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北平的秋天，風是從蒙古那邊吹過來的，帶著沙子和干草屑，刮在臉上，有一種糙紙的觸感。
八道灣胡同十一號院子里的那棵老棗樹，葉子已經掉得差不多了，光禿禿的枝丫戳著灰蒙蒙的天，像一堆沒人要的枯柴。
朱安的一天，是從清晨五點的雞鳴開始的。
其實胡同里早就不養雞了，但她身體里好像有那么一只準時的雞，時候到了，自己就醒了。
她摸黑起身，小腳踩在冰涼的地面上，悄無聲息。她走路沒有聲音，像一片被風吹動的舊紙，在屋子里飄來飄去。
第一件事，是去灶房生火。
煤是早就備好的，她用火鉗一塊塊夾進爐膛，火苗“呼”地一下躥起來，映著她沒有表情的臉。然后是淘米，煮一鍋稠稠的白粥，給婆婆，也就是周家老太太預備著。
周老太太的屋子在東廂。朱安端著粥進去的時候，老太太通常已經醒了，靠在床頭，瞇著眼睛。
“安，今天天冷，多穿件衣裳。”老太太含混地說。
“曉得了，姆媽。”朱安把粥碗放在床頭的小幾上，又用小勺子舀起一勺，吹了吹，送到老太太嘴邊。
老太太張開沒牙的嘴，像一只等待喂食的老鳥。
這樣的日子，朱安過了十幾年。她像院子里那口老井，不好看，不起眼，但家家戶戶都得從這里打水喝。她是這個家的井。
侍奉完婆婆，朱安就開始了一天的忙碌。
掃院子，擦拭門窗，漿洗衣物。
她的動作不快，但極有章法，像個上了發條的活偶，每一個轉身，每一次彎腰，都精準得讓人心頭發慌。
這個家里，最重要的地方是西廂房，那是她丈夫周先生的書房。
雖然周先生已經很多年沒回來長住了，但書房必須每天打掃。這是周老太太的命令，也是朱安心里的規矩。
她用一把雞毛撣子，輕輕拂過一排排書脊。那些書她一個字也不認識，只知道是頂要緊的東西。
書桌上的筆、墨、硯臺，她每天都要擦一遍，擺回原樣，好像主人只是出去散了個步，馬上就會回來坐下，點一根煙，在稿紙上寫那些她看不懂的方塊字。
灰塵是這個院子里最忠實的訪客。朱安每天的工作，就是和這些灰塵作戰。
她把它們從書上、桌上、窗欞上趕走，但第二天，它們又會悄無聲息地落回來。
她不煩，也不惱。這就像她的命，看得見，摸得著，但你永遠也掃不干凈。
有時候，她會站在書房中央，看著墻上掛著的一張照片。
照片里是年輕時的周先生，穿著長衫，留著短髭，眼神銳利得像能穿透相紙。
她看一會兒，就低下頭，繼續擦拭那張冰涼的紅木椅子。
她是他明媒正娶的太太，是周老太太點頭認下的媳婦。
這身份就像她身上這件半舊的藍布褂子，雖然不合身，不時髦，但結實，能遮風擋雨。她守著這個家，守著這個名分，守著一個她自己也說不清的念想。
街坊鄰居背后都叫她“活寡婦”，這話像針，偶爾會扎她一下。但她不辯解。
寡婦就寡婦吧，只要周家不倒，只要姆媽還需要她，她就不是寡婦，她是周家的主心骨。
風是從南邊吹來的。
那是一個初夏的午后，天氣有些悶。院子里的棗樹長滿了密密的葉子，陽光被篩成一地碎金。
家里來了客，是紹興本家一個遠房的親戚，論輩分朱安要叫一聲“三嬸娘”。
三嬸娘的兒子在上海的洋行里做事，她跟著去住了小半年，這次回北平來探親，順道來看看周老太太。
女人們湊在一起，自然是說些家長里短。三嬸娘是個話多的人，嘴像個炒豆子的鍋，噼里啪啦響個不停。
“哎喲，老姐姐，你是有福氣的。豫才（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現在在上海，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報紙上都登他的文章，大學里請他去講課，多少人排隊聽呢！”
周老太太聽了，臉上露出一點光彩，像被抹了一層薄薄的蜜。
“他就是瞎忙活，自己的身子也不知道顧惜。”
“哪里是瞎忙活！這叫有出息！
”三嬸娘從盤子里捏起一顆干癟的花生，扔進嘴里，嚼得嘎嘣響。“上海那地方，跟我們北平就是不一樣。高樓大廈，汽車開得飛快。豫才住在法租界，洋房子，可敞亮了。”
朱安在一旁給她們添茶，低著頭，聽著。
這些話她聽過很多遍，每次有南邊來的人，都會說起先生在外的風光。她心里也跟著升起一點模糊的驕傲，仿佛那洋房子、那大學課堂，也跟她有那么一絲干系。
