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亞平:怎樣看待我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成本？

中外農產品貿易競爭的溯源與未來

作者按：這是我在2015年前后給研究生授課時的一篇講義，后來在此基礎上作了一些補充，很多事例與數據都是當時采集，分析也是遵循實事求是原則的，但考慮有些觀點與看法同那個時候“紅頭文件”的精神不大一致，本著大局觀念，一直沒有發表。現在可謂是時過境遷，滄海桑田了，當年許多被激烈討論的事情早已或正在得到實踐的檢驗。今天借蒙格斯論壇的專欄機會，又重新作了一點點修改，主要是增加了2015年至2020年間的一些新收集的數據，在內部發表一下，僅供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同仁們批評指正和參考。

編者按：文章將以系列推出，分為《從“自給自足”到“兩個市場”的形勢變化》《外國農產品為什么能在中國城鄉“橫沖直撞”》《中國農產品難與洋貨“刺刀見紅”的幾種說法》《應該怎樣看待我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成本》《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也要冷靜剖析》《農業生產方式多元化視角下的再考察》6部分進行討論，今天發出之四。

回顧：

應該怎樣看待我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成本

我承認一個客觀事實，即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包括勞力與土地在內的各種要素資源的使用價格總體上是呈現上升態勢的。這不是農業領域的獨特“風景線”，而是國民經濟幾乎全產業領域所有產品都在爭先恐后地實施漲價的普遍現象。試想一下，改革開放之初的1989年，廣義貨幣M2的余額僅為12000億元，到2019年上半年，我國廣義貨幣余額高達192.14萬億元。這么多錢，總得找個地方“冒泡兒”。什么都在漲價，沒準兒就是錢多了作怪。

什么都漲價，農業生產、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要素配置當然也要漲價。并且，農業生產綜合成本上升之后，一定會傳遞和轉嫁到農產品銷售價格里去，否則，產、供、銷的鏈條就無法維系正常運轉。我個人認為，從整個物價層面上考察，中國農產品價格一定程度的“溫柔”上漲，至今尚未達到推動農業生產綜合成本惡性攀升的地步。甚至可以說，就中國大宗農產品目前的價格水平與國家的整體物價水平相比較，仍然處在很低的位置。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8億多農民群眾加上數千萬來自城鎮的“知識青年”和“地、富、反、壞、右”分子都被下放到農村務農，使得農業勞動力本來就過剩的情況雪上加霜。由于農業生產方式陳舊落后，基本上依靠人工畜力。1977年糧食總產量僅為2823萬噸（當然還有其他農、林、牧、副、漁等產出），當時國家規定的價格，每公斤優質稻谷連續十余年間統購價僅為0.18元（每公斤優質大米的統銷價則為0.26元）。雖然價格從不上漲，但生產綜合成本極其高，可以說是毫無效益而言。

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蔡昉曾經在一次吃飯的時候回憶當年他在北京郊區縣插隊當“知青”，每天勞動得10個工分，只有0.4元。我在湖北農村上山下鄉務農的那11年歲月里，每天勞動得10個工分，年終結算，10個工分收益僅為0.08元，比蔡院長還慘。

計劃經濟時代，在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制度下，國家推行“統購統銷”政策的目的，是要確保工業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和城市生活的秩序穩定。在國民經濟發展戰略中，農業的使命與地位只不過是服從和服務于這個發展戰略的“配角”而已。所以長期以來，超低水平的農產品價格既不反映使用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系，僅僅只是體現在政策安排上如何有效實現對農業生產剩余和農民勞動剩余的剝奪，成了國家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手段和工具。因此，農產品價格的長期穩定是實現國家發展戰略的保證，生產綜合成本一直被巧妙地掩蓋和消解在城鄉社會經濟的二元結構之中。

