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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歷史,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勞的奮斗的總結,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遺忘的戲劇的總和。”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寫下的這句判詞,在近日的國際新聞中迎來了它最新、卻也最古老的一幕。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空軍一號”上向隨行記者宣稱,委內瑞拉是一個“死掉的國家”,而美國“正在掌權”。他直言不諱的目標是“全面獲取委內瑞拉的石油及其他資源”。當地時間1月4日,他還將矛頭指向古巴、哥倫比亞、墨西哥,展現出對拉美地區前所未有的強硬姿態。
這一現代強權政治的直白宣言,與馬爾克斯筆下那個關于徒勞與遺忘的百年寓言,在歷史的這一刻猛烈碰撞,并與委內瑞拉一個世紀前就已開啟的宿命輪回呼應——當1914年馬拉開波湖畔的第一口油井噴涌出“黑色黃金”時,這個國家便踏上了一條充滿榮耀與詛咒的征途。它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也讓整個民族陷入了資源魔咒的漫長輪回。馬爾克斯筆下那個“注定被遺忘”的預言,正在這片蘊藏著全球最豐富石油資源的土地上,緩緩展開它復雜而悲愴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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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鈔票因大幅貶值,被窮人用來做成包
資源的幻象:石油財富下的結構性陷阱
委內瑞拉的經濟命運與石油價格的綁定,是一個貫穿其20世紀至今的深刻悲劇。
20世紀初,因工業化高速發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資本競相介入委內瑞拉石油工業。
1914年,英荷殼牌石油公司在馬拉開波湖東岸發現梅內格蘭德油田,著名的蘇馬克Ⅰ號油井噴涌出的不僅是原油,更是殖民擴張的野心。短短數年間,73家外資石油公司如禿鷲般蜂擁而至,對委投資呈幾何級數增長,將委內瑞拉推向全球石油版圖的中心。
資本與鉆機的狂歡,催生了驚人的數據躍遷。整個1920年代,委內瑞拉石油產量暴漲近200倍,出口額激增約116倍。至1926年,石油出口額徹底碾壓農產品,這個南美國家被強行推入“石油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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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石油分布示意圖
在滾滾黑金的推動下,該國經濟實現了持續而快速的增長。至1970年,它已躋身全球最富裕的20個國家行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僅在拉美獨占鰲頭,甚至超越了西班牙、希臘和以色列。1973年,委內瑞拉政府的財政收入超過了以往所有年份的總和,這個國家的繁榮似乎堅不可摧,距離發達國家俱樂部僅一步之遙。
但也在這個鼎盛的70年代,委內瑞拉前石油部長、歐佩克聯合創始人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預言,“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們就會看到,石油將給我們帶來毀滅。”并給石油起了個特別的名字:“魔鬼的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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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石油工廠
“魔鬼的糞便”、“工業的黑金”,石油帶來的繁榮與穩定,與它所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石油帶領著委內瑞拉以一種極其不均衡的方式融入全球地緣政治和資本主義市場,但也讓其命運與不受自身控制的外部力量緊密捆綁。國際市場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引發委內瑞拉國內經濟的驚濤駭浪,大起大落成為常態。
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繁榮”,與其說是健康的崛起,不如說是在全球資本與地緣政治夾縫中,一座依附性繁榮的脆弱沙堡。這座沙堡的基石,在1980年代油價暴跌時,便已開始松動,最終在21世紀徹底崩塌。
拉美“沙特”的誕生與崩潰
石油締造的“繁榮-崩潰”周期,也深刻塑造了委內瑞拉的政治進程。
20世紀60年代,軍事政變與游擊戰的陰霾籠罩著拉丁美洲,馬爾克斯寫出驚世名著《百年孤獨》,但與此同時興起的,是“委內瑞拉例外論”。
彼時的委內瑞拉,獨享著難得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人均GDP曾高居世界前列,石油收入如潤滑劑般維系著社會的運轉。
憑借穩定的民主體制和繁榮景象,西方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將委內瑞拉譽為拉美政治的“特例”與發展中國家的“榜樣”。學者們盛贊其擁有民主體制、強大的政黨體系、自由選舉,并能夠以制度化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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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1963年
1976年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完成,將國民的樂觀情緒推向高潮。在經濟高增長、低失業率的背景下,巨額的石油收入仿佛預示著經濟多元化的光明前景。
但委內瑞拉真得例外嗎?
