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二叔在社保局那棟灰撲撲的老樓里，混了整整二十八年。
臨退休前三個月，他把我拉到小區那棵老槐樹下，手指頭攥得發白，聲音壓得極低：“雨涵，將來你自己辦社保的時候，繳費基數那個數字，千萬千萬要核對清楚。”他頓了頓，喉嚨里滾過一陣沙啞的響動，“一個字都不能錯，不然……就像我一樣，一輩子吃悶虧。”
當時我只當是長輩慣常的嘮叨。
五十八歲的老科員，在同一個崗位上熬白了頭發，臨了有些感慨，再正常不過。
我甚至笑著寬慰他，說他辛苦一輩子，總算能享清福了。
我怎么也沒想到，這句看似平常的叮囑，會像一顆埋進土里的地雷。
更沒想到，二叔那二十八年的沉默里，壓著那么多人的晚年，以及一個隨時可能將他、甚至將更多人卷入其中的秘密。
直到他倒下的那個下午，直到我顫抖著打開他抽屜最深處那本發黃的筆記，那些密密麻麻的數字和人名，才像潮水般涌來，冰冷地淹沒了我所有自以為是的認知。
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
01
家族聚會定在城東新開的本幫菜館。
包間里熱氣蒸騰，大圓桌中央的轉盤緩緩轉動，清蒸鱸魚、油爆蝦、紅燒肉的香氣混雜在一起。
十來口人，聲音高高低低，話題無非是孩子升學、房價漲跌、誰家又添了新車。
二叔宋建民坐在靠窗的位置，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五十八歲了，背微微佝著，穿著件洗得發白的灰藍色夾克，袖口有些磨損。
頭發花白，梳得整齊，但額前幾縷總是固執地翹著。
他只是夾著眼前那盤青菜，慢慢吃著，很少動遠處的葷腥。
“建民，下個月就退了吧？”坐在主位的大伯嗓門洪亮，端著酒杯，“二十八年，不容易啊！來，哥敬你一杯，總算熬出頭了！”
桌上其他人也跟著附和，酒杯叮叮當當地碰過來。
二叔端起面前的小半杯啤酒，勉強笑了笑，嘴唇碰了碰杯沿，卻沒喝多少。
“是，是到頭了。”他聲音不高，帶著點常年伏案工作的人特有的、微微的沙啞。
那笑容很淺，浮在臉上，沒進眼睛。
我坐在他斜對面，正好能看見他垂下眼皮時，眼角堆起的細密皺紋里，藏著一種難以形容的疲憊，甚至是一絲……落寞？熱鬧是他們的，他像是坐在一層透明的罩子里，隔絕了所有的喧囂。
席間，母親徐淑珍和二嬸聊起我新工作的事。
“雨涵這回的公司總算給正經交社保了，還是國企改制，正規。”母親語氣里透著滿意。
二嬸便接話，說社保的事可大可小，將來養老看病都指著它呢。
二叔原本半低著頭，聽到這話，夾菜的手幾不可察地頓了一下。
他抬起眼，目光越過喧鬧的桌面，落在我臉上。
那眼神很復雜，有擔憂，有欲言又止，還有些別的，當時我沒看懂的東西。
飯后，大家陸續散去。二叔落在最后，穿他那件舊夾克時，動作有些遲緩。我在門口等母親拿外套，二叔走了過來。
“雨涵。”他叫住我，聲音壓得很低，走廊里暖黃的燈光照著他半邊臉，另外半邊隱在陰影里。
“二叔，怎么了？”
他左右看了看，確認近處沒人，才微微傾過身。
他身上有淡淡的煙味，還有舊紙張和墨水混合的氣息，那是他辦公室的味道。
“剛才飯桌上說的，你新公司辦社保的事，”他喉結動了動，似乎每個字都要用力才能擠出來，“將來手續到了你手里，繳費基數那個數，千萬千萬要盯緊了。”