同商人追求利潤最大化一樣，農民追求農業生產利益的最大化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過去農業地位“卑賤”，在國家政策的嚴厲統治下，農民不敢奢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辛勤勞動會收獲什么“利潤”，更不可能去努力實現利潤最大化了，連能否保障溫飽都只能是“南柯一夢”?？梢哉f，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二元結構之下，農民是天底下最貧窮的社會群體。1978年開始，國家在原來“統購統銷”的基礎上史無前例地開始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盡管上漲并不多，根本不足以反映勞動成本和使用價值，但這種“皇恩浩蕩”的農產品提價已讓農民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好處。

1978年至1985年間，廣大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之所以能夠像火山一樣噴發，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打破了過去公有制分配關系上的“大鍋飯”制度；二是地方政府部門向農民伸手很少，經濟負擔很輕（這一時期農民的主要負擔是國家每畝50公斤的公糧任務）；三是國家較大幅度地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把農業的生產剩余和農民的勞動剩余絕大部分留給了農村和農民。

然而，國家這種既想提高農民收入，又不想讓城市居民增支的“兩面托”制度安排，不久便使得國家財政補貼性支出不堪重負，只好改變過去由政府直接大包大攬的辦法，逐步引入市場機制。1985年以后，國家決定先以“統購價”之外的糧食為探路的“拐杖”，再將一些統購統銷中不太重要的其他農產品“跟進”到市場隨行就市。決策層當時的戰略意圖大概是希望通過市場化導向給農產品找到一種輔助性的定價辦法，既可以繼續幫助農民增收，又可以規避或少給城市居民發放財政補貼。

隨之而來一個新的重大問題是：如果讓農產品的定價機制充分體現供求關系與價值規律，即主要由市場行為說了算數的話，那么，過去構筑的物價大廈便必然動搖進而整個兒“坍塌”下來。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以來，支撐國家計劃經濟運行秩序和保障國家發展戰略順利實施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城鄉分治的二元化經濟社會結構。這個體制能不能充分發揮效力，關鍵環節是在堅持統購統銷制度，核心基礎是要保證超低水平的農產品物價。只要能夠保障超低價格的農產品供應，國家才能給城市勞動者實行低工資制度，工業經濟與城市發展的綜合成本才能有效地降下來。倘若農產品定價機制發生根本變化，不再由政府“當家作主”的話，經濟社會運行的整列“火車”就必然會出現“脫軌”和發生“顛覆”的危險。

這當然是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兩難”選擇下，政府政策的價值取向最后還是傾向于不斷強化行政手段的調控力度，以穩定市場秩序、保護農民利益為旗號，對大宗農產品盡量實行政府管控，嚴格市場監督，禁止哄抬物價。因此，時至今日，以糧、棉、油為典型的大宗農產品定價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還是由政府“說了算”。實踐證明，凡價格由政府“說了算”的農產品，一定會彰顯其政治屬性，而抑制其經濟屬性。這也是糧食等大宗農產品價格之所以長期處在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

政府對農產品始終掌握定價權的最大理由，就是有利于政府在市場價格激烈波動的“緊要關頭”有效地保護農民的利益。政府的良好動機當然不容懷疑與褻瀆，也確實產生了一定的保護農民利益的積極作用。但這個政策安排在推行中很容易落入兩個陷阱：一是當農業產能過剩時，市場供求關系與價格規律的信號傳遞會失真，對農產品生產以及產業結構起不到及時有效的調節作用；二是久而久之一定會把農民的思想與行為“教傻”了、“慣刁”了，總覺得市場不靠譜，犯不著主動作為，政府則永遠是不可或缺的“保護神”。

可以說，近30年來以糧食為代表的大宗農產品價格的相對固化，遠遠落后于其他商品的漲價水平，證明了政府的保護價維護的是農產品的物價穩定，卻很難保障農民的持續增收。與不斷飆升的其他領域如工業、商業、金融業特別是房地產業的產品價格相比，農民務農的實際收入絕對是持續下降的。

