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96分鐘：列車爆炸案》好看嗎？
這取決你能不能接受一個前提。
臺灣的高鐵有個特點，沒有安檢。你背著包就上去了，沒人翻你東西，也不用過機器。這種事放在我們眼里挺不可思議，而沒了它，整部《96分鐘》就無法成立。
換句話說，但凡臺灣的公共交通有安檢，這個電影在劇本階段就被槍斃了。
這像是某種荒誕的真實，我們花兩個小時看一部電影，一群人滿頭大汗地找炸彈、拆炸彈，一車人哭喊著不想死，兩列高鐵被炸彈串聯起來變成移動的囚籠，然后走出電影院，你可能會想：這事在現實里，真的有可能發生嗎？
能，或者不能，取決于你相信什么。
當然，追求現實性不是這電影的重點，它真正想問的不是炸彈怎么帶上車的，而是：如果你手里握著兩條命運的線，剪斷任何一條都會讓另一條通電爆炸，你怎么選？
導演洪子烜有個挺勵志的人生履歷，考了三次高考才考進世新大學電影系，放在內卷到發瘋的今天，大概會被寫成小紅書爆款標題：復讀兩年終上岸，他用九年拍了一部票房冠軍。
但我想說的不是勵志，而是一個考了三次高考的人，大概比誰都明白一件事：選擇是有代價的。
選擇復讀，就選擇了比別人晚一年甚至兩年進入社會，以及下一年可能依然失敗的風險。他可能在很多個深夜里反復問自己：值得嗎？
《96分鐘》的劇本，他寫了九年，2017年初版完成，到2024年才開拍。在這個漫長的時間里，《釜山行》橫空出世了，一部韓國電影把亞洲列車災難片的天花板直接焊死。
換作別人，可能就放棄了：反正韓國人已經拍了，你臺灣再拍個類似的，不是自找沒趣嗎？
但洪子烜沒放棄，他反而從《釜山行》里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那部電影其實不太關注角色本身，它更關注病毒感染末日恐慌，那我就反過來，我關注人。
這個選擇，也像極了一道電車難題。
1967年，英國哲學家菲利帕·福特提出了一個假設：一輛失控的電車沖向軌道上的五個人，你可以拉動道岔，讓電車轉向另一條軌道，但那條軌道上綁著一個人。
拉，還是不拉？
這個問題困擾了人類半個多世紀。功利主義者說，當然拉，五條命換一條命，這筆賬誰都會算。道義論者說，不行，你主動拉了道岔，就等于主動殺了那一個人，你要為此負責。
更燒腦的是后來的變體版本：如果你不是拉道岔，而是要親手把一個胖子推下天橋去擋住電車呢？
大多數人在第一種情況下會選擇拉道岔，但在第二種情況下會拒絕動手。心理學家說，這證明人類的道德直覺是分裂的，我們在不同情境下會調用不同的道德系統。
《96分鐘》把這個思想實驗搬到了銀幕上，還給它做了個升級：兩列高鐵，兩顆炸彈，它們被串聯在一起，你拆掉這邊的，那邊的就炸，你讓這邊減速，那邊就加速爆炸。
不是五條命換一條命，是幾百條命換幾百條命，而且其中一臺列車上，還坐著你的親人。
這下功利主義也啞火了，這筆賬無論如何算不清。
王柏杰在片中演了一個物理補習班老師劉楷，婚姻亮紅燈了，上這趟高鐵是想去挽救老婆。結果老婆坐的是另一列車，正好也被炸彈串聯著。
劉楷這人有個外號，叫物理之神。
在兩個警察左右為難的時候，他拿出了做物理題的冷靜，計算列車的行駛速度，用公式推算炸彈的觸發機制。他那套解題思路，像極了一個高中生在做壓軸題。
已知：列車時速300公里，炸彈與車速聯動，兩列車相距若干公里。
求：如何在96分鐘內讓兩顆炸彈都不爆。
經過精密的計算，物理之神發現，這是一道無解的題。不管相距多遠、用什么速度，列車但凡停下來，一定會爆。
這題不是物理題，設計者壓根就沒打算讓人解出來。
電影里的炸彈客在最后才露出真面目，我不會透露是哪個，但可以告訴你，他不是瘋子。
三年前有一場災難，死了很多人。當時警方做了一個決定：救多數，棄少數。他們放棄了隧道里那節車廂的乘客，集中力量救隧道外的乘客。
從功利主義角度看，這個決定無可厚非，但對于那些被放棄的人來說，這個決定就是謀殺。
而炸彈客就是隧道內死者的遺屬，他的親人就在那節被放棄的車廂里。
三年后，他設計了一個更殘忍的局，要讓當年做決定的人再做一次選擇，也是讓全世界看到，所謂的電車難題，根本就沒有正確答案。
你選A，你有罪。你選B，你也有罪。你不選，你還是有罪。
這個邏輯聽起來很極端，但仔細想想，它其實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經歷的事情的很多倍放大版。
你加班，對不起家人。你不加班，對不起責任。你辭職創業，對不起穩定。你安于現狀，對不起夢想。
每一個選擇都有代價，每一個代價都有人要承擔。
只是平時我們不會把這些代價想得那么清楚。電影的作用，就是用96分鐘的時間，逼你把它想清楚。
這就可以回答那個問題了：臺灣的高鐵為什么沒有安檢？
官方說法是，安檢會影響通行效率，增加運營成本，讓乘客的體驗變差。而且幾十年來也沒出過什么大事，干嘛要自己嚇自己。
這套邏輯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它其實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大多數人是善良的，不會帶炸彈上車。
整個社會的運轉，都建立在這個前提上。我們相信鄰居不會半夜破門而入，餐廳的廚師不會在菜里下毒。你在出租車上打個盹，司機會把我們送到目的地，而不是拐進山溝里。
但這是一種脆弱的信任。
《96分鐘》這部電影，其實就是在講這種信任被打破之后會發生的事：有人不遵守規則，把整車人的命運當成籌碼，拿炸彈來提出哲學問題，我們該怎么應對？
電影給出了一個答案：沒有標準答案。
林柏宏演的拆彈專家最后做了選擇：犧牲自己，換取大多數人的生存。這個選擇很英雄，也很悲劇。他媽媽和老婆活下來了，但她們要用余生去承受失去他的痛苦。
電車難題本來就沒有正確答案，導演也沒打算給你一個。他只是想讓你看到，當一個人被逼到墻角時，他會怎么選。
所以，《96分鐘》是一部有野心的電影，它在商業類型片的框架里塞進哲學思考，在爆炸和追車的刺激場面之余，討論人的選擇和責任。
它成功了嗎？見仁見智。
豆瓣評分6.9，不高不低，有人說它是繼《周處除三害》后最好看的臺灣犯罪片，有人說它節奏雖然緊湊但套路還是老了一點。
而我覺得，一部看完還能給人帶來一點思考的商業片，至少是值回票價的。
下次你坐高鐵的時候，可能會想起這部電影。看看身邊的乘客，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說這車上有炸彈，大家會怎么反應。如果你是那個要做選擇的人，你會怎么選。
然后你會發現，其實你每天都在做選擇，只是大多數選擇的代價沒那么明顯，所以我們可以假裝它們不存在。
電影最后有個小插曲，炸彈客桌上的倒計時歸零，我們已經放松情緒，準備起身離場。
但畫面沒切走。
計時器突然從0跳回了1。
這一跳，是導演的私心。他大概是想告訴觀眾：電車難題不會因為你做了一次選擇就結束，它會一直循環，一直追問，直到你不再試圖尋找標準答案。
生活不是考試，沒有標準答案。
但你必須交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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