三嬸娘喝了口茶，潤了潤嗓子，壓低了聲音，湊到老太太耳邊，用一種既羨慕又帶著點神秘的口氣說：“老姐姐，還有件大喜事，你怕是還不知道吧？”
“什么喜事？”老太太問。
“豫才身邊，現在有人照顧了。”
三嬸娘的眼睛閃著光，“是個姓許的女學生，也是廣東人，有文化，一雙大腳，走路都帶著風。人可好了，把豫才照顧得妥妥帖帖的。去年……去年還給周家添了個大胖小子呢！叫……叫什么來著……哦，對，海嬰！大海的海，嬰兒的嬰。”
“哐當”一聲。
朱安手里的茶壺蓋掉在了地上，摔成了兩半。
屋子里瞬間安靜下來。
三嬸娘和周老太太都扭頭看她。
朱安的臉白得像一張紙，但她很快蹲下身，去撿那兩片碎瓷。她的手有點抖，撿了幾次才撿起來。
“手滑了。”她低聲說，聲音嘶啞，像被沙子磨過。
“人老了，手腳就是不靈便。”周老太太打著圓場，眼神卻有些躲閃。她顯然是知道這件事的，只是沒人跟朱安挑明。
“沒事沒事，碎碎平安嘛。”三嬸娘趕緊笑道。
朱安捏著那兩片碎瓷，站起身，對她們躬了躬身子，沒說話，轉身退了出去。她的背影看上去和平時沒什么兩樣，還是那么安靜，那么順從。
她沒有回自己的屋子，而是走進了冰冷的灶房。
灶房里有一股剩菜和煤灰混合的味道。她把手里的碎瓷片放在灶臺上，然后就站在那里，一動不動。
海嬰。大海的海，嬰兒的嬰。
一個名字，像一顆小石子，投進了她那潭死水般的心里。沒有激起浪花，只是沉下去了，一直沉，一直沉，沉到了底，砸得她五臟六腑都跟著一震。
她沒有哭。眼淚是什么味道，她好像早就忘了。
她只是覺得，自己守了十幾年的那座房子，突然之間，地基被人抽走了。她整個人都懸在了半空中，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原來，那邊也有一個家了。一個有女學生，有大腳，還有孩子的家。
她摸了摸自己纏得像粽子一樣的腳，隔著厚厚的布鞋，感覺不到一點形狀。她又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從未有過動靜的小腹。
灶房的窗戶外，一片棗樹葉子悠悠地飄落下來，貼在滿是油污的窗紙上，像一個黃色的嘆息。
朱安在灶房里站了很久，直到外面的天色暗下來，周老太太喊她準備晚飯，她才像被喚醒了一樣，動了一下。
她把那兩片碎瓷收好，放進了一個裝雜物的舊餅干盒里。然后，她拿起火鉗，開始往爐子里添煤。
火苗再次躥了起來，映著她的臉。她的臉上，還是什么表情都沒有。
時間又過去了幾年。北平的冬天一年比一年冷。
1932年的冬至剛過，八道灣十一號的大門“吱呀”一聲被推開了。
周先生回來了。
他是從上海趕回來的，因為周老太太病了。
一場風寒，拖了半個月也不見好，老太太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說想兒子了。一封加急電報打過去，周先生就回來了。
他穿著一件黑色的呢大衣，戴著一頂呢帽，圍著一條灰色的羊毛圍巾，手里提著一個皮箱。
他看上去比照片上更瘦，臉色也有些疲憊，眉毛緊緊地鎖著。
朱安在門口迎他。
兩人隔著幾步遠的距離站著。
“先生回來了。”朱安低聲說。
周先生“嗯”了一聲，算是回答。他越過她，徑直往東廂房走去。
他的皮鞋踩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發出“咯噔、咯噔”的清脆聲響，和這個院子格格不入。
朱安默默地跟在后面，接過他脫下的大衣。
大衣上有一股她不熟悉的氣味，像是煙草、墨水和某種香水的混合體，那是上海的味道。
周老太太見到兒子，病好了一半。她拉著周先生的手，絮絮叨叨地說著話。周先生坐在床邊，耐心地聽著，偶爾回答幾句。
朱安端了熱茶和手巾進去，又悄悄退了出來。
屋子里，是母子團聚的溫情。屋子外，是她一個人的天寒地凍。
周先生這次回來，住了差不多一個星期。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母親床前，或者在自己的書房里寫東西。他和朱安的交流，僅限于幾句必要的話。
“飯好了？”
“好了。”
“姆媽的藥煎了沒有？”
