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三失軍權，每次復得地位就鞏固一分，到最后無法再動搖

毛主席的無上權威是怎么來的？相信這個問題有不少人思考過，開國元勛們也不止回答過一次，他們的答案不約而同：帶領大家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的一次次勝利。很多人說這是“迷信”，陳毅元帥不否認，因為歷史無數次證明毛主席的英明。毛主席三失軍權，尤以第三次最慘重，沒有正式工作、無所事事2年又3個月時間。這三段低谷，沒有打垮毛主席，反倒讓他站得越來越高。

在1927年夏天，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失敗后，無數仁人志士的鮮血浸濕中華土地，已經有人意識到毛主席的遠見性了。蔡和森說：“毛澤東一向反對中央的農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所痛恨，又為一切農民所歡迎。”

這里有必要說明一下當時中央的農民政策。當國共合作形勢和前景越來越復雜時，毛主席站出來大聲提出，“湖南的農民革命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全中國都應該像湖南一樣，發動農民起來，摧毀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

昔日對毛主席大加贊賞的陳獨秀，這時已經有些跟不上時代的腳步了，他認為毛主席年輕氣盛、過于偏激，認為這樣做會導致本就敏感的國共關系更糟糕、更復雜。

陳獨秀提出，湖南農民運動的后果要由毛澤東負責。陳獨秀的大加反對，并沒有動搖毛主席，毛主席堅信中國農民問題就是中國革命問題，只有農民運動成功了國民革命勝利才能成功。

蔡和森外，李立三和瞿秋白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李立三說：“革命（1927年）失敗前，毛澤東就有這樣的意見，國民黨已經‘死’了（簡而言之，現在這個國民黨不是過去那個國民黨了），但當時很少有人去注意這個意見。”瞿秋白說：“黨內唯一有獨立思想的就是毛澤東。”

蔡和森、李立三和瞿秋白，他們當時都是黨內的黨內大人物，他們的意見傾向自然引起了黨內高度重視。可是當時共產國際的影響力太大了，以至于國內的聲音太“小”。

“八七會議”上毛主席一名候補中央委員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許多同志邀請他留在中央工作。但被毛主席拒絕了，他選擇深入基層、前去地方工作，因為他抓住了革命的要點。離開前，他向當時的中央提了兩個建議：“今后黨的上級機關應該盡心聽一聽下級的報告。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毛主席第一次失去軍權是1927年11月，秋收起義后他把部隊帶上了井岡山。設在上海的中央聽聞此事，一下炸開了鍋：當時中央給毛主席的任務是攻打長沙，中央認為既然長沙未攻克，那就應該重整旗鼓再干一番；而毛主席把隊伍撤向深山，被當時的中央誤判為“畏敵逃跑”、“右傾”、“單純軍事投機的表現”。于是就有人指責其一向驕傲自大、喜歡自作主張。

為了表明中央的政策不能動搖，毛主席的候補委員被撤銷，并收到“開除黨籍”的錯誤消息。毛主席對此沒有氣餒，更沒有選擇離開井岡山放棄革命，他只自嘲了一句自己是“黨外人士”，就繼續勤勤懇懇地建設農村革命根據地，靜靜等待事情的轉機。

雖說不久后，通過閱讀中央正式文件發現“開除黨籍”是誤傳，但后面還有更大的危機。革命的道路從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這條道路上有無數風雨險阻。1929年年中，毛主席第一次失去軍權。

一個姓劉的中央特派員來到紅四軍工作，他曾入云南講武堂、到蘇聯留學，對蘇聯紅軍的做法和條框有所了解。他到紅四軍后，未經實際調查進行深入了解，就對紅四軍的一些原則問題肆意發表看法，直接套用蘇聯紅軍的經驗和制度來改造紅四軍。

毛主席嚴詞拒絕，劉特派員大怒，反手給其扣上一個大帽子：“只強調一切都要從紅四軍的局部利益出發，不按中央的決議和國際的指示辦事。”當時軍內本就有不少同志對毛主席的做法和觀點不大理解，劉特派員的話就像一把火，點燃了紅四軍內的思想草原，大家爭論不休。

毛主席難以接受，更不知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以至于多日輾轉反側、徹夜難眠。后來紅四軍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改選前委，毛主席的前委書記職務毫不意外地落選了。

雖說紅四軍是毛主席一手創建的，雖說軍前委書記由中央指定地方無權更改，但毛主席還是落選了。

毛主席無可奈何地離開，離開前委去做地方工作時，馬還被扣留了。60年后，毛主席想起這件事，心里仍不是滋味：“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點灰溜溜的樣子。”離開不久，因心情不佳等原因，毛主席病倒了，病得很嚴重。

