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簡史：石油財富、“局外人”與“例外論”

委內瑞拉在歷史上長期是西班牙帝國的偏遠邊疆地帶。1498年至1811年，這片位于南美洲北緣的土地處于西班牙殖民統治之下。如果說盛產貴金屬的秘魯和墨西哥是西班牙國王王冠上的“寶石”，那么委內瑞拉則是“一片被棄置無用的土地”。在殖民者看來，當地沒什么有價值的礦產資源，也缺少可以供應歐洲市場的農牧商品。在西班牙統治當地的300多年間，這里主要作為一個防御前沿發揮作用（如同阿根廷和智利）。

1560年至1632年，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圣盧卡爾，神父和僧侶們手持旗幟、圣杯、禮拜書和圣體光，為前往委內瑞拉的探險做準備。此圖出自《紐倫堡科勒家族回憶錄、傳記筆記和詩歌等》。

19世紀初，委內瑞拉成為最早宣告獨立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之一。1811年，當地群眾宣布這塊土地獨立。此后，一場艱苦卓絕的獨立戰爭在這片土地上展開。它先是成為大哥倫比亞共和國（la Gran Colombia）的組成部分，后在1830年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獨立戰爭時期崛起的軍事領導人走向政治前臺，掌握執政權力。他們既依靠自己掌握的軍事力量威懾、打擊地方分離勢力，又通過發展對外貿易籠絡地方實權派。這些做法有效推動了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使領土疆域得到鞏固。

獨立以來，這個年輕共和國經歷一輪又一輪治亂循環的考驗。先是一位“強人”依靠武力執掌大權，然后在內外壓力之下黯然退場；接下來，一群“強人”趁亂而起，爭權奪利。一種記述認為，該國在1830年至1903年出現39場全國革命，爆發127次起義。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委內瑞拉的整體形勢趨于穩定，但國家建構依然面臨巨大的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力依然有限，其權威難以向外圍地區、向下層社會有效滲透。自由放任思想的流行，微薄的財政收入，都意味著政府難以拿出資金用于改善公共服務。

石油的大規模開采使委內瑞拉在20世紀初迎來前所未有的轉機。該國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也具有優越的區位和開采條件，對外國石油公司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從而能夠在短時間內崛起為世界石油生產和出口中心。對委內瑞拉而言，石油帶來的出口收入超過以往任何一種大宗出口商品。在石油收入的推動之下，該國經濟實現持續而快速的增長。至1970年，它已躋身當時世界上最富有20個國家行列，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僅在拉美位居榜首，還超過了西班牙、希臘和以色列。就富裕程度而言，此時的委內瑞拉距離發達國家行列并不遙遠。

石油的大規模開采不僅在經濟領域帶來重大改變，還影響到委內瑞拉社會的方方面面。石油收入強化了中央集權，地方政府再也無力挑戰中央的權威；石油繁榮使該國形成大規模內部人口遷徙，助推城市化進程，重塑了階級構成；伴隨城市化的推進和階級結構的變動，新的社會集團和政治行為體開始崛起，并改變了國家的政治面貌；石油強化了大眾對國家的認同，各派政治力量積極參與討論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石油收入。簡而言之，1900年以來，沒有哪個拉美國家像委內瑞拉一樣經歷如此整體性的轉變。

石油成為委內瑞拉構建現代政治體制的經濟基礎。20世紀中期，該國成功實現從威權體制到民主體制的轉型。在1958年之前，該國是民主化水平最低的拉美國家之一；在1958年之后，該國因其民主體制的高制度化水平和穩定運轉而被視為拉美的“民主櫥窗”。該國不但建立民主體制，還形成一套支撐民主體制穩定運轉的治理體系。這一體系以石油收入為“潤滑劑”，以精英和解與精英共識為政治基礎，由國家在經濟社會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國家通過主要政黨控制的職團網絡分配石油收入，能夠使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滿足，從而達成跨階級合作。換言之，石油收入使委內瑞拉獲得寶貴的經濟資源，從而有能力化解政治風險、緩和社會矛盾。20世紀60年代，軍事政變浪潮席卷拉美，該國卻能夠保持民主體制的穩定運轉；一些拉美國家備受游擊戰的困擾，該國卻能夠享受和平與繁榮。在許多研究者看來，這些表現足以使委內瑞拉成為拉美當代政治之中的“特例”。