按照農業貿易促進中心上面算的賬，中國的水稻平均畝產472公斤，平均售價為2.44元，畝均成本為1151.11元。在湖北省農村，2019年50公斤早稻的國家收購價僅為116元，中、晚稻為126元（如果賣給上門收購的糧販，價格為105元、108元、110元不等），就算畝產500公斤，產值也按最高價1160元計，亦等于一條“黃鶴樓”牌香煙的銷售價，甚至不如半瓶貴州“茅臺酒”。再刨去畝均成本1151.11元，農民能剩余多少？就這么個“豆腐渣”價錢，城里的專家學者還要責怪其土地租金與勞動報酬太高，務農的人們特別是種糧的農民還活不活！

現在的農村到處都在撂荒，主要根源不是因為生產成本過高，而是比較效益本來就太低。當然，兩者之間確有必然聯系。但是，就算種田零成本，糧價全是純收入，但以湖北省農民戶均3.4人、耕地5.6畝計，每畝1160元，總共6000元左右的純收入也是斷然無法脫離貧困的，更談不上從此走上富裕小康的金光大道。

湖北的狀況在全國農村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性。因此，國家應該順勢而為，重塑農產品科學合理的價格機制，系統地、精準地對長期以來農產品超低價格現象予以撥亂反正，我認為這是對農業經濟活動內在規律的老實遵循，也是對廣大農民兄弟們辛勤勞動和無私奉獻的起碼尊重，更是對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根本保證。

問題在于，長期習慣于農產品超低價格的人們至今仍喋喋不休地責備農民“不爭氣”，包括一些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也把中國農業之所以被陷在“陰陽兩界”垂死掙扎的“罪過”，包括中國大宗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之所以不能“刺刀見紅”的根本原因都不依不饒地歸結為農產品生產的綜合“成本太高”。

2016年，農業農村部原常務副部長萬寶瑞來湖北荊門考察農村，我當時負責全程陪同。座談時老部長用十分沉重的口吻對參加座談會的同志講：我國農業已進入生產高成本時代，糧食、大豆、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農產品每畝投入量的增加快于同期每畝產出量的增加，收益率明顯下降。在農產品生產投入增量中，直接生產成本上升是推動農業生產總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種子、化肥、農藥、農膜、機械作業、排灌、土地租金、勞動力等成本，占總成本80%以上。

萬寶瑞部長的看法是，中國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農業生產資料；二是生產服務費用；三是土地租金與勞動力價格。陳錫文主任2017年10月在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講座時指出：2008年以后，中國由于沒有管控好要素價格，導致土地租金、租金利息和勞動成本等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不斷提高，因此農產品價格也快速上漲。事后我曾經專門詢問過陳錫文主任，是不是可以把中國農業綜合生產成本之所以高居不下的責任，主要歸結為當前農村土地流轉價格和農民人工勞動報酬的不斷攀升上？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應該可以這樣認為。”

其實，持此論者不光只有陳錫文主任，包括相當多的省部級領導干部和我在前面已經提及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農業貿易促進中心在內的國內不少人，也一直對土地流轉價格與農民勞動報酬的快速上漲耿耿于懷而口誅筆伐，認為這就是中國農業生產綜合成本居高不下的病痛之根與禍害之源。

我個人覺得這個觀點恐怕存在錯誤，至少需要重新商榷，并希望通過嚴格算賬之后將其糾正過來。因為這種說法不大符合我們中國農業農村的實際情況。即使有些地方可能出現類似現象，也只是屬于特殊性而缺乏普遍性。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務農收益的不斷走低，農民越來越多地選擇走進城打工之路，農業邊緣化、副業化趨勢更加明顯。這個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進程而日益突出的時代特征，為包括土地在內的農業資源集約化提供了條件。不少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將自己名下的承包責任田通過“合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向種田能手、種田大戶和農業企業流轉，導致規模經營活動不斷地多了起來。而少數專業大戶和農業企業也需要雇傭農民勞動，從而使得土地流轉價格和農民人工勞動報酬上漲在抬升農業生產綜合成本的過程中呈現了一定的作用。