“教科書式的民主”之下,“石油繁榮”的紅利,仍如海市蜃樓,看似觸手可及,卻始終未能真正惠及這片土地的主人。
根據世界銀行1970年的專項調查數據,當時委內瑞拉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群體,掌控了國民收入的65%——這一比例甚至超過同期多數拉美鄰國;而占人口40%的底層民眾,僅能分享8%的國民收入。這種財富分配格局,呈現典型的“金字塔式”結構,而非石油繁榮許諾的“橄欖型”社會。
1969年,委內瑞拉的極端貧困率約為22.3%,意味著超過兩成人口的基本食物需求難以保障。若計入臨界貧困群體(收入高于食物成本但低于基本生活成本),這一比例躍升至近半數人口。這些被繁榮敘事遺忘的群體,主要分布在農村與城市邊緣地帶,成為社會結構的底層基座。
1967年前后,該國基尼系數高達0.55–0.60,屬于全球最高不平等區間。至1975年,雖因石油收入推動的社會福利政策微降至0.50,但仍遠超國際警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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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印證這種“捧著油碗的饑民”的錯位的,無疑是“教科書式的民主”下的選票結果——“代表窮人利益”成為政客贏得民心的有效口號。
1973年,委內瑞拉政客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以“窮人之友”的形象開啟競選之路。他雇傭美國政治顧問團隊,采用全套美式選戰手法,在貧民窟的臭水溝間跳躍、與窮人擁抱,這種前所未有的政治營銷使他在選舉中獲得48.7%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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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向一個“偉大的國家”
而且佩雷斯的運氣好得驚人。同年10月,贖罪日戰爭爆發,中東產油國實施禁運,國際油價從每桶2美元飆升至35美元。委內瑞拉石油收入暴增,開啟“Gran Venezuela”時代。佩雷斯高舉“石油屬于人民”的旗幟,在1976年推動石油工業國有化,同時啟動規模空前的530億美元支出計劃,建設基礎設施、提高社會福利。此時委內瑞拉贏得“南美沙特”稱號,周邊國家難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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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在于,“油價持續上漲”到底是可預期的現實還是幻想?
當時,石油占委內瑞拉出口總額的93%,政府收入的63%,國內生產總值的19%。國家財政的命脈已完全與國際油價的脈搏綁定,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從龐大的社會福利計劃、政府日常開支到基礎設施投資——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斷流入的假設之上。
佩雷斯雄心勃勃的支出計劃遠超委內瑞拉的經濟承受能力,同時國有化過程伴隨嚴峻的腐敗問題,佩雷斯與其情婦塞西莉亞·馬托斯及其“十二使徒”小圈子通過政府工程牟利。到任期結束時,民眾已對這位“花錢大王”的無序支出深感不滿,盡管汽油價格低廉,但農業癱瘓,政府需補貼進口80%的食品。
1979年接任的總統路易斯·埃雷拉·坎賓斯盡管受益于伊朗革命帶來的油價二次上漲,并盡力完成前任項目,但結構性危機已無法避免。1983年2月18日“黑色星期五”,油價下跌引發本幣玻利瓦爾嚴重貶值。盡管危機程度不及日后,但標志著依靠石油收入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經濟衰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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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年,委內瑞拉的新歷史開始悄然啟幕——年輕軍官烏戈·查韋斯在一棵名為Samán de Güere的樹下創建了“玻利瓦爾革命運動-200”(MBR-200)。該組織后來成為挑戰傳統政治格局的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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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油價再次低迷,導致卡爾德拉政府政績不佳、民生困頓,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98 年委內瑞拉大選前的基尼系數為48.1,全國最富有的20%人口掌控著超過50% 的財富。從1988年到1998年,人均實際收入下降35%,普通民眾的購買力被惡性通脹吞噬。
傳統政治資產信用開始崩塌,新興政治勢力則開始通過激活底層群體的“痛苦期權”完成逆襲。
1998年,查韋斯抨擊寡頭集團、承諾將石油利潤“還富于民”,并站在垃圾山上對貧民呼喊“我不會辜負你們的痛苦”,狠狠拿捏住了60%的貧困人口和大量“絕望的中產階級”。
當年年底的大選之后,查韋斯以56%的得票率PK掉了所有競爭者,登上總統寶座。
但問題在于,查韋斯所激活的底層群體的“痛苦期權”,又要怎么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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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韋斯的“玻利瓦爾革命”:是救贖還是更深的詛咒?