委內瑞拉帕拉瓜納半島拉斯彼德拉斯的殼牌石油公司煉油廠。視覺中國 圖

石油既促使委內瑞拉走向繁榮和穩定，也帶給這個國家巨大的不確定性。該國以一種不均衡方式融入全球地緣政治和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之所以融入，是因為石油這種“黑金”對全球資本主義發展至關重要；之所以不均衡，是因為作為一個脫胎于殖民統治的“外圍”石油出口國，委內瑞拉政治-經濟發展進程與那些不受該國控制的政治-經濟力量緊密相連。對石油的依賴一旦形成，委內瑞拉就不斷遭受國際市場波動帶來的沖擊，經濟的大起大落成為常態。石油使該國從一個“考迪羅的無政府狀態轉向一種外圍依附的狀態”。該國從高度依賴可可，到高度依賴咖啡，再到高度依賴石油，始終沒有擺脫單一經濟的基本格局。

石油繁榮帶來“兩個委內瑞拉”：一個是有著現代化石油經濟的委內瑞拉，是美國的盟友；另一個是遲遲無法解決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委內瑞拉。在這個國家，一部分人受益于石油財富，可以前往歐洲逍遙度假，可以在周末到邁阿密瘋狂購物；更多的人處于石油業的陰影之中，其生活境遇在石油繁榮到來多年之后依然沒有根本改善。

在很長時間里，“委內瑞拉例外論”的光環籠罩著這個國家。一批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認為，該國擁有民主體制、強政黨和自由選舉，能夠控制軍隊，并以制度化方式化解矛盾。它的民主體制是穩定的、獨特的，也是優于其他拉美國家的，堪稱發展中國家的榜樣。1958年以來的委內瑞拉民主體制不僅超過許多拉美國家，甚至可以在一些方面與歐洲國家相媲美。隨著石油國有化在1976年實現，該國國民的樂觀主義情緒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當時，該國經濟保持高增長，而失業率很低，巨額的產業投資預示著經濟的多元化。在許多委內瑞拉人看來，自己的祖國可以依靠石油收入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認為委內瑞拉不同于其他拉美國家，因為它已經克服了長期折磨該地區國家的經濟政治危機。

“委內瑞拉例外論”幻象最終被殘酷的現實擊破。20世紀80年代，石油價格暴跌使該國出口收入銳減，經濟狀況急劇惡化。政府被迫在1983年2月18日實施的匯率浮動，導致本幣“玻利瓦爾”出現嚴重貶值。這一狀況意味著以石油收入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油價的下行、經濟的衰退、不斷加劇的通脹，都意味著政府無力維持以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維持精英共識和跨階級合作的物質基礎遭到破壞。另外，國家能力不足的痼疾暴露出來，政府一直規避進行必要的經濟調整或結構性改革，整個國家遲遲難以適應伴隨石油收入減少而來的新現實。時至20世紀80年代末，第二屆佩雷斯政府在成立之初就發起實施一場重大經濟結構改革。這場改革意在削減財政負擔、提升經濟效率、緩解石油收入下降帶來的經濟壓力，卻因為行事不周、犧牲下層民眾利益而激化了社會矛盾。20世紀90年代，該國政治穩定的“外衣”被徹底撕裂。兩場未遂軍事政變在同一年接連爆發，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總統因涉嫌貪腐而被彈劾解職，兩大政黨逐漸喪失對政局的控制力。

20世紀80年代以來，委內瑞拉經歷著一場深刻而長期的轉型。在經濟領域，委內瑞拉迫切需要降低對石油的依賴和拓寬經濟基礎，邁向一種非食利的、生產型的經濟。在社會領域，該國需要實現更高程度的融入，使下層民眾能夠充分享有石油財富以及由此帶來的發展成果。在政治領域，該國面對的時代重任是打破精英政治，沖破舊政治集團對權力的壟斷，使大眾實現充分的政治參與。

當地時間1974年3月16日，奧地利維也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召開為期兩天的會議，旨在討論原油價格。參與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厄瓜多爾、加蓬、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亞、尼日利亞、卡塔爾、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委內瑞拉、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視覺中國 圖