走廊那頭傳來親戚的笑語，他像是受驚般，又湊近了些，嘴唇幾乎碰到我的耳朵，氣息溫熱而急促：“一個字，一個標點都不能錯。自己算，自己看，別信別人說的。”他抓住我的小臂，手指有些涼，力道卻很大，“一定記住了，不然……像我一樣，一輩子吃悶虧。”
說完，他立刻松開了手，恢復成那副沉默寡言的樣子，仿佛剛才那一刻的急切只是我的錯覺。
他朝我點點頭，轉身，佝僂著背，慢慢走進了電梯間昏暗的光線里。
我站在原地，手臂上被他抓過的地方似乎還殘留著冰涼的觸感。
心里有些莫名，更多的是不以為然。
繳費基數？不就是工資條上的數嘛，公司人事難道還會弄錯？二叔在社保局待久了，大概看多了糊涂賬，職業病。
我搖搖頭，把這點小插曲拋在了腦后。
窗外的城市燈火通明，車流如織。
我不知道，二叔那句沉重的叮囑，像一顆不起眼的石子，已經投入了我平靜生活的湖面，漣漪正在看不見的水下，一圈圈悄然擴散開去。
02
新公司在一棟氣派的玻璃幕墻寫字樓里，十七層。
人事部經理姓袁，叫袁建，四十多歲，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穿著合體的深色西裝，笑起來眼角有細細的紋路，顯得干練又親和。
“程雨涵是吧？歡迎歡迎！”他熱情地與我握手，手掌厚實有力，“你二叔是宋建民？老宋啊！我們可是老同事了，在一起共事快二十年了。他做事那個認真勁兒，全局上下都知道。”
他一邊說著，一邊利落地帶我走流程，簽合同，講解規章制度。
他的辦公室寬敞明亮，文件擺放得井井有條，窗邊綠植長得郁郁蔥蔥。
提到二叔時，他語氣熟稔，帶著老同事之間那種無須多言的了解，這讓我初來乍到的緊張感消退了不少。
“這是你的勞動合同和社保登記表，需要填的地方我都標出來了，”袁建將一疊文件推到我面前，手指在幾處空格上點了點，“尤其這里，月繳費基數，按你合同上的基本工資填就行，公司部分和個人部分都是根據這個基數計算的。”
繳費基數。二叔的聲音毫無征兆地在我腦海里響起，低沉而嚴肅：“千萬千萬要盯緊了……一個字都不能錯。”
我拿起筆，對照著勞動合同上的數字，工工整整地在登記表上寫下：陸仟叁佰元。
寫完后，我又下意識地核對了一遍合同編號、身份證號，最后目光落回那個墨跡未干的數字上。
六千三，沒錯。
“袁經理，這個基數……我填好了，您看對嗎？”我把表格遞過去，指著那處。
袁建接過來，目光快速掃過，笑容依舊和煦：“對的，就是這個數。放心，咱們公司操作很規范，社保這塊我經手十幾年了，錯不了。”他拿出公章，在需要的地方逐一蓋上鮮紅的印跡，動作流暢而自信，“后續的申報、繳納，我們人事部都會統一處理好，你就安心工作。”
他話語里的篤定，讓我覺得自己剛才那點謹慎有些多余。
是啊，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二叔大概是在那個老舊的、充滿了各種歷史遺留問題和糾紛的辦公室里待得太久，把什么事情都想得復雜了。
手續辦完，袁建親自送我出人事部。
“回去替我向老宋問個好，”他站在門口，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訴他，別總皺著個眉頭，馬上退休享福的人了，放寬心。”
我笑著應下，心里卻滑過一絲異樣。
袁建提起二叔時，那種熟稔中，似乎總隔著一層什么。
像是例行公事的客套，又像是……一種微妙的距離感？或許是我多心了。