拉美政治舞臺從不缺乏浪漫主義的英雄敘事,從切·格瓦拉被神化的殉道者形象,到查韋斯在貧民窟的激情演講,這些符號化領袖曾讓無數左翼青年甚至部分傳統右翼政客心馳神迷。然而政治終究不是史詩文學,革命浪漫主義必須直面殘酷的經濟算術——民眾的飯碗問題。
1999到2013年的查韋斯執政初期,“玻利瓦爾革命”看似非常成功,豐厚的石油收入被大量用于社會福利和民生項目,人均GDP顯著提升,貧困率下降。但其本質仍是石油紅利的產物——這一時期恰逢國際油價因多重因素(包括“911”事件后的地緣政治動蕩)開啟長達十年的超級牛市,國際油價從每桶10美元附近飆升至超過100美元,期間委內瑞拉人均GDP從約4800美元躍升至近13000美元,貧困率從23%降至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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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經濟的繁榮未能帶來更豐富的產業,委內瑞拉對石油的依賴不降反增。
查韋斯推行了激進的資源國有化政策:2001年頒布的新《碳氫化合物法》規定在所有合資項目中,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持股不得低于51%;2006年收回32塊外企油田;2007年將奧里諾科重油帶項目收歸國有,并大幅提升礦區使用費。
這些措施雖在政治上強化了資源主權敘事,并將超過80%的石油收入用于社會福利,短期內改善了底層民眾生活,但這一“浪漫敘事”背后,是外資的撤離與技術的衰退:
2007年,查韋斯政府將奧里諾科重油帶項目強制國有化,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等國際巨頭撤資,帶走了至關重要的資本與重油開采技術。
國有化進程在強化政治象征意義的同時,并未有效提升石油產業的專業效率與管理能力,PDVSA逐漸從一家商業化企業轉變為政策工具,據國際能源署數據,委內瑞拉原油日產量從20世紀末的350萬桶高峰,暴跌至2025年的約100萬桶,產能利用率不足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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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歷年石油產量示意圖
同時,經濟對石油依賴度不降反升,石油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例從1999年的37%升至2009年的86%,經濟結構愈發單一。
查韋斯確實不一樣,他扭轉外資主導石油業的局面,他將石油收入用于社會福利,真正實現了佩雷斯的政治口號:“石油是屬于人民的戰略產業”。
可問題在于,把外資掌控了數十年的石油重新收歸國有,把石油收入公平的分配給底層的浪漫敘事,似乎仍然被石油“統治”。
而查韋斯的繼任者,也未能擺脫這一“統治”。
難以擺脫的石油宿命
馬杜羅的困境在于,他既是查韋斯政治遺產的繼承者,也是結構性矛盾的“背鍋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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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杜羅在2013年接任總統后,迎面撞上的是一場由國際油價暴跌引爆的全面經濟危機。2014年,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下跌,北海布倫特油價一度跌至每桶不到76美元,這對石油出口占國家外匯收入約96%的委內瑞拉造成了巨大沖擊。該國出口油價在半年內下降了約30%。
這場危機迅速演變為惡性循環:2014年委內瑞拉經濟增長率為-3.9%,國內商品出現嚴重短缺,貧困率回升至上世紀90年代末的水平。危機在后續幾年持續加劇,2015年通脹率飆升至550%,失業率高達25.4%;到2018年,該國GDP暴跌超過22%,惡性通脹率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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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爾畫像與撿食垃圾的小女孩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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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一個5口之家。破爛的冰箱里只有一袋玉米粉和一瓶醋
隨著國際油價暴跌并持續低迷,委內瑞拉經濟遭遇“自由落體式”衰退,真實GDP在2013至2019年間萎縮了約65%,創下和平時期全球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紀錄之一,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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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查韋斯到馬杜羅,政策選擇與外部制裁固然加速了危機的爆發,但“油價上漲帶來短暫繁榮,油價下跌引發深刻危機”的委內瑞拉興衰周期,是比任何單一領導人政策都更為深層的病根。
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如癮君子般被石油深度綁架。
數據顯示,盡管 2010 年后受美國制裁影響石油產能下滑,但委內瑞拉經濟整體萎縮使石油占 GDP 比重未顯著下降,石油產業本身及其相關活動,占據了GDP的約三分之一。
直至2024年,石油對財政收入的貢獻占比仍高達65%–70%,占出口總額的79.6%–89%。這種單一依賴,使得國家在面臨外部沖擊時毫無緩沖余地,也這意味著國際油價每波動10美元,便直接決定了委內瑞拉國庫的盈虧底線。
甚至如今與委內瑞拉劍拔弩張、“綁架”馬杜羅的美國,也還是委內瑞拉的“大客戶”,即使在制裁期間,美國2024年仍每日從委內瑞拉進口約12萬桶原油,使其位列美國石油進口來源國第十位。
將國運捆綁于國際油價波動,甚至于對你虎視眈眈的“敵國”客戶,又如何能自解?
