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軍統實錄》徐宗堯回憶錄、《北平和平解放史料》、人民網黨史頻道資料、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史料等
注：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49年2月3日下午5時許，北平城內街頭巷尾響起勝利的歡呼聲，人民解放軍入城式的慶祝隊伍剛剛通過天安門廣場。
此時此刻，在距離天安門不遠的東城區弓弦胡同14號，一座青磚灰瓦的傳統四合院里，卻是另一番景象。
院落深處的書房中，一個身穿國民黨少將制服的中年男子正伏案整理著堆積如山的檔案材料。
這個人就是徐宗堯，時年44歲，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長。
按照軍統系統的等級劃分，他掌握著華北地區最重要的情報機構，手下管理著160余名各級特務人員，控制著遍布北平城內外的龐大網絡。
就在幾天前的1月23日清晨，當北平城內的其他保密局高級官員紛紛收拾行裝，搭乘南京方面派來的專機倉皇南逃時，徐宗堯卻做出了一個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決定——他選擇留下來，獨自等待即將入城的人民解放軍。
這個決定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更加驚人的秘密。
在徐宗堯手中，不僅保存著保密局北平站的全部機密檔案，還掌握著一份記錄極其詳盡的財產清冊。
這份清冊所記錄的金銀珠寶、古董文物的價值，按照當時的貨幣計算，竟達到了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
【一】臨危受命的替死鬼
1948年冬季的華北大地，寒風凜冽，戰云密布。
遼沈戰役的隆隆炮聲剛剛平息，淮海戰役又在徐州一帶激烈展開。
整個華北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如驚弓之鳥，人心浮動，士氣低落。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2月15日這一天對徐宗堯而言注定成為改變命運的轉折點。
那是個陰霾滿天的下午，北平城內的梧桐葉子在寒風中飛舞，給這座古城增添了幾分蕭瑟的氣息。
下午3時許，一份標有"絕密"字樣的電令從南京保密局總部發出，經過層層轉遞，最終送到了正在冀遼熱察邊區特別站處理公務的徐宗堯手中。
電令的內容簡潔而明確："即日起，調任徐宗堯為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長，接替王蒲臣職務。限三日內到任，不得有誤。"
落款是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的親筆簽名。
徐宗堯接過這份電令時，內心五味雜陳。
作為一個在軍統系統中摸爬滾打了7年的老特務，他太清楚這個任命背后的深層含義了。
北平站作為保密局在華北地區的核心機構，歷來都是毛人鳳心腹的專屬領地。
在這個兵敗如山倒的關鍵時刻，讓一個出身"雜牌軍"的他來接管如此重要的職位，其用意不言自明。
徐宗堯的人生軌跡頗為曲折。
1905年出生于遼寧的他，早年曾在奉系軍閥張學良麾下的東北軍服役，從一個普通的文書做起，憑借勤奮和機敏逐步升遷，先后擔任過副官、軍需官等職務。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軍的入侵，徐宗堯表現出了難得的愛國熱忱，積極參與抗日活動。
1932年，他被提升為熱河先遣軍暫編步兵第五旅旅長，在對日作戰中屢立戰功。
然而，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941年。
那一年，徐宗堯奉命前往重慶匯報工作，途中結識了時任軍統局五原辦事處主任的馮賢年。
馮賢年表面上是徐宗堯的同僚，實際上卻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將。
在前往重慶的路上，馮賢年向徐宗堯公開了自己的軍統身份，并"誠懇"表示愿意介紹徐宗堯加入這個"為國效力"的組織。
彼時的徐宗堯深知軍統的厲害，更明白拒絕這種"好意"可能帶來的后果。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軍統特務一旦暴露身份并發出邀請，被邀請者如果不識時務地加以拒絕，往往會遭遇不測之禍。