走在回工位的走廊里，透過明亮的玻璃窗，能看到樓下馬路上縮成玩具車大小的車流。
這座城市高效運轉，每個人都按照既定的軌道前行。
我的社保登記表已經歸檔，那個“陸仟叁佰元”的數字，也將被錄入某個龐大的系統，成為決定我未來福利的一個冰冷參數。
袁建那句“錯不了”還在耳邊回響，可我莫名地，又想起了二叔在昏暗走廊里，那雙緊緊抓住我胳膊的、帶著涼意和巨大力量的手。
那感覺如此清晰，與眼前明亮、高效、一切井然有序的現代化辦公環境格格不入。
一絲極淡的疑慮，像初春河面的冰裂，悄然無聲地綻開了一條細縫。
03
周末，母親燉了山藥排骨湯，讓我給二叔送去。
“你二叔最近看著氣色不太好，話也更少了，”母親一邊往保溫桶里裝湯，一邊嘆氣，“怕是退休前心里不踏實，你去看看他，陪他說說話。”
二叔家住在老城區，一棟八十年代末建的職工家屬樓，樓道里光線昏暗，墻壁斑駁，空氣中彌漫著舊家具和油煙混合的味道。
我敲開門，二叔穿著一件領口有些松垮的舊毛衣來應門，看到是我，臉上擠出一點笑意。
“雨涵來了，進來坐。”屋里陳設簡單，甚至有些過時，但收拾得異常整潔，幾乎到了刻板的地步。
茶幾上的報紙邊角對齊，遙控器放在固定的位置，連沙發靠墊都拍得方正正。
我把湯放在餐桌上，二叔給我倒了杯水。
他動作有些遲緩，坐下后，目光落在窗外光禿禿的梧桐樹枝上，很久沒說話。
窗臺上的幾盆綠植倒是長得精神，葉子綠得發亮，與他本人的憔悴形成鮮明對比。
“二叔，工作……都交接得差不多了吧？”我試著找話題。
“嗯，差不多了。”他收回目光，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杯壁，“該交出去的，都交了。二十八年……一晃就過去了。”
他的聲音很飄忽，不像是在對我說，更像是在自言自語。屋子里很安靜，能聽到墻上老式掛鐘秒針走動的“嘀嗒”聲，規律得讓人心慌。
“二叔，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遲疑著問，“袁經理，就是袁建，讓我給您帶好，還說讓您放寬心，享受退休生活。”
聽到“袁建”這個名字，二叔的身體幾不可察地僵了一下。他放下水杯，杯底與玻璃茶幾接觸，發出一聲輕微的脆響。
“袁建……”他重復了一遍這個名字，嘴角扯動了一下，卻不是一個笑容，更像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苦澀，“他……是能干。”
接下來又是沉默。
那沉默并非空無，而是沉甸甸的，仿佛塞滿了未能出口的話語，壓得人喘不過氣。
二叔幾次抬眼看向我，嘴唇翕動，像是鼓足了勇氣要說什么，但最終都化作了喉間一聲幾不可聞的嘆息。
“二叔，”我往前傾了傾身，“您上次跟我說，辦社保要注意那個繳費基數，是不是……在單位遇到什么事了？跟數字有關的？”
他猛地抬起頭，眼睛里有瞬間的驚慌，像被什么東西燙到了一樣。
但那驚慌一閃即逝，很快被更深沉的疲憊和一種近乎絕望的灰色所覆蓋。
他避開我的視線，重新看向窗外，聲音低得幾乎聽不清：“沒事……能有什么事。就是干這行久了，見得多，怕你們年輕人不懂，吃虧。”
他抬起手，用力搓了搓臉，從額頭到下巴，反復幾次，似乎想搓掉滿臉的倦意，也搓掉某些更沉重的東西。
“二十八年啊……”他又喃喃地念叨起來，這次聲音里帶了點顫音，“我對不起……好些人。雨涵，二叔這輩子……有時候晚上睡不著，閉眼就是那些數字，那些名字……”
