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班長姓雷，叫雷震。”
辦公室里算盤珠子撥得清脆，像炒豆子。
埋頭寫字的辦事人員筆尖一停，緩緩抬起頭，眼神直勾勾的，像被什么東西釘住了。
老人被他看得心里發毛，以為自己說錯了話...
1982年的夏天，川北的雨水像是要把天捅個窟窿，沒完沒了地往下倒。
大巴山深處的風，刮起來帶著一股子霉味和爛泥的腥氣。
耿山蹲在自家土坯房的門檻上，看著院壩里積起的一個個渾黃的水洼。
雨點子有黃豆那么大，砸在屋頂的舊瓦片上，噼啪亂響，聲音悶悶的，像是有人在遠處擂鼓。
屋里比屋外好不到哪里去。
房梁被雨水洇成了深黑色，水珠子順著梁柱往下滾，滴滴答答，砸在地上擺著的豁口瓷盆和生銹的鐵桶里。聲音不急不慢，一下，又一下，敲在耿山的心口上。
他已經六十多了，背弓得像一張用了多年的老牛犁。
臉上的褶子，一道疊著一道，能夾死蚊子。他吧嗒著葉子煙，煙霧繚繞，嗆得他咳嗽起來，牽動著胸口的舊傷，一陣陣地疼。
墻上，掛著一張鑲了木框的黑白照片。
照片已經微微泛黃，上面是個穿著軍裝的年輕人，嘴咧著，笑得一臉燦爛，露出一口白牙。那是他的獨子，耿長生。
照片是六年前寄回來的，人也是六年前沒的。
鄰居張瘸子拄著根竹竿，一腳深一腳淺地踩著泥水過來了。他站在耿山家漏雨的屋檐下，把身上的蓑衣脫下來抖了抖。
“老耿，還在瞅？”
耿山沒回頭，從鼻子里“嗯”了一聲。
“你那屋頂再不拾掇拾掇，今年這雨季怕是過不去了。”張瘸子說，“看這架勢，塌下來是早晚的事。”
耿山把煙鍋在門檻上磕了磕，磕出一點灰星。“拾掇？拿啥拾掇？拿手去糊？”
“市里頭發的那筆錢，你咋還不去領？”張瘸子湊近了些，壓低了聲音，“長生都走了這么些年了，那是國家給的，又不是偷的搶的，你犟個啥？”
耿山的手僵了一下。
那筆錢，他知道。長生犧牲的第二年，鄉里就來了通知，讓他去市里民政局領一筆撫恤金。可他沒去。
他覺得那是兒子的命換來的錢，他一花，就好像兒子真的沒了，連點念想都沒了。
他寧愿守著這破屋，守著墻上那張笑臉，就當兒子還在外頭的部隊里，只是信寫得慢了點。
可這幾年，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地里的活也漸漸干不動了。
特別是今年這雨，下得人心慌。屋里的米缸快見底了，墻角堆著的洋芋也開始發了芽。
“去吧。”張瘸子嘆了口氣，“你一個人，總得活下去。長生在天有靈，也不想看你這樣。”
耿山沉默了很久，久到張瘸子以為他不會再開口。
“……去市里的車，啥時候有？”
去市里是件大事。
耿山把自己最好的一件藍布褂子翻了出來，褂子是長生入伍前扯布做的，手肘和肩膀的地方都打了補丁，顏色洗得發白。他對著水缸里晃蕩的人影照了照，用手把翹起來的頭發往下按了按。
他從床頭一個舊木箱的夾層里，摸出一個用油紙包得方方正正的小包。
打開一層又一層，里面是幾張紙。
一張是耿長生的犧牲證明，紙張已經脆了，折痕處快要斷開。還有戶口本，和他自己的身份證明。
他把這些紙重新包好，塞進懷里最貼身的地方，又在外面裹了件打了好幾個補丁的舊軍綠外套。
從村里到鄉上，幾十里山路，全是爛泥巴。
耿山走了大半天，褲腿上甩滿了泥點子。到了鄉里，他花了兩毛錢，在路邊攤上買了個硬邦邦的玉米饃饃，就著自帶的涼水啃了。
去市里的長途班車，一天只有一班。
車身是綠色的，漆掉得斑斑駁駁，像個滿身瘡疤的鐵皮罐頭。
車里塞滿了人，還有捆著的雞鴨和各種山貨，一股子汗臭味、柴油味和家禽的騷味混在一起，熏得人頭暈。
耿山縮在角落里，緊緊護著懷里的東西。車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顛簸，每一下都像是要把人的五臟六腑給顛出來。
他一輩子沒出過幾次遠門，最遠就是到鄉里趕個集。車窗外的景象飛速倒退，從熟悉的青山綠水，慢慢變成了平坦的田野和陌生的鎮子。
一天一夜。
車子停在市里汽車站的時候，耿山是被人群擠下車的。他站在車站門口，看著眼前的一切，有點懵。
馬路上跑的不是牛車馬車，是數不清的自行車，叮叮當當地響成一片。
還有那種方頭方腦的“解放”牌大卡車，轟隆隆地開過去，帶起一陣黑煙。路兩邊是三四層高的樓房，墻上刷著白石灰，掛著各種他看不懂的招牌。
這地方真大，人真多，聲音真吵。
耿山攥著鄰居張瘸子給他寫的地址條，手心全是汗。那張紙條被他捏得又濕又軟。他鼓起勇氣，攔住一個推著自行車的年輕人。