權衡再三之后，徐宗堯只能選擇"半路出家"，正式加入了這個令人聞風喪膽的特務組織。
入伍之初，徐宗堯被任命為軍統局五原辦事處少將直屬通訊員。
憑借他在東北軍中積累的軍事經驗和對華北地形的熟悉，很快就在軍統內部嶄露頭角。
1944年5月，戴笠親自下令，讓徐宗堯在華北敵后建立平津特別組，后改為軍統華北特別站，站部設在天津。
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11月，徐宗堯被調任河北省會保定市警察局局長。
1948年3月，他又被提升為保密局冀遼熱察邊區特別站少將站長，負責在華北地區建立情報網絡。
這個特別站的成立，標志著保密局對華北地區控制的進一步加強，也為徐宗堯日后接管北平站積累了寶貴經驗。
如今，面對這份調令，徐宗堯深知自己即將面臨的是什么。
北平站作為保密局的甲種站，是按照1946年保密局成立時報國防部核定編制建立的最高級別情報機構之一。
與上海站、南京站并列，北平站擁有160人的龐大編制，下設十幾個不同職能的部門，控制著華北地區的大部分特務活動。
更為復雜的是，北平站還承擔著多重職能。
除了常規的情報收集和特務活動外，它還負責管理華北地區的多個重要機構。
在南池子緞庫胡同，隱蔽著由徐宗堯兼任站長的軍統局華北武器補給站，這里存放著供應北平市各特務單位的大量武器彈藥。
同時，這里也是保密局北平支臺收報臺的所在地，負責與南京總部保持密切聯系。
而位于東單裱褙胡同觀象臺的發報臺，則承擔著向外發送情報的重要任務。
但是，王蒲臣這個前任站長的態度讓交接工作變得異常困難。
王蒲臣是毛人鳳的表兄弟、同鄉兼同學，在保密局內部享有特殊地位。
他深知北平即將解放，自然不愿意在這個節骨眼上承擔任何責任。
從12月15日接到調令，一直到1949年1月19日，王蒲臣都以各種借口拖延移交工作，直到最后關頭才極不情愿地完成了形式上的交接。
移交當天，王蒲臣的態度冷淡而帶有明顯的譏諷意味：
"徐兄啊，這北平站站長的位置可真不是什么好差事。現在這個時局，誰接手誰倒霉。你我都是明白人，毛局長的真正用意是什么，相信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徐宗堯默然接受了這個注定充滿挑戰的職位。
他深知，在即將到來的歷史巨變面前，自己必須做出選擇。
是繼續為這個行將就木的政權效力，還是另尋出路，這個問題在他心中越來越迫切。
【二】池峰城的暗中引導與地下聯絡
徐宗堯能夠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歷史選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個關鍵人物的影響和引導——池峰城。
這個在抗戰史上留下濃重一筆的西北軍將領，在1949年初的北平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池峰城，1903年出生于陜西大荔縣的一個普通農家。
早年投身軍旅，在西北軍中逐步成長起來。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池峰城時任第三十軍軍長，在著名的臺兒莊大戰中，他指揮部隊與日軍展開了異常慘烈的拉鋸戰。
在長達半個月的戰斗中，池峰城的部隊重創了日軍精銳的板垣師團，為臺兒莊大捷做出了突出貢獻。這一戰不僅讓池峰城名聲大噪，也讓他深深體會到了民族存亡的重要性。
抗戰勝利后，池峰城被任命為保定警備司令，后來又擔任華北"剿總"參議。
正是在保定任職期間，他與同樣在保定工作的徐宗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45年11月，徐宗堯就任河北省會保定市警察局局長時，池峰城已經在保定警備司令的位置上工作了一段時間。
兩個人都是軍人出身，都有著相似的人生閱歷，很快就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系。
池峰城為人和藹誠摯，作風平易近人，這與軍統系統中那些飛揚跋扈、頤指氣使的特務形成了鮮明對比。
徐宗堯性格相對沉穩內斂，不喜張揚，這種品格贏得了池峰城的好感和信任。
在保定共事的兩年多時間里，兩人經常在公務之余進行深入的交流，話題涉及時局變化、民族前途、個人理想等各個方面。
"宗堯兄，以你我這么多年的軍旅生涯和人生閱歷，難道還看不清楚當前時局的真實走向嗎？"
在一次秘密的夜晚聚會中，池峰城語重心長地對徐宗堯說道，"蔣家王朝已經是日薄西山、氣數將盡了。東北丟了，華北也保不了多久，就連這北平城恐怕也是朝不保夕。我們這些手里有點權力的軍人，現在最應該考慮的不是個人的升遷得失，而是應該為這個民族、為千千萬萬的老百姓著想。"