“建民！”門突然被推開，二嬸買菜回來了，手里拎著幾個塑料袋，帶進一股室外的寒氣。
她看到我，笑著打招呼，隨即嗔怪地看向二叔，“又跟孩子瞎念叨什么呢？我看你就是退休前綜合癥，東想西想，自己嚇自己。雨涵，別聽你二叔的，他這陣子壓力大，凈說些沒頭沒腦的話。”
二叔像是被按下了靜音鍵，立刻噤了聲，剛剛那片刻幾乎要溢出的情緒瞬間收斂得無影無蹤，又變回了那個沉默寡言、有些木訥的中年人。
他起身去接二嬸手里的菜，動作恢復了平常的遲緩。
離開二叔家時，天色已近黃昏。
老舊居民樓窗戶里陸續亮起昏黃的燈光，炊煙裊裊。
回頭望去，二叔家那扇窗戶也亮了，隔著有些污漬的玻璃，能看到他模糊的身影在廚房里忙碌，微微佝僂著。
母親打電話來問情況，我把二叔那些語焉不詳的話和她莫名的焦慮說了。
母親在電話那頭嘆了口氣：“你二叔啊，就是太老實，太較真。在單位那么多年，不爭不搶的，臨到退休，心里恐怕是有些落差，又總擔心自己一輩子沒辦過什么錯事吧？別多想，過段時間退了休，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就好了。”
真的是這樣嗎？只是退休前的心理落差和過分謹慎？可我腦海里，反復回放著二叔說起“對不起好些人”時，眼中那一閃而過的痛苦和驚惶。
那不像是對職業生涯碌碌無為的遺憾，更像是一種具體而尖銳的、日夜啃噬良心的負罪感。
那些他閉眼就能看到的數字和名字，究竟是什么？
04
新公司的工作漸漸步入正軌。我在市場部，同事大多是年輕人，氣氛活躍。午休時，大家喜歡聚在茶水間，邊吃外賣邊閑聊。
那天，話題不知怎么拐到了養老上。坐我對面的李姐，三十五歲，孩子剛上小學，正處在所謂“中年焦慮”的峰值。
“我現在就開始愁以后養老了，”李姐扒拉著飯盒里的米飯，眉頭緊鎖，“你們聽說沒？我家隔壁單元有個老爺子，以前是化工廠的，退休金聽說少了好幾百，去問了無數次，腿都跑細了，到現在也沒個明白說法。”
旁邊剛結婚的小趙接口：“這種事不少見吧？我舅姥爺也是，原來在紡織廠，退休金算下來總覺得不對，跟當初說的有出入。去社保局問，人家拿政策一變再變搪塞，表格算法復雜得要命，老頭自己根本搞不清，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可不是嘛，”李姐壓低了聲音，“我聽那老爺子的老伴兒說，好像就是當年辦退休時，有個什么基數沒弄對，后來就再也改不過來了。一輩子的事兒，吃個啞巴虧。”
基數。
這個詞像一根細針，猝不及防地扎了我一下。茶水間嗡嗡的說話聲，窗外馬路的噪音，瞬間仿佛退遠了一些。我捏著筷子的手指微微收緊。
“基數？是繳費基數嗎？”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問道，比平時稍微快了一點。
“對對，好像就是這個詞兒！”李姐看我感興趣，說得更起勁了，“說是工資的一部分，用來算你交多少社保，將來領多少退休金的。當時填表的人馬虎，或者單位想少交點錢，給你往低了寫，以后你領錢就少了。等你發現，早過去多少年了，找誰去？”
小趙聳聳肩：“所以說，咱們現在每個月交社保，那個數字到底對不對，誰也不知道。全憑公司人事良心和業務水平。萬一錯了，幾十年后才發現，黃花菜都涼了。”
“良心？”李姐嗤笑一聲，“這年頭，良心值幾個錢？還是自己多個心眼兒吧。”
