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師馬巖松的中場戰事

時至今日，馬巖松已無需大聲吆喝或進行自證。不靠運氣，他在完成一場場“戰斗”的過程中，獲得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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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底的深圳灣，人流從傍晚開始就會向海邊移動。新落成的深圳灣文化廣場屋頂被不斷占據：有人拍照，有人帶孩子在草地上跑，也有人只是坐著，不太在意身下是一座十幾萬平米的美術館。

從鳥瞰圖看去，這里是一片散落的“石頭”。人們不必通過厚重的門廳、儀式性的臺階，而是可以直接走上屋頂，在草地上坐下，面前就是海灣與城市的交界。十幾萬平米的體量被“打散”在環境里，建筑退后一步，人被推到前景。這里幾乎被人流完全覆蓋，開館即成為中文互聯網上討論和關注度最高的公共場景之一。

對設計它的建筑師馬巖松來說，這種畫面并非完全在預料之中。在設計階段，他只判斷來一種可能性——如果把建筑的自然、尺度和路徑都處理得足夠輕，人群或許會以某種自由的方式占據它。但如今，公眾對這棟建筑的使用方式和它的受歡迎程度，在他看來帶著一點運氣：許多條件同時出現，使那些尚不確定的理念有了被驗證的機會。

其實在這次建筑開放之前，馬巖松也有過猶豫：這樣的環境會不會太“超現實”？大家能不能接受？網上有人給它起過“耳機”這樣的外號，他并不介意這些形容，“可能就是從鳥瞰圖看出來的形象”，真正讓他在意的，是人們走進去以后，愿不愿意留下來、會不會愿意反復回來。“現在比以前更在意‘對話’。”馬巖松說，“以前可能目標更多是表達自己，現在會更關心反饋。”

有一張深圳灣文化廣場照片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甚廣：透明的天花板之上，一位保潔阿姨在打掃；天花板下方，是抬頭拍照的人們。“我挺喜歡那張（照片）。”馬巖松說，“它說明一個普通人，甚至不懂藝術的人，也可以在這個空間里擁有一個‘藝術的角度’。”這正好對應了他一直想做的事——讓文化建筑不再只服務少數“被邀請者”，而是讓所有人都能被藝術感觸碰一下。“以前總覺得藝術有點精英，大眾空間就得土一點。”他說，“我覺得一個文化藝術空間，應該邀請每個人。”

深圳灣文化廣場提供公共空間供人與自然自由生長

馬巖松將深圳灣文化廣場視為自己職業生涯的重要作品。“它在一個重要的城市、重要的位置上，功能也很關鍵，在我所有作品里也是受到很高關注的一個。更重要的是，這個設計把我這些年很多想法都物質化了。”他追求的超現實、自然、東方意境，建筑的開放性和自由度，讓人進入一種“新的時空”并產生陌生感和啟發，都在這里有了具象化的呈現。“我從很早就對權威式的建筑有批判。”他說，“所以在深圳灣，我還是希望它能和公園、濱海空間融合，而不是豎一個權威的紀念碑。”

但落成的瞬間并不會完成建筑師的自我驗證。相反，它往往把人再次推回更大的現場。比如城市的現實、公眾的反饋以及建筑專業內部正在發生的深層變化。已經很久沒有建筑師能在公眾層面引起過討論，馬巖松一直是這個群體中少有的特例。即便如此，他仍然覺得建筑學在公眾層面逐漸失語。

作為國際化表達最早被廣泛認知的一代中國建筑師，馬巖松一直保持著鮮明的個人語言，但所面對的城市、業主與公眾，已經不再等待建筑師給出單一的“宣言式答案”。同時，他又必須在一個越來越強調整體性、系統性、運營性的時代里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建筑明明和人的生活這么密切相關，但大家現在不關心它了。”他說，“都在談AI、地緣政治、經濟，建筑師還在給自己加各種頭銜，卻把自己按在一個專業的牢籠里，只講專業術語，把很多人排除在討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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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部看，馬巖松的一年是忙碌而曝光度極高的：奔走于工地、節目拍攝和各類活動之間。時尚的秀場、機場的廣告牌和書店里的對談，他出現的場合超越了一般建筑師的身份邊界。然而他的自我認知，和公眾印象并不完全重疊。“沒人相信我是社恐。不太合群，也不太愛社交。所有社交我都當成工作。”

他并不否認上一代建筑大師對傳播的重視。柯布西耶二十多歲就寫出《走向新建筑》，賴特提出“草原住宅”，密斯留下“Less is more”，包豪斯、新陳代謝都把建筑當作改變時代的觀念工具。“只要我們叫得出名字的建筑師，其實都在傳播上費了很大功夫。”他說。相比之下，如今的建筑學“忽視了人的情緒和精神”，陷入結構、材料、比例的專業化語言里，卻不再談人如何在城市里生活、如何被空間影響。“這樣下去，年輕人也不太愿意把它當作有理想的職業。”