“后生……問一下，這個……民政局，往哪邊走？”
年輕人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身上那件不合時宜的舊軍綠外套和滿是泥點的褲腿，朝前頭指了指：“順著這條解放路一直走，看到那個帶鐘的大樓，再拐過去問。”
耿山道了謝，順著人流往前走。他覺得自己像一滴渾水，滴進了清亮的溪流里，格格不入。
市民政局的牌子掛在一棟灰色的大樓門口。
耿山在門口徘徊了很久，像個做錯了事的孩子，不敢進去。門口站崗的警衛看了他好幾眼。他把心一橫，低著頭走了進去。
他按著地址條上的字，找到了“優撫安置科”。
辦公室里有三張桌子，一個年輕的辦事員正對著鏡子用手梳理頭發，另一個埋頭在算盤上噼里啪啦地打著。
耿山走到那個梳頭的年輕人桌前，把懷里捂熱了的油紙包掏出來，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
“同志，我……我來領點東西。”他說話的聲音很小。
年輕人瞥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個油乎乎的紙包，眉頭皺了一下。
“領什么？”
“撫……撫恤金。”耿山把紙包打開，遞上那張犧牲證明。
年輕人接過去，看了一眼，就開始翻桌上的一個大本子。本子很厚，紙頁都黃了。他翻得很快，嘩啦嘩啦響。
“叫什么？”
“耿長生。”
“哪個部隊的？”
耿山卡住了。他只知道兒子在云南那邊當兵，具體是哪個部隊，信上寫過，但他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老農民，哪里記得住那些數字番號。
“在……在云南。”
年輕人“嘖”了一聲，顯得很不耐煩。“云南那么大，哪個部隊？哪年的事了？”
“六……六年前。”
“六年前？”年輕人把本子合上，往桌上一扔。“太久了，檔案都歸到后面去了，不好找。你這個手續也不全，得有部隊那邊的確認函，還有你們鄉里開的證明。”
耿山聽得一頭霧水。“鄉里……鄉里讓我直接來市里……”
“鄉里說你就來？我們這有我們的規章制度。”年輕人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找不到對應檔案，我怎么給你辦？你先回去，把手續補齊了再來。”
回去？從這兒回到山里，一來一回又是好幾天。路費、吃喝，哪樣不要錢？耿山急得滿頭是汗，黝黑的臉膛漲成了豬肝色。
“同志，你再……再幫我找找……”他搓著手，幾乎是在哀求。
“說了找不到，檔案不在我這兒。”年輕人開始不耐煩地整理桌上的文件，不再看他。
耿山站在原地，手腳都不知道往哪兒放。城市的繁華和陌生，加上眼前這年輕人的冷漠，像兩座大山壓在他心上，讓他喘不過氣。他感覺自己就像個要飯的，在這里礙了別人的眼。
他準備默默地收起東西離開，再想別的辦法。
“老耿，這是怎么了？”
一個聲音從門口傳來。
耿山回頭，看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人走了進來。男人穿著一身干凈的中山裝，戴著眼鏡，看起來斯斯文文的。
梳頭的年輕人站了起來：“秦科長。”
被叫做秦科長的男人點了點頭，目光落在了滿臉無助的耿山和他桌上的那張犧牲證明上。
“這是來辦事的軍屬？”他問。
“嗯，時間太久了，檔案不好找，手續也不全。”年輕人解釋道。
秦科長走到耿山面前，扶住他的胳膊。“老人家，別站著，到我這邊來坐。”
他把耿山引到自己那張辦公桌前，又拿起暖水瓶，給他倒了一杯熱氣騰騰的水，塞到他手里。
“慢點喝，不著急。把事情慢慢跟我說。”
耿山捧著那個印著“為人民服務”的搪瓷缸子，手一直在抖。一股熱流從手心傳遍全身，他那顆被冷風吹得冰涼的心，好像一下子暖和過來了。
他看著眼前這個叫秦科長的男人，嘴唇哆嗦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老人家，你貴姓？”秦衛東的語氣很溫和。
“姓……姓耿。”
“耿師傅，你把證件給我看看。”
耿山把那幾張紙遞了過去。秦衛東接過來，沒有嫌棄上面的油漬和破損，一張一張仔細地看。
“耿長生……好名字。”秦衛東扶了扶眼鏡，看著犧牲證明上的紅章，“是在南邊犧牲的，英雄啊。”
他沒有像那個年輕人一樣追問部隊番號，而是換了個問法。
“耿師傅，你兒子……生前給你寫的信還在嗎？”
耿山搖了搖頭：“家里遭過水，都……都泡爛了。”