同事們后續又聊起了別的，房貸、孩子的補習班、新上映的電影。但我卻有些心不在焉，勺子無意識地攪動著碗里的湯。
二叔焦慮的面容，含糊的叮囑，“對不起好些人”的低語，和李姐口中那個因基數錯誤而養老金縮水、維權無門的老爺子的身影，慢慢地、詭異地重疊在了一起。
難道二叔那些異常，不僅僅是個人的多愁善感或職業倦怠？難道他口中的“悶虧”，和這些流傳的、關于養老金莫名減少的都市傳說之間，存在著某種真實的聯系？
這個念頭讓我坐立不安。下午上班時，我趁著工作間隙，悄悄打開了瀏覽器。在搜索框里，我遲疑了片刻，輸入了：“社保繳費基數錯誤影響”。回車。
大量的信息涌了出來。
政策解讀、計算公式、維權案例、專家建議……網頁的光在屏幕上閃爍。
我點開幾個看起來靠譜的鏈接，快速瀏覽著。
一行行文字跳進眼睛：“繳費基數直接決定個人賬戶儲存額……”“基數申報不實，可能導致退休待遇受損……”“歷史遺留基數錯誤糾正確有難度……”
那些原本陌生的、冰冷的專業術語，此刻卻仿佛帶著重量，沉甸甸地壓下來。
我忽然想起入職時，袁建經理那流暢的動作和篤定的笑容，想起他蓋下公章時那聲清脆的“啪嗒”響。
我的那張登記表，那個“陸仟叁佰元”，此刻在我心里打上了一個小小的問號。
我又嘗試搜索“社保局 歷史錄入錯誤”，但相關的公開信息很少，大多語焉不詳，或者被引向繁瑣的官方流程說明。
關掉網頁，屏幕上反射出我自己有些怔忡的臉。
茶水間同事的閑聊或許只是捕風捉影，網上的信息也未必能直接對應什么。
但心里那點疑慮的種子，一旦被風吹動，便悄然生出了細弱的根須。
我看著窗外鉛灰色的天空，想起二叔家那扇亮著昏黃燈光的窗戶。
他沉默地坐在那片燈光里，守著的，究竟是一個即將安然落寞的職業生涯尾聲，還是一個被他背負了多年、已然不堪重負的秘密？
我需要知道答案。
不僅僅是為了二叔那些令人不安的低語，或許，也是為了很多年后，在某個午后，不會像茶水間議論的那個老爺子一樣，對著數額不對的養老金賬單，感到茫然與無力的，我自己。
05
接到電話時，我正在整理一份下周要用的推廣方案。
手機屏幕上跳動著母親的名字，接通后，傳來的卻是二嬸帶著哭腔、語無倫次的聲音：“雨涵！雨涵你快來醫院！你二叔……你二叔他……”
我的大腦空白了幾秒，才反應過來她在說什么。腦溢血。昏迷。正在搶救。
趕到醫院時，搶救室外的走廊上已經聚了些人。
二嬸癱坐在長椅上，被兩個親戚扶著，臉色慘白，渾身發抖。
母親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淚，看到我，立刻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心一片冰涼。
“下午還好好的，說去單位最后整理點東西……”二嬸斷斷續續地哭訴，“回來就說頭疼，躺下就沒起來……送到醫院就……醫生說出血量很大……”
搶救室的門緊閉著，上方“手術中”的紅燈亮得刺眼。
那紅光投在慘白的墻壁和冰冷的地磚上，映得每個人臉上都帶著一種不真實的惶惑。
時間被拉長了，每一分每一秒都粘稠難熬，只能聽到壓抑的啜泣聲、急促的腳步聲，以及自己心臟在胸腔里沉重而雜亂的搏動。
不知過了多久，紅燈滅了。
門打開，醫生走出來，口罩上方的眼睛帶著疲憊。
我們立刻圍了上去。
“暫時搶救過來了，但還沒脫離危險期，出血對腦部功能影響很大，后續情況……要看恢復。”醫生的語氣謹慎而不樂觀，“先去重癥監護室觀察。”