這種客觀情況雖然各地都存在，但在全國農村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不足以“扛”起推動農業生產綜合成長大幅上升的主要責任。也就是說，問題真正的“癥結”不在這里。

2017—2018年間，湖北省社科院在我的率領下前后組織過三次較大規模的專項調查。在對種田樣本進行具體算賬時發現，真正把土地流轉費與勞動人工費計入綜合成本的只是那些需要流入土地和雇傭勞力的種養大戶與農業企業，但他們在農村土地流轉的總面積中所占比重很小。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全國農村規?；戏绞》?0畝以上、北方省份100畝以上）耕種面積占全部實際耕地耕種面積的比重為僅28.6%。還有71.4%的農戶土地屬于當年的承包責任田，主要由自己耕種。至于說是不是主業或兼業，則另當別論。

即使耕地規模經營的面積達到了28.6%，同時也算這些規模經營的大戶和公司給原承包農戶繳納了過多的土地流轉費用，支付了很高的雇傭農民報酬，加在一起，充其量也不到30%。其實，在湖北省廣大農村，土地流轉費用的多少與用地性質密切相關。若用于種植蔬菜，每年每畝約為400元；用于種植水果約為600元；用于種植藥材約為800元；用于養魚養蝦約1000元；用于旅游業約為1000元以上。真正用于種糧植棉的土地流轉費則比較低。2019年，在我們采集的80份樣本中，江漢平原、鄂東南丘陵、鄂西北山區皆不同，小塊與連片的價格也各異，但平均起來每畝每年為256元，再貴的話便無法流轉而只有撂荒了。

按照“農業貿易促進中心”提供的核算數據，中國每畝水稻的土地租金為149.71元，種棉花每畝土地租金為37.21元，皆比湖北省農村普遍低得多，占總成本的比重很小，豈能把中國農業綜合成本越來越高的“棍子”打在農村農民的身上！

根據湖北省農業農村廳的統計，2019年全省通過土地流轉而擁有100畝以上的大戶與企業比重僅為17%，其中還有相當部分屬于“返租倒包”方式，地租負擔實際上又轉回到農戶頭上。例如湖北省“種糧大戶”侯安杰曾經從大冶、陽新兩個縣的八個鄉鎮、35個行政村、1.9萬戶農民手中流轉了2萬多畝耕地，但真正由侯安杰團隊直接使用機械耕種的土地面積尚不足1000畝，其余絕大部分耕地則是通過“反租倒包”的形式給了原來的農戶分散耕種。

湖北省農村土地流轉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是一種非市場性的暫時交易活動，絕大多數只會靜悄悄地在村內小農戶和親友之間進行，而且價格很低甚至不少是免費行為。前提條件是：一旦遭遇外出打工“不可持續”情況時，你必須能夠迅速將承包田還給我。盡管地方政府反對農村這種不規范的“私自”流轉，但這一方式始終延續至今，比重高達69%。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小農戶數量占到農業經營主體98%以上，小農戶從業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這個數據正好與我們的調查結果很接近?？梢哉f，此現象不光湖北省農村有，在中西部地區也帶普遍性。

對于廣大具有“自耕農”性質的小農戶來說，核算種田成本時一般都會對土地租金與活勞動投入忽略不計，認為土地是自己的承包責任田，在自己的耕地里勞動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算土地租金、計勞動報酬完全是“脫褲子放屁”之舉。我曾經進村入戶給很多農民親自算過生產經營成本賬，他們都沒有把支付土地租金與勞動報酬作為成本核算的項目要求。由此可以看出，把我國當前農業綜合生產成本急劇上漲和主要農產品價格迅猛攀升的“罪惡”，歸結給土地流轉費貴與人工勞力費高，顯然缺乏足夠說服力。

作者簡介：宋亞平，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政協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