查韋斯崛起之時恰恰是委內瑞拉的政治經濟體制喪失活力之際。1998年，他作為政治“局外人”歷史性地贏得總統選舉，成為拉美左派崛起進程中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事件。他在執政之后發起“玻利瓦爾革命”，尋求以激進方式重構國家政治體制，積極探索具有自主性的發展道路。在“冷戰”結束以來的拉美民選總統之中，他是以社會主義定義自身政治事業的第一人，提出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謀求把本國轉變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查韋斯的執政代表著對委內瑞拉現狀的巨大改變，他廣泛動員在蓬托菲霍時期受排斥群體，取得一連串耀眼的選舉勝利。在他執政后，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的分配發生巨大的改變，下層民眾開始在各領域事務中發揮更加積極和重要的作用，成為新社會理念、文化觀念和政治改革的支持者和踐行者。這些做法引發民意的嚴重分化和劇烈的政治對抗。在他執政期間，朝野雙方圍繞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DVSA）控制權進行激烈爭奪，反對派頻頻策動罷工和停工歇業，查韋斯政府在2002年幾乎被一場軍事政變推翻。擁查派和反查派相互對立、激烈論爭，以致該國的國內形勢被媒體形容為一場“冷內戰”。

2013年3月5日，查韋斯總統在加拉加斯病逝，宣告一個時代的終結。他也許是委內瑞拉歷史上最具爭議的政治領導人物。每個人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對他。窮人對他滿懷崇拜，把他視為現實世界的救世主；批評者對他的理念不屑一顧，給他貼上的標簽是“強人”、“獨裁者”、“考迪羅”或“民粹主義者”。

在許多委內瑞拉人看來，查韋斯是第一位代表他們利益的總統。他們之所以把選票投給他，是因為支持他為改善教育、食品供應和醫療所做的一切。他不是這個國家第一個把“窮人”這個名詞整天掛在嘴邊的領導人，也不是第一個拿出石油財富幫助窮人的領導人；但是，從來不曾有任何委內瑞拉領導人能夠像他這樣兌現諾言，實實在在地為窮人花錢。

政治人士和政治研究者對查韋斯的評價充滿尖銳的分歧，但他們實際上達成這樣一個共識：查韋斯在1998年當選總統代表著一場確定無疑的變革，這個國家再也不同于以往。無論對查韋斯是愛還是憎，人們都認為他把委內瑞拉人從沉睡中喚醒，使窮人獲得權力。他就如同一名休克療法師，既使人們看到這個國家存在的尖銳階層分裂，也充分利用了這種階層分裂。簡而言之，查韋斯拆毀了“大壩”，打開了“閘門”。

政治“局外人”查韋斯能夠在1998年奇跡般地當選總統，能夠迫使兩大政黨徹底“靠邊站”。這種盲目狀態反映了“委內瑞拉例外論”帶給這個國家的嚴重誤導。

一批學者對散見于各文獻的“委內瑞拉例外論”進行了總結和概括。這一看法包含三大組成部分：第一，相較于其他拉美國家，委內瑞拉是受到上天眷顧的；第二，委內瑞拉能夠避免出現劇烈的階級或種族沖突，或避免出現此類情況；第三，委內瑞拉的民主體制是穩固的，政治文化是健康的。在許多學者看來，委內瑞拉無疑是受到上天眷顧的，因為該國擁有巨額的石油收入，能夠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和顯著改善大眾的生活狀況。1958年以來，該國形成一套能夠保障國家可治理性的政治體制。兩大政黨成為民主體制之下的主導性行為體，競爭性選舉定期舉行，執政權在不同政府、不同政黨之間實現平穩交接。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其他拉美國家頻頻發生軍事政變或陷入內戰，該國依然能夠保持文人執政和政治穩定。一種有利于民主體制運轉的政治文化業已形成。民主體制恢復以來，政治精英按照合作協議長期合作。政府掌握關鍵性的石油收入，努力使各個社會集團從中受益，從而推動形成跨階級合作。簡言之，委內瑞拉越是逆地區趨勢而動、避免出現威權政府或陷入內戰，“委內瑞拉例外論”就越是能夠給各方留下強烈的觀感。

