。既然自己兼任政法委書記，管著全縣的緝私工作，那倉庫里堆積如山的走私貨，豈不就是自家的百貨商場？

于是，一個更加瘋狂的計劃在他腦子里成型了。他不再是被動地等魚上鉤，而是要主動去“撈魚”了，而且這一撈，就是要把整個魚塘都給攪渾。

03

王仲開始頻繁地去視察緝私倉庫。那哪是去工作啊，簡直就是去“進貨”。那些緝私隊員辛辛苦苦從海上截獲的走私品，堆得滿地都是，還沒來得及清點入庫。這在王仲眼里，那就是無主的寶藏。

他背著手在倉庫里轉悠，一會兒拿起這塊手表看看，一會兒摸摸那臺收錄機。看中了什么，他也不藏著掖著，直接就拿走。剛開始可能還拿幾個小的，后來膽子大了，直接成箱成箱地往家搬。

最離譜的是，他不僅自己拿，還帶著手下一起拿。有一次在汕尾公安局的緝私倉庫里，王仲一口氣挑了十三臺收錄機。他自己留了幾臺，剩下的隨手就分給了在場的干部。

當時有的干部膽子小，拿著燙手，不敢要。王仲就把眼一瞪，大聲呵斥他們，說怕什么，這是他獎給他們的。你看這邏輯，明明是監守自盜，到了他嘴里，反倒成了體恤下屬的“獎勵”。這招一出，原本還想堅持原則的人也被拉下了水，大家一看書記都這么干，那還有什么好怕的？

王仲的家，慢慢變成了一個小型的走私貨倉庫。家里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洋貨，光手表就有幾百塊，收錄機、電視機更是數不過來。

但這還不夠。王仲覺得光進不出也不行，這些東西得變現啊。于是，他把全家都動員起來了。他把自己老婆陳巧蘭安排到民政部門，幾個子女也都安插進了政法部門。這一家人，簡直就成了一個分工明確的犯罪團伙：王仲在前面利用職權“搶”私貨，老婆在家里負責藏私貨，兒子王建成則負責把這些東西拿到黑市上去販賣。

這簡直就是一個完美的閉環。王仲在臺上大講特講打擊走私，回到家就跟老婆孩子數錢。最囂張的時候，王仲去外地開會，隨身的行李里裝的不是文件資料，而是一箱箱的走私表和收錄機。到了招待所，門一關，直接就跟當地的販子做起了買賣。

那一九八零年的七八月份，光是這兩個月，王仲就從汕尾拿走了一百八十多塊手表、八臺收錄機，還有一大堆衣服和貴重藥材。這些東西在當時那是天文數字，可對于王仲來說，也就是順手牽羊的事兒。

他在海豐縣簡直成了個土皇帝。誰要是敢不聽他的，或者是跟他不對付，那下場肯定好不了。他甚至在機關內部放話，誰要是敢整他，他就先整死誰。那些想告發他的人，都被他這種流氓邏輯給嚇住了；而那些被他拉攏的人，則成了他的保護傘，更加賣力地維護他。

海豐縣的天，在那幾年里，是被王仲一手遮得嚴嚴實實的。老百姓看著滿大街的走私貨，看著王仲一家的飛揚跋扈，心里那是敢怒不敢言。大家私下里都在議論，這海豐哪里還有“包公”，只剩下“包庇”和“包私”了。

04

可是，這世上從來就沒有不透風的墻。王仲以為自己在海豐那一畝三分地上能只手遮天，但他忘了，頭頂上還有黨紀國法，還有無數雙看著他的眼睛。

一九八零年前后，一封封舉報信像雪片一樣飛向了北京，飛向了中紀委。這些信里，字字句句都是老百姓的血淚控訴。他們揭露了海豐走私的猖獗，揭露了王仲一家的貪婪和腐敗。

這事兒終于驚動了中央。那時候主持中紀委工作的是陳云同志，這位經歷過無數大風大浪的老革命家，眼里可是揉不得半點沙子的。聽說廣東那邊有個縣委書記鬧得這么兇，嚴重破壞了改革開放的聲譽，陳云非常重視，先后派出了共計一百多人的調查組南下廣東，誓要把這個案子查個水落石出。

王仲一開始還沒當回事。他覺得自己是老黨員，四七年就參軍了，還是南下干部，以前也立過功。他心里盤算著，這點事兒頂多就是個作風問題，大不了受點處分，官不當了，錢還是自己的，下半輩子照樣吃香喝辣。