“煎好了，溫著呢。”
他們像兩個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客氣，疏離。吃飯的時候，三個人一張桌子，大部分時間都是沉默的。
周老太太想說幾句話緩和氣氛，但說兩句就喘不上氣。周先生只顧埋頭吃飯。朱安則小口小口地吃著，眼睛看著自己的碗。
周先生從上海帶回來一些東西。給母親的，是幾瓶西洋的魚肝油和幾罐包裝精美的餅干。
朱安打開那餅干罐，一股濃郁的奶香味撲鼻而來。她嘗了一塊，太甜了，甜得發膩。
他還帶回來幾本新出的雜志，封面是穿著旗袍、燙著卷發的摩登女郎。
他看的時候，朱安把那些雜志拿在手里翻了翻，紙張很光滑，印刷得很漂亮，但她還是一個字都看不懂。
這些東西，和這間老屋里的一切都顯得那么不協調。就像周先生本人一樣。他坐在這里，但他的魂不在這里。
朱安依舊按照老習慣照顧他。她知道他腸胃不好，特意做了他小時候愛吃的霉干菜燒肉，還有清蒸的魚。
但她發現，他的口味好像也變了。他吃得很少，更多的時候是在抽煙。一根接一根，書房里很快就煙霧繚繞，嗆得人睜不開眼。
她為他換洗衣服，發現他的襯衫領口和袖口都磨破了。
她想給他補一補，找出針線笸籮，坐在燈下，一針一線地縫起來。她的針線活很好，補出來平整又細密。
第二天，她把補好的襯衫疊好，放在他床頭。他看見了，什么也沒說。但他再也沒有穿過那件襯衫。
這幾天，家里有一種奇怪的平靜。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繞開那個最敏感的話題。
沒有人提上海，沒有人提許小姐，更沒有人提那個叫“海嬰”的孩子。那個名字，像一個幽靈，在院子的上空盤旋，所有人都感覺得到，但誰也不敢抬頭看它一眼。
朱安也沒有問。
她像一個蚌，把所有粗礪的沙石都包在身體里，用沉默和忍耐，慢慢把它磨成一顆誰也看不見的珍珠。
或者，就讓那些沙石，把自己的血肉磨爛，也無所謂。
她只是做她該做的事。她是周家的媳婦。這是她的本分。
周老太太的病漸漸好轉。周先生也要準備回上海了。
離別的前一天晚上，北平下了一場小雪。雪花不大，細細碎碎的，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只留下一片濕漉漉的痕印。
晚飯后，周先生把自己關在書房里，整理行裝。
朱安在廚房燒了熱水，給他灌了一個湯婆子，又熱了一碗甜酒釀。這是紹興的習慣，冬夜里喝一碗，能暖身子。
她端著碗，走到西廂房門口。書房的門虛掩著，里面透出昏黃的燈光。她能聽到紙張翻動的沙沙聲，還有他偶爾的咳嗽聲。
她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猶豫著要不要進去。
這些年，沒有他的允許，她從不踏進這間屋子。但今晚，他就要走了。下一次回來，又不知是何年何月。
她輕輕推開門，走了進去。
周先生正背對著她，站在書桌前，把一疊稿紙裝進一個皮質的公文包里。他聽見聲音，沒有回頭，只是“嗯”了一聲，以為是哪個下人。
朱安把碗放在桌角，那里剛好空出一塊地方。
“先生，夜深了，喝點熱的再睡。”她的聲音很輕，像雪花落在地上的聲音。
周先生的動作停頓了一下，似乎有些意外她會進來。他還是沒有回頭，只是從鼻子里發出一聲模糊的回應。
屋子里很靜。靜得能聽到座鐘的滴答聲，一下，一下，像在計算著所剩無幾的時間。還能聽到窗外，風吹過光禿禿的樹枝，發出嗚嗚的聲響。
朱安把碗往前推了推，確保他一伸手就能拿到。
她沒有像往常那樣馬上退出去。她就站在那里，離書桌幾步遠的地方，看著他的背影。寬闊的肩膀，因為瘦，顯得有些單薄。
穿著一件深色的舊毛衣，手肘的地方有些磨白了。
這個背影，她曾在夢里見過無數次，也曾在醒著的黑夜里，用想象描摹過無數次。但此刻，它就在眼前，卻感覺隔著千山萬水。
時間過了很久，久到朱安覺得自己的雙腳都有些麻了。
就在周先生以為她會像過去無數次那樣，悄無聲息地退出去的時候，朱安用一種近乎探討、不帶任何情緒起伏的語調，輕聲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