二叔被推出來的時候，我幾乎沒認出他。
頭上纏著厚厚的紗布，臉上罩著氧氣面罩，露出的皮膚是一種毫無生氣的灰白。
各種管子從他身上延伸出來，連接到旁邊嘀嗒作響的儀器上。
那個總是微微佝僂著、沉默寡言的身影，此刻一動不動地躺在那里，仿佛生命已經被抽走了大半，只剩下脆弱不堪的軀殼。
他會被轉到重癥監護室，家屬不能隨時探視。
混亂中，有人提到二叔單位的東西還沒拿，辦公室鑰匙在他隨身帶的舊公文包里。
二嬸精神恍惚，母親要陪著，這任務便落到了我頭上。
社保局那棟老樓，即使在白天也顯得有些昏暗。
走廊狹長，墻壁是上半截綠、下半截灰的舊式粉刷，油漆有些剝落。
空氣里有灰塵、舊文件和某種消毒水混合的味道。
二叔的辦公室在二樓走廊盡頭，一間不大的屋子，和另外兩個老職員共用。
靠窗那張陳舊木桌就是二叔的。
桌面上異常干凈，只有筆筒、臺歷、一個掉了漆的搪瓷杯，以及一盆小小的、葉子有些發蔫的綠蘿。
仿佛主人只是暫時離開，很快就會回來，拿起那支用了很多年的鋼筆，繼續埋頭于那些無窮無盡的表格和數據。
我定了定神，開始收拾。
抽屜沒鎖，里面大多是些沒用完的文具、過期的文件、幾本政策匯編。
東西不多，很快就能收完。
但我總覺得，這不應該是一個工作了二十八年的老職員全部的“遺產”。
太干凈，太單薄了，單薄得有些不正常。
我的目光落在桌子側面一個不起眼的、帶鎖的小抽屜上。
很老式的黃銅鎖，小小的。
鑰匙……我試著用從二叔公文包里找到的那串鑰匙挨個去試。
其中一把最小的、已經有些磨損的銅鑰匙，插進去，輕輕一擰，“咔噠”一聲，鎖開了。
抽屜里空空蕩蕩，只有最底層，躺著一個用牛皮紙包著的、扁平的方方正正的東西。
我把它拿出來，入手有些沉。
解開系著的舊棉繩，牛皮紙散開，里面是一本筆記本。
很老式的那種硬殼筆記本，紅色塑料封皮已經褪色發白，邊角磨損得厲害。
我翻開第一頁，時間的氣息撲面而來。
紙張泛黃，有些脆，上面是二叔那工整、甚至有些刻板的手寫字跡。
但內容卻讓我的呼吸為之一窒。
不是工作記錄，不是學習筆記。
那一頁頁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名、身份證號碼，后面跟著一串數字。
那些數字的格式我很熟悉，正是社保繳費基數。
但詭異的是，很多人名后面，不止一個基數，而是兩個，用不同的筆跡、不同的顏色標注著。
有的數字被圈起來，打了問號；有的后面用小小的字寫著“已詢，稱不知情”；有的則只有一道深深的劃痕。
我快速地翻動著，越往后翻，手越抖。
那些人名，很多看起來年齡都很大了，姓氏地址也集中在本市幾個老廠區、老單位。
筆記本中間部分，一些名字后面，開始出現簡短的備注：“王桂蘭，棉紡廠退休，差額約180/月”、“李建國，機械廠，差額約220/月，其子來詢過一次”……
翻到筆記本最后幾頁，記錄變得稀疏，字跡也越來越潦草、顫抖。最后那頁，只有孤零零的幾行字。最上面一行，日期是“2003.11”，下面寫著：
“系統升級，批量導入。基數參數設置錯誤，三千余條記錄整體低錄約15%。當日操作員：袁建（主導）、宋建民（復核）。發現人為：宋建民。報告無果。”
緊接著這行字下面，是另一段，墨跡更深，筆尖幾乎要劃破紙背：
“知情人皆沉默。袁言‘牽涉太廣，糾正引地震，領導意思維持’。我……未再堅持。此為我二十八年最大之恥，亦為心病之源。每筆少錄，皆在吸老人之血。我愧對良心，無顏見彼等。——建民”