毛主席恢復軍權，還是紅軍打了敗仗，陳毅親自到中央匯報工作后。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總理，周總理充分肯定毛主席的思想和建黨建軍基本原則，表示支持他。當陳毅回到紅四軍，就把毛主席請了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有了毛主席的紅軍，又開始接連打勝仗，根據地越打越大，同志越來越多。

毛主席第二次失去軍權，是1931年夏天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在紅軍接下來的發展方向上，領導層出現意見分歧。

從上海來的中央代表團認為，三次反“圍剿”勝利證明紅軍已經非常強大了，應該積極貫徹中央的進攻精神，敵人的第四次反“圍剿”即將開始，紅軍沒必要休整補充，可以一直進攻，奪取中心城市，實現革命在數省的首先勝利。

毛主席堅決反對，又是拿紅軍早期攻打長沙的戰例勸，又拿敵人的實際情況來分析，可中央代表團就是不采納。毛主席再次被扣上帽子：“右傾保守，有礙紅軍的發展壯大，有礙貫徹中央的進攻路線。”

毛主席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的話再有道理、講的再語重心長，這些在蘇聯留過學、自認為一肚子馬列理論，學過蘇聯革命經驗的年輕人一點都聽不進去。

不久，在一場大會上被一頓狠批后，毛主席紅軍總政委的職務被取消了。毛主席當時的心情既激動，又憤怒，還有化不開的苦悶和痛苦：教條主義害死人，盲目地進攻是對革命同志們生命的不尊重啊，仗哪有這么打。他預見了這場戰爭接下來的發展，卻完全無法阻止，最后他病倒了。

紅軍浩浩蕩蕩開到贛州，圍了整整33天的城，沒把贛州打下來就算了，一部還被敵軍包圍了。眼見事態嚴重，中央代表團的年輕人們就來請正在休養的毛主席出山。當時毛主席的身體還沒恢復，一聽來人是請自己去解圍的，抽身就要走。

賀子珍勸毛主席別急著走，毛主席邊走邊說：“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怎么能坐視不管？”毛主席下山后，日夜兼程趕赴前線。在他的運籌帷幄下，攻贛紅軍脫離險境，紅軍轉頭攻下漳州繳獲頗豐。戰后，在周總理的堅持下，毛主席恢復總政委職務。

第二次恢復軍權的毛主席與周總理、朱德等前線指揮官商量好，準備對紅軍部署進行調整，又有噩耗傳來：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留守在后方的同志似乎看不到攻打贛州的失利，堅決要紅軍不做休整，繼續進攻再進攻。

我們看到這段歷史都感到十分氣結，別提當年的毛主席、朱德等領導人了。那些去過蘇聯留學的年輕人們，自以為得到了崇高的革命智慧，恨不得只用一年就把國民黨打光來證明自己。

1932年10月上旬，后方的中央局趕到前方，著名的寧都會議召開。新賬老賬一起算，毛主席首當其沖被撤軍職，但還能做做政府工作。3個月后，臨時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后，搬到中央蘇區，毛主席的處境變得更加糟糕，徹底成了閑人。博古和洋顧問李德對毛主席嚴防死守，生怕這個在中央蘇區聲望崇高的“山溝溝里的馬列主義”再管事，專門設了個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把他架空在里面當“泥菩薩”。

緊接著，李德和博古又拿毛主席手下的人開刀，就是所謂的“鄧、毛、謝、古集團”。開會批，報紙上批，反正就是各種批。批到最后，沒人敢上門跟毛主席說話了。

博古，在蘇聯留過學、長期做宣傳工作、25年先入國民黨再入共青團、是王明鐵桿的24歲年輕人。

李德，沒有實際指揮過打仗的經歷、僅參與過德國早期工人武裝街頭戰斗、在蘇聯從事情報工作的軍事院校畢業生。

就這份履歷，誰能相信他們倆能帶領紅軍走向革命勝利？當時有很多人信，關鍵還信了2年又3個月。為什么？因為他們背后有共產國際。直到遵義會議的召開，博古和李德還沒醒悟過來，還以為紅軍成這個樣子，只是運氣不好和敵人太強大。但絕大多數同志們已經逐漸醒悟過來了：毛主席，只有毛主席出馬才能絕境逢生、扭轉乾坤，只有他才能帶領大家絕走向革命勝利啊！只是，這個醒悟的代價實在太大太大了。

遵義會議后第三次恢復軍權后，毛主席曾作一首詞，《憶秦娥·婁山關》。其中有兩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這兩句充分體現了毛主席當時的心情。那就從頭再來吧，沒什么大不了。

從此以后，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再沒有發生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