“委內瑞拉例外論”之所以在美國學者中廣為流行，是因為它與美國的“冷戰”需求高度吻合。20世紀60年代初，大多數拉美國家在古巴革命道路和軍事獨裁政權之間進行抉擇。此時此刻，委內瑞拉的民主體制成為上述兩種道路的替代選擇。評論者指出，當時的美國政府把委內瑞拉視為推動整個中美洲加勒比地區走向穩定的關鍵國家。肯尼迪政府把賭注押在委內瑞拉民主體制上，以后的美國政府再也無法獲得這樣一個押注的機會，而這次押注的確帶來了回報。委內瑞拉之所以如此受到美國的認可，是因為貝當古比其他拉美國家領導人更成功地建立了美國想要看到的那種民主體制；1958年以來，該國歷屆民選政府實施了美國期望拉美國家實施的那些方針政策。因此，美國政府和美國的石油公司竭力把委內瑞拉吹捧為一個值得第三世界效仿的政治經濟發展榜樣。

委內瑞拉馬拉開波湖，馬拉文石油公司的一座石油鉆井平臺。視覺中國 圖

“委內瑞拉例外論”的流行也反映了石油業對委內瑞拉的深遠影響。該國發現石油之后的時代被描述為傳統和現代性相遇，進而重構這個國家靈魂的時代。許多在石油業供職或在石油關聯行業工作的人后來成為該國政界、貿易界和產業界的重要人物。他們的觀念包含諸多有關石油業及其對國家重要性的迷思。這些觀念之一就是：石油業是委內瑞拉獲取現代性的方式。在他們看來，石油業使本國出現一些現代的特質或行為模式，也就是形成所謂的石油業“集體意識”（例如紀律、效率、工作道德和精英領導體制），因而使石油業從業者不同于委內瑞拉的其他社會群體。可以認為，石油的開發不僅為委內瑞拉帶來租金導向的經濟，也帶來快速現代化的幻想。外國石油公司借機把自己塑造為委內瑞拉破除自身落后性和第三世界地位（thirdworldism）的依靠，通過“播種石油”推動委內瑞拉的經濟現代化。

“委內瑞拉例外論”自20世紀80年代起走向破滅。1983年2月的“黑色星期五”意味著委內瑞拉的石油增長模式失去動力。第二屆佩雷斯政府在成立伊始遽然發起新自由主義改革，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1992年，兩場未遂軍事政變相繼爆發。1993年，佩雷斯總統因貪腐被彈劾和解職。兩大政黨日漸衰敗，喪失對政局的掌控能力。原來那種認為委內瑞拉能夠像發達國家一樣化解沖突、保持穩定的論斷再也無法站得住腳。這個曾經廣受認可的民主體制變成了一個“問題”，其濃厚的精英色彩和強烈的排斥性備受指摘。丹尼爾·H.萊文不禁發出感慨，這個國家已經從“委內瑞拉例外論”走向“拉美化”。可以認為，80年代以來的政治不穩定、經濟形勢惡化和不平等加劇擊碎了有關委內瑞拉擁有一個“例外的”民主體制的迷思，也為查韋斯的政治崛起鋪墊了基礎。

對委內瑞拉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如何跨越歷史形成的鴻溝、找到屬于自己的發展道路是一項艱巨卻無法回避的任務。那種聲稱“西方就是歷史”的論斷把歐洲視為現代性的來源；脫胎于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國家被認為天生無法創造屬于它們自己的新發展道路，或無法擺脫歷史設定的發展軌跡。一些發展中國家曾經采取模仿，甚至復制歐美的做法和模式，卻在前進過程中喪失自主性；即便它們取得短期的成效，也不免在隨后陷入停滯與動蕩。就此而言，探索一條自主發展道路雖然艱難，但能夠讓一國把發展的主動權緊握在自己手中，真正做到劈波斬浪、行穩致遠。

《透視委內瑞拉：石油國家、查韋斯和玻利瓦爾革命》，王鵬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本文摘編自王鵬著《透視委內瑞拉：石油國家、查韋斯和玻利瓦爾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有刪節，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來源：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