也正因此，他開始更主動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做跨界的節目，寫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項目背后的出發點。不少人把這理解為“建筑師在出圈”，但對他來說，這只是把建筑拉回公共話題的一種方式。“我反而覺得建筑是離生活最近的。”他說，“音樂、文學、繪畫都還有一點距離，你可以選擇聽不聽、看不看。但建筑是每天包裹著你的東西，你吃喝拉撒、見朋友、看世界，都在這空間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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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想之城》正是基于這樣的想法延伸出的嘗試，這個線上的視頻節目以馬巖松作為主導，邀請跨界的嘉賓，通過對城市的探索推動敘事。這二季，從里約到哥本哈根，他拉上老狼、馬思純、黃渤，一起在不同城市漫游：在里約拜訪Niemeyer的家人，把一次采訪當成彌補當年“沒有回信”的心結；在哥本哈根，隨著馬思純的節奏聊自由、親密和家庭；在羅馬，干脆把城市當成“時間的劇場”，和黃渤一起做實驗藝術。“我希望大家發現，談建筑，其實就是在談自己的生活。”他說，“你的家庭、親密關系、對世界的態度，都和空間有關。”

對馬巖松來說，當下更具挑戰性的事物，不是單一的地標性建筑。深圳灣文化廣場之后，他更清楚感受到，中國城市中的公共生活正在更多地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改變，建筑師需要以更寬的視角來理解城市運作。這樣的背景下，他把注意力逐漸轉向了區域性質的創造和更新——那些牽涉治理、歷史、社區、公共空間和長期運營的工作。

不過，當項目的尺度從單棟建筑延展為一個片區、一次城市更新時，建筑師的角色也隨之改變。“你就不只是解題者，而是出題者了。”馬巖松說。中國城市化的幾十年，他的總體感受是：一方面，在快速建設中丟失了很多傳統精神和自然經驗；另一方面，新建筑整體缺少創新，要么回到傳統形制，要么完全西化。“我一直想的是一種‘東方的新建筑’。”他說，“不是把東方等同于傳統，而是在當代空間里表達東方的感受。”

這需要在不同時間層的痕跡之間對話。深圳的特殊在于，它“幾乎沒有歷史包袱”，可以在一片相對空白的土地上實驗新的城市空間；而在那些歷史更厚重的地方，他更在意的是如何面對時間本身。“如果在傳統環境里，這種對話會更清晰。”他提到，自己現在正在做一些跨越不同年代、涉及城市更新的項目，“這種事情會讓我比較激動。”

在他的描述里，一個好的區域項目很像紐約當年的High Line：而不是簡單“這里有條廢棄軌道，你來做一下綠化”，而是從最初就問：要不要保留？保留來做什么？是休閑空間，是藝術空間，還是一個新的城市帶狀公共客廳？這些討論本身，就是設計的一部分。

但這種介入往往意味著漫長、復雜、反復的協作，人被拉入更大的系統里，需要不斷協調、推進、說服。對項目密度幾近飽和的馬巖松來說，疲憊的常態還會持續下去。到了人生和職業的中場，他愈發意識到：建筑也好，生活也好，都不是一場可以靠天才單打獨斗完成的比賽，而是一場在多方力量之間不斷消耗、持續拉扯的長期戰事。

他第一次隱約意識到這種“職業命運”，是在工作室剛成立那幾年。一天清晨，在首都機場見到過赫爾佐格和德梅隆。天還沒亮，兩位已經拿下普利茲克獎的建筑師背著大圖筒，站在登機口前等擺渡車。那是他們為鳥巢奔波的歲月之一。“我當時就想，這么大歲數了，還背著圖紙滿世界跑，這不會是我的未來吧？”后來他又聽說，那天恰好是圣誕節，赫爾佐格第一次沒有在家過節，專門飛來北京參加鳥巢的開工儀式，結果現場二十多把鏟子上，沒有他的一把。

當時的馬巖松帶著年輕的睥睨，想的是“我以后可不能這樣。”而多年之后，他提起這個畫面，有一種被正中眉心的感覺。“有時候你就陷進去了，你就成了機器。”他說，“之前還諷刺過別的建筑師，怎么這么老了還在重復一樣的生活，什么時候是個頭。后來發現自己也有一點那樣。”競標失敗、建筑落地和想象差距很大時，他給出的答案也很簡單：“忘得快。”當下會難受，但一兩天后就會被新的好奇心吸走注意力。“總有一些未完成的議題在前面等著你。”

從時間和體力上講，這樣的人生是疲勞的，但它也讓馬巖松覺得“自己是被需要的”。“建筑帶給我的滿足感，我從來沒有指望它一定要被所有人理解和夸獎，所以我也比較能接受爭議和批評。”他知道應該在某個時間按下暫停鍵，但現實往往把他推著往前走。“控制節奏應該是一個能力。”他說，“可我現在還沒控制住。”

“你要說工作上，我可以說很多——以前怎么做設計，現在怎么想，以后想怎么做，下一個作品要達成什么，這些我都能說。但你要問我‘這個人想怎么生活’，我幾乎不會去設定。”在那些節假日、跨年、新年——他愿意把時間留給家人、孩子和需要自己的人。因為那些真正讓馬巖松覺得“被理解”的時刻，往往來自不懂建筑的朋友。如果要為這一年許個愿望，他說的是：哪怕只是在新年里，有一天可以安安靜靜和家人在一起，就已經足夠。

在深圳灣文化廣場海邊的屋頂上，人們坐在草地上，看向遠處的城市和海。閑暇成就了城市生活的同時，它的設計者還在被自己的建筑和城市拖著往前走。但至少，在這一刻，馬巖松創造出的，是一個人人都可以走進來、坐下來、發一會兒呆的地方——包括他自己。

攝影：陳赫

造型:喬吉Qiao Ji

撰文：Gerald

編輯:張靜Mia Zhang、馬儒雅Maya Ma

藝人統籌：孫鵬Pony Sun

化妝/發型：Backstage

造型統籌：Yiqi、kiki

設計：Xiao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