最后，在這段話的下方，還有一行小字，像是近期才添上的，字跡因顫抖而歪斜：
“雨涵入職‘華興’，袁仍在。其基數，須核！！！”
我的血液仿佛在瞬間凝固了，又轟然沖上頭頂，耳朵里嗡嗡作響。
重癥監護室里二叔蒼白昏迷的臉，眼前這發黃紙頁上顫抖的懺悔，袁建那親切干練的笑容，還有我自己社保登記表上那個“陸仟叁佰元”……所有支離破碎的線索、預感、異常，在這一刻，被這本沉重如鐵的筆記，冰冷而殘酷地串聯在了一起。
這不是小疏忽，不是個例。
這是一個持續了可能近二十年、影響數千人的系統性錯誤。
而我的二叔，既是無意的發現者，也是被迫的沉默者，更成了被這份秘密日夜折磨的囚徒。
我的手抖得厲害，幾乎拿不住筆記本。
窗外，暮色四合，社保局老樓的輪廓在漸濃的夜色里顯得模糊而沉重，像一頭沉默的巨獸，吞沒了太多本該清晰的數字和人生。
二叔倒下了，但這本筆記，把他二十八年的沉默，震耳欲聾地砸在了我的面前。
06
醫院走廊的消毒水氣味濃得嗆人。
我坐在重癥監護室外的長椅上，懷里緊緊抱著那個牛皮紙包，指尖冰涼，身體卻一陣陣發燙。
筆記本里那些密密麻麻的人名和數字，像一群沉默的幽靈，在我眼前晃動，耳邊則是二叔潦草字跡發出的無聲吶喊。
三千余條記錄，整體低錄約15%。
簡單的百分比背后，是三千多個活生生的人，是他們在漫長歲月里被悄然削薄的晚年保障。
二叔計算過那些“差額”，每月一百多、兩百多，看似不起眼，但十年、二十年累積下來呢？那是一個足以改變許多老人生活質量的數字。
而“袁建”這個名字，像一根冰冷的刺，扎在筆記最關鍵的位置。
主導操作的是他，當年提出“維持”的是他，如今親切幫我辦理社保、笑著說“錯不了”的，還是他。
一個在系統里完美隱身了十八年的“錯誤”，一個可能仍在繼續的“慣例”。
我感到一陣惡心，更多的是憤怒和后怕。
如果我沒有看到這本筆記，如果我完全信任了袁建那套“專業”的說辭，我的“陸仟叁佰元”，是否也會在某個環節，悄無聲息地變成另一個更低的數字？然后在幾十年后，成為一個讓我啞口無言的“悶虧”？
不行。不能就這樣算了。
二叔寫下“須核！！！”時，用的是三個重重的感嘆號。
那不僅僅是對我的提醒，或許也是他深埋心底、未能實現的抗爭渴望。
他現在躺在里面，無法言語，但真相不能陪著他一起沉默。
我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首先，要核實。筆記里的人，那些還在世的，他們是否真的遭受了損失？當年是否真的被搪塞過去？
我翻到筆記本中間部分，找到一個記錄相對詳細的名字：賈惠芳，后面標注著“棉紡廠退休，住和平新村17棟302，差額約180/月”。
就從這個開始。
和平新村是典型的舊式工人村，紅磚樓房排列密集，樓間距很窄。
找到17棟302室，我敲了敲門。
過了好一會兒，門開了一條縫，一位頭發花白、面容慈祥但眼神警惕的老太太探出頭來。
“您找誰？”
“請問是賈惠芳賈阿姨嗎？”我盡量讓聲音顯得溫和，“我……我是社保局退休人員檔案核對工作的志愿者，想找您了解一點以前的情況，方便嗎？”
聽到“社保局”，老太太的眉頭幾不可察地皺了一下，但看我年輕，態度也誠懇，還是打開了門。
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干凈，墻上掛著老照片，窗臺上養著幾盆花草。