為了對付調查組，他可是費盡了心機。在一九八零年三月罪行敗露被停職審查的時候，他依然死豬不怕開水燙。他不僅拒不交代問題，還跟老婆孩子訂立了攻守同盟，把那些贓物轉移到親戚家藏起來，把贓款分散存到各個銀行。

調查組后來查實，王仲把他貪污受賄來的六萬九千多塊錢——這個數字在當時相當于一個普通干部一百年的工資總和——分成了四十二張定期存單，用了幾十個假名字，分散存儲在十四個不同的儲蓄所里。你看看這心思，要是用在正道上，哪怕一半用在工作上，海豐也不至于亂成那樣。

調查組的工作進行得非常艱難。王仲在當地經營多年，關系網盤根錯節，很多人不敢說真話。但是調查組沒有放棄，他們一點點地摳細節，走訪了無數群眾，終于把王仲的罪證一個個給挖了出來。

當那一筆筆觸目驚心的賬目擺在案頭時，所有人都震驚了。王仲不僅收受了六名申請出港人員的賄賂，還以各種名義侵吞了大量的緝私物資。光是他任職的一年多時間里，就侵吞了二百六十三只手表、十七臺收錄機……這些東西按當時的物價估算，價值將近七萬元。

案子查清了，怎么判卻成了個問題。當時有人給王仲求情，說他是老同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能不能網開一面，留條性命。畢竟在那個年代，還沒有因為經濟問題槍斃縣委書記的先例。

這個情況匯報到了陳云那里。陳云聽完匯報，那是真的動了怒。他看得很清楚，這不是王仲一個人的問題，這是關系到改革開放能不能順利進行的大問題。如果讓這種利用職權大發橫財的人逍遙法外，那黨的威信何在？改革開放還怎么搞？

陳云只批示了一句話，意思非常明確：正因為他是縣委書記，起了這么壞的帶頭作用，如果不殺一儆百，怎么能震懾住那股歪風邪氣？對王仲的嚴懲，是對改革開放最大的保護。

這就給王仲的命運定下了最終的調子。那些還想著幫他活動活動的人，這下徹底死心了。王仲自己可能也感覺到了大勢已去，但他直到最后一刻，可能都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會掉腦袋。

05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王仲被正式逮捕，開除黨籍。緊接著，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汕頭分院依法提起公訴。經過審理，王仲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王仲不服啊，他拼命上訴。他覺得這判得太重了，自己不就是拿了點東西嗎，罪不至死啊。可是，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維持原判，并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這一切的程序走完，也就宣告了王仲的末日真的到了。

時間來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這一天，汕頭的天氣有些陰冷。人民廣場上人山人海，一萬七千多名干部群眾聚集在這里，參加這場轟動全國的公審大會。

王仲被押上了審判臺。此刻的他，再也沒有了往日的神氣。他耷拉著腦袋，眼神空洞，看著臺下那些曾經被他視如草芥的群眾。當法官莊嚴地宣讀死刑判決，并下達“立即執行”的命令時，臺下爆發出了一陣雷鳴般的掌聲。那掌聲，是對正義的渴望，也是對腐敗的痛恨。

公審大會結束后，王仲被押往刑場。在走向生命終點的最后時刻，這個曾經貪得無厭的縣委書記，終于流下了悔恨的淚水。但這一切，都太晚了。

他轉過頭，對著身邊的看守人員說了這輩子最后一段話。他讓人一定要記住，當了官千萬不要貪。不屬于自己的東西，千萬別伸手，伸手必被捉。他說希望自己的錯誤，能給國內那些當權者敲響一個警鐘。

這話聽著挺諷刺的，是不是？一個把貪婪演繹到極致的人，臨死前卻講出了最樸素的道理。可惜啊，這道理是他用自己的命換來的，而且是沒有回頭路的那種。

隨著一聲清脆的槍響，王仲倒在了血泊中。這一槍，不僅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也打響了改革開放反腐敗的第一槍。這顆子彈穿透的不僅僅是王仲的胸膛，更是狠狠地擊碎了那些貪官污吏的僥幸心理。

海豐縣的老百姓后來常說，那天槍響之后，感覺海邊的風都干凈了不少。那個曾經烏煙瘴氣的“遠東國際市場”，終于在這一聲槍響中，開始慢慢回歸了平靜和秩序。

王仲那個在黑市上倒騰贓物的兒子，那個在家里藏匿贓物的老婆，后來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這一家子，算是徹底完了。

本來有著大好前程，本來可以成為造福一方的父母官，最后卻為了幾臺電視機、幾塊手表，把自己送上了斷頭臺，把全家送進了深淵。

這筆賬，王仲到死才算明白，可這世上哪有賣后悔藥的呢？那一聲槍響，留給后人的回聲，到現在還在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