“沒事沒事。”秦衛東安慰他，“你別急，我們慢慢核對。你兒子在部隊當什么職務，還記得嗎？”
“是個……兵，后來好像當了個副班長。”
“嗯。”秦衛東在本子上記著，“那他有沒有在信里提過，跟部隊里哪些人關系好？比如同鄉，或者……特別敬佩的領導？”
這個問題，像一把鑰匙，打開了耿山記憶的匣子。
那些模糊的信件內容，那些由村里識字先生念給他聽的片段，一點點在他腦子里清晰起來。
長生的信，開頭總是“爹，你好”，結尾總是“祝你身體好”。中間的內容，大部分是報平安，說部隊伙食好，天天能吃上白面饅頭，說戰友們對他很好，讓他不用掛念。
他很少提訓練的苦，更沒提過打仗的險。
耿山渾濁的眼睛望著窗外，城市的喧囂仿佛遠去了。他好像又回到了自家的院壩里，坐在小板凳上，聽著識字的張先生搖頭晃腦地念著兒子的信。
“……俺娃在信里……提得最多的，就是他那個班長。”耿山的聲音很干澀，像是從一口枯井里發出來的。
秦衛東停下筆，抬起頭，鼓勵地看著他。
“他說……他那個班長，是個好人。”耿山努力回憶著，“是從北邊大城市來的，個子高，壯得跟個鐵塔一樣。打仗厲害，一個人能頂好幾個。就是……脾氣爆，犯了錯，罵起人來兇得很。但他說，班長心里護著他們這些新兵蛋子。”
耿山說到這里，停頓了一下，喝了口熱水，像是要潤潤干得冒煙的嗓子。
“俺娃說，有一回他生病，上吐下瀉，是班長背著他跑了十幾里山路去了衛生隊。還有一回過年，班長把家里寄來的罐頭，分給了班里幾個想家的兵……他很敬佩那個班長。”
秦衛東耐心地聽著，在本子上記錄著這些細節。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小事，有時卻是核實身份的重要依據。
“那……你還記不記得，那個班長的名字？”秦衛東輕聲問。
耿山又陷入了長久的沉默。他用粗糙的手指摩挲著搪瓷缸子，眉頭緊鎖。時間太久了，很多事情都像山里的霧，散了。
他只記得兒子在信里提過，班長姓雷，像打雷的雷。因為他嗓門大，脾氣也像雷公一樣。
“俺娃說，班長姓雷……”
耿山的聲音越來越低，他努力地在記憶的角落里搜尋著。
“叫……叫……”
他忽然想起來了，兒子在最后一封信里提過，說班長教會了他寫自己的名字，也教會了他寫班長的名字，說以后退伍了，要去班長老家看看。
“叫雷震。”
耿山喃喃地吐出了這兩個字。震，是張先生告訴他的，說是打雷時候的那個震。
當“雷震”這兩個字像兩顆小石子，輕輕地從耿山口中掉出來時，辦公室里的一切聲音都消失了。
那個一直在旁邊打著算盤的老同事，算盤珠子停在了半空中。窗外馬路上的自行車鈴鐺聲，樹上的蟬鳴聲，都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掐斷了。
正在低頭記錄的秦衛東，手里的那支英雄牌鋼筆，猛地停在了紙上，留下一個濃重的墨點。
他緩緩地，一寸一寸地抬起頭。
眼鏡片后面的那雙眼睛，先是閃過一絲劇烈的震驚，像是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塊巨石。隨即，那震驚變成了難以置信，他張了張嘴，卻沒有發出聲音。最后，所有的情緒都凝固成一種復雜的東西，有激動，有酸楚，更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解脫。
他死死地盯著耿山那張布滿風霜的臉，足足愣了五秒鐘。
耿山被他這種眼神看得心里發毛，手里的搪瓷缸子都差點沒拿穩。他以為自己說錯了什么，或者提到了什么不該提的人。
就在他局促不安的時候，秦衛東猛地一下站了起來。
因為動作太急，他身下的那把木頭椅子被帶得向后一劃，兩條后腿在水泥地上劃出“刺啦”一聲尖銳刺耳的聲響，在安靜的辦公室里顯得格外突兀。
他沒有理會那把差點倒掉的椅子，繞過寬大的辦公桌，三兩步就沖到了耿山的面前。
他沒有說話，只是伸出雙手，緊緊地，緊緊地握住了耿山那雙粗糙得像老樹皮一樣的手。他的手在微微顫抖，掌心滾燙。
耿山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想把手抽回來，卻被握得更緊。
秦衛東的嘴唇哆嗦著，聲音因為極度的激動而有些變調，甚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哽咽。
“老人家！您...您是耿長生的父親？雷震班長帶的兵...我們可算等到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