經濟學家特里·林恩·卡爾在《富足的悖論》中尖銳指出:“委內瑞拉永遠不可能靠石油自給自足,但從總統到窮人,人人都相信它可以。”石油產業的本質問題在于,它并非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其財富流動路徑極為簡單:原油從地下抽取,經管道流入油桶,最終收益往往集中于少數人手中,缺乏制造業與科技創新所需的“溢出效應”。
即便在20世紀60至80年代的“黃金時代”,委內瑞拉制造業生產率增速僅為拉美平均水平的一半,全要素生產率持續下滑。石油收入掩蓋了經濟結構的致命缺陷,使政府沉迷于短期福利分配,而非長期產業培育。查韋斯時代雖以“打擊腐敗”為旗幟,但他的政策仍延續了“石油分配型政治”的底層邏輯,未能打破這一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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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沒有錯,錯的是將國家命運完全捆綁于其上,卻忽視了制度建設、技術創新和產業多元化的治理惰性。
2026年1月,美軍介入委內瑞拉的政治僵局,將這個擁有全球最大石油儲備的國家再次推上風口浪尖。當世界聚焦于地緣政治的瞬間爆裂時,一個更為深遠的問題浮出水面:
委內瑞拉的石油探明儲量高達3040億桶,占全球總量的17.5%,穩居世界第一,近乎沙特阿拉伯(2670億桶)的1.14倍。理論上,這足以讓其人均GDP躋身全球頂尖行列。為何坐擁3000億桶黑色黃金的國度,卻陷入了經濟困境與社會動蕩的長期循環?
從安東尼奧·古斯曼·布蘭科在1883年將瀝青開采權授予美國公司,到查韋斯在奧里諾科重油帶升起國旗,再到今日美軍士兵踏破總統府大門,委內瑞拉的命運始終在“資源主權”與“外部控制”的拉鋸中劇烈搖擺。
這個國家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圍繞石油展開的國有化、財富再分配與大國博弈,無一不是波瀾壯闊的奮斗。
可盡管委內瑞拉在法律和行動上逐步收回了資源主權,真正的挑戰卻始終在于:如何將資源主權轉化為經濟上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真正的國家財富從來不在于地下的資源,而在于地上的創造——比如有內生性增長能力的資本、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完善的制度體系以及強大的科技創新機制。
否則,即便法律上完全擁有了地下的“法理”,也無法避免現實中“捧著油碗承受饑荒”的宿命循環,在“一切巨大然而徒勞的奮斗”中,成為馬爾克斯筆下那“注定被遺忘的戲劇”之一。
參考資料:
《委內瑞拉能源戰略——資源詛咒(世界能源風向)》,中國能源報
《委內瑞拉,為何總在風暴中心?》,上觀新聞
《月薪只夠買2斤肉,15%人口外逃!世界最大石油儲備國為何又窮又亂?》,瞭望智庫
《委內瑞拉石油業的現狀和發展前景》,曹柯
《委內瑞拉:魔鬼糞便下的輪回1999-2018》,20世紀研究所
世界銀行. (1970). Venezuela Income Distribution Surve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1998).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Databas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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