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漢維穩三百年：被鎖死的華夏與狂飆的西方

獨立評論人 鄧啟金

當乾隆皇帝蘸著華貴墨汁在古畫上題滿御筆，將《四庫全書》的編纂變成一場文化收束的狂歡時，狄德羅正帶著一群歐洲學者，用《百科全書》敲碎封建專制的枷鎖；當八旗鐵騎用弓馬騎射的老套路維穩天下時，瓦特改良的蒸汽機已在英倫三島轟鳴出工業革命的驚雷。歷史的諷刺往往如此——同一時空里，一邊是用“防漢”二字捆住文明手腳的閉關鎖國，一邊是掙脫桎梏奔向現代的狂飆突進。已經發生的歷史無法改寫，這本不是悲劇；真正的悲劇，是對歷史真相的刻意掩蓋，對文明停滯的根源視而不見，對以史為鑒的箴言置若罔聞。

滿清268年的統治，始終繞不開“防漢維穩”這一核心邏輯。幾十萬八旗子弟要鉗制億萬漢人，這套統治術的第一步，就是斬斷華夏文明的創新脈絡。明代萬歷年間，徐光啟已推開西學東漸的大門，崇禎朝的畢茂康更是在《軍器圖說》里繪出燧發槍的完整圖紙，比歐洲軍隊普及同類武器早了半個世紀。彼時的大明，既有官方火器研制機構的系統布局，又有民間手工業產業化的蓬勃苗頭，西學與傳統工藝的碰撞，本可催生出近代工業的萌芽。但清軍入關后，這一切戛然而止。統治者對漢人掌握先進技術充滿恐懼，他們一面偷偷聘請傳教士學習幾何、測繪，用以強化統治工具；一面將《軍器圖說》《天工開物》斥為“奇技淫巧”，或束之高閣，或付之一炬。這種選擇性學習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權力算計——技術可以為我所用，卻絕不能成為漢人反抗的利刃。

思想的禁錮，比技術的停滯更具毀滅性。乾隆一朝編纂《四庫全書》，看似是文化盛事，實則是一場規模浩大的思想清洗。從民間收繳的3000多種、15萬冊書籍圖冊，大量被銷毀篡改，留下來的，不過是符合統治需求的“欽定版本”。與此同時，130余起文字獄如一張張密網，籠罩在知識分子頭頂。“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詩句能引來殺身之禍，思考變成了危險的原罪，創新便是致命的禁忌。當華夏大地的讀書人都在“避席畏聞文字獄”的恐懼中噤聲時，西方世界正掀起啟蒙運動的浪潮。伏爾泰、孟德斯鳩的思想劃破長夜，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的理念深入人心，為資產階級革命埋下伏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走向，注定了兩個世界的命運分野。

我們不妨拉一條清晰的時間線，看清文明落差如何一步步拉大。1644年，順治定都北京，彼時牛頓還是個兩歲的孩童；1683年，康熙平定臺灣，牛頓即將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奠定近代科學的基石；1773年，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狄德羅的《百科全書》已在歐洲點燃思想解放的火種；1792年，乾隆沉醉于“十全老人”的虛名，在書畫上題滿自戀的文字，而瓦特改良的蒸汽機，已經在英國運轉了23年，工業革命的齒輪正裹挾著西方世界，奔向一個全新的時代。當西方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工廠的煙囪遮蔽天際時，華夏大地還在“男耕女織”的傳統循環里打轉，百姓被賦稅地租牢牢釘在土地上，餓不死也富不了，成為維穩體系里最安分的棋子。

更令人扼腕的是，那些被焚毀的典籍，那些被中斷的技術，那些被扼殺的思想，最終成了文明史上的一道傷疤。《天工開物》這本17世紀的中國工藝百科全書，在國內徹底失傳，直到民國初年，才從日本的藏書閣里重新尋回。老祖宗的智慧結晶，竟要漂洋過海才能“回家”，這不是簡單的文化遺憾，而是實打實的文明屈辱。滿清統治對文明的傷害，不止于漢人——它對其他少數民族的鎮壓從未停歇，即便是八旗內部，也有著森嚴的等級壁壘。所謂的“康乾盛世”，不過是用高壓政策堆砌的幻象，剝開光鮮的外殼，內里是文明停滯、思想僵化的空洞。

當然，我們站在今天回望歷史，并非要煽動民族對立，更不是要全盤否定一個朝代的歷史定位。滿清在疆域奠定、民族融合上確有其客觀作用，但這絕不能成為掩蓋其制度性缺陷的遮羞布。歷史的價值，在于讓后人看清興衰榮辱的根源。滿清三百年的教訓，字字句句都寫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漢之術終鎖國運。當一個政權將維穩凌駕于發展之上，將猜忌代替信任，將禁錮代替開放，再燦爛的文明也會走向凋零。

已經發生的歷史無法改變，這本不是悲劇。真正的悲劇，是有人刻意美化停滯的歲月，掩蓋思想的禁錮，將文明的倒退粉飾成“盛世華章”；是有人不敢直面歷史的真相，拒絕反思制度的根源，在“以史為鑒”的古訓前閉目塞聽。華夏文明的生命力，從來不是來自于閉關鎖國的保守，而是來自于開放包容的胸襟，來自于革故鼎新的勇氣。

從明代的西學東漸，到近代的百年沉淪，歷史早已給出答案：開放才是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人民的創造力才是國家進步的根本動力。只有正視歷史的全貌，才能掙脫“歷史周期律”的桎梏；只有汲取歷史的教訓，才能讓文明的火種在新時代燎原。畢竟，麥子熟了幾千次，只有真正尊重人民、釋放創造力的時代，才能迎來屬于全體國人的“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