我簡單說明了來意，隱去了二叔和筆記的具體信息，只說是核對歷史檔案時發現一些記錄可能不夠清晰，想了解她退休金發放是否有過疑問。
賈阿姨給我倒了杯水，坐下后，嘆了口氣：“疑問？怎么沒有。當年剛退休那陣兒，算來算去，就覺得比一起退的老姐妹少一截。跑去問，接待的人倒是客氣，拿了我的資料進去查，出來就說沒問題，都是按政策算的，可能是我工齡或者職稱上有點差別。”她搖搖頭，眼神有些遙遠，“政策啊，算法啊，我們這些老工人哪里搞得清？問了幾次，都是這個說法，也就算了。就是心里頭，總覺得有個疙瘩。”
“那您還記得，當時幫您查資料的，大概是哪位工作人員嗎？或者，有沒有印象特別深的事情？”我小心地問。
賈阿姨想了想：“具體人不記得了，都是隔著柜臺。不過……有一次，是個年紀挺大的男同志，看起來挺面善，他拿著我的單子，看了很久，眉頭皺得緊緊的，還跟旁邊一個年輕點的說了句什么‘基數好像……’，話沒說完，那年輕點的就打斷他，說系統不會錯。那老同志就沒再吱聲了。”她頓了頓，“后來再去，好像就沒見過那個老同志了。”
我心里一緊。那個“老同志”，會不會就是二叔？他試圖提出疑問，但被“年輕點的”——很可能就是袁建——迅速壓制了下去。
離開賈阿姨家，天色已晚。
冷風吹在臉上，我卻覺得心頭有一股火在燒。
一個活生生的例證，與筆記上的記錄對上了。
這不是臆想，不是猜測，是真實發生、并且可能仍在影響著許多人的錯誤。
回到臨時住處，我打開筆記本，再次翻看。
那些名字不再僅僅是符號，他們背后是一個個像賈阿姨這樣的老人，有著具體的住址、模糊的疑惑和無奈接受的“疙瘩”。
二叔的愧疚，如此沉重，如此具體。
但我一個人的力量太微弱了。
直接去找袁建質問？打草驚蛇。
向社保局舉報？筆記里寫得明白，“報告無果”，且“知情人皆沉默”，系統性的問題，牽涉的可能不只是袁建。
二叔沉默十八年，或許正是深知其中阻力。
而且，我自己的社保基數呢？袁建經手辦理的。如果他還在用同樣的手法呢？
我打開電腦，登錄了本市的社保個人查詢平臺。
輸入身份證號，密碼，心跳得飛快。
頁面加載出來，我的參保信息一條條顯示。
目光急急地鎖定在“月繳費基數”那一欄。
屏幕上，清晰無誤地顯示著：伍仟玖佰元。
不是陸仟叁佰元。少了整整四百元。
一股寒意從脊椎骨竄上來，瞬間蔓延到四肢百骸。
袁建的笑容，他蓋章時那自信的“啪嗒”聲，他讓我“放心”的話語……全都成了最辛辣的諷刺。
他真的做了手腳，在我入職的第一個月，在我二叔剛剛反復叮囑過我之后！
這不是歷史遺留問題。這是正在進行中的蠶食。而我，差一點就成了下一個“悶虧”的受害者，下一個幾十年后對著賬單困惑的老人。
憤怒過后，是一種冰冷的清醒。
這件事，比我預想的更嚴重，更迫近。
袁建，或者他背后的什么，不僅掩蓋著過去的大錯，還在繼續著類似的操作。
二叔的倒下，或許并非全然意外？那個“系統升級”的錯誤，到底是如何被掩蓋得如此天衣無縫，讓數千人緘默至今？
我合上筆記本，將它緊緊抱在胸前。
窗外的城市燈火璀璨，卻照不進我此刻心底的寒意。
我知道，我已經踏入了一片危險的泥沼。
二叔用二十八年的隱忍和一本筆記，把揭開真相的責任，無形中傳遞到了我的手上。
而第一個警告，來得比我想象的還要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