這些話在徐宗堯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瀾。
作為一個從東北軍走出來的軍人，徐宗堯對國家和民族有著樸素而深沉的感情。
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的不抵抗，一直是他心中的痛楚。如今面對內戰的殘酷現實，他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立場和選擇。
池峰城之所以能夠對徐宗堯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與中共方面早就建立了秘密聯系。
這種聯系的建立，要追溯到抗戰時期。
在臺兒莊大戰中，池峰城深刻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善戰和高度的愛國熱忱，這讓他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敬佩之情。
抗戰勝利后，隨著國共兩黨之間矛盾的激化，池峰城逐漸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拯救中國。
在一些進步人士的介紹下，他與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建立了聯系。
他的勤務兵小李，實際上就是中共方面派來的聯絡員，負責傳遞信息和協調工作。
正是在池峰城的精心安排和引導下，徐宗堯開始逐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和未來規劃。
1948年底，當徐宗堯因為即將接任北平站站長而對前途感到迷茫困頓時，池峰城主動為他與中共北平地下黨城工部的王博生建立了秘密聯系。
王博生是中共北平地下黨的資深成員，具有豐富的統戰工作經驗。
他根據組織的指示，開始與徐宗堯進行秘密接觸。
在最初的幾次會面中，王博生詳細向徐宗堯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軍事策略和對待投誠人員的政策。
"徐先生，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您在軍統系統中的表現相對比較正派，沒有犯下什么不可饒恕的罪行。"
王博生在一次秘密會晤中對徐宗堯說道，"黨的政策是明確的，對于那些愿意棄暗投明的人，我們一律既往不咎，重在看今后的表現。您如果真心投靠人民，我們歡迎，而且一定會給您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王博生還向徐宗堯傳達了更加具體的指示：
要嚴格保守秘密，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實意圖；要積極聯絡可靠人員，為將來可能的集體行動做好準備；要盡可能保護重要的檔案資料和物資，防止被破壞或轉移；要在適當的時候保護在押的政治犯，防止發生大規模屠殺事件。
按照王博生的建議，徐宗堯開始在保密局系統內部物色可能參與行動的骨干人員。
他首先想到了馮賢年，這是當年引薦他加入軍統的老朋友，兩人私人關系頗深，目前擔任保密局四平站少將站長。
雖然馮賢年是軍統的老資格，但徐宗堯覺得他為人相對正直，而且對當前的時局也有清醒的認識。
另外一個重要的聯絡對象是李英。
李英是徐宗堯在東北軍時期的老同事，當時兩人一起在某師任職，李英擔任參謀長，徐宗堯任軍需官，相知甚深，彼此信任。
目前李英擔任保密局熱察邊區特別站少將站長，掌握著一定的人員和資源。
徐宗堯經過深思熟慮后，決定分別與這兩個人進行試探性的接觸。
他首先找到了馮賢年，在一次看似偶然的聚會中，謹慎地向他透露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賢年兄，你我都不是政治家，但是基本的形勢判斷總還是有的。現在這個局面，蔣介石的半壁江山恐怕是保不住了。與其跟著一起完蛋，我們是不是應該另外考慮一下出路？"
馮賢年聽了這話，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后緩緩說道："宗堯兄，你說的這些，其實我心里也在考慮。確實，現在的形勢對我們很不利。共產黨的力量越來越強，而我們這邊卻是兵敗如山倒。繼續這樣下去，結果可想而知。"
見馮賢年的態度比較積極，徐宗堯進一步說道："我認為最好的選擇就是投靠共產黨。據我了解，共產黨對投誠人員的政策還是比較寬大的，只要真心悔改，一般都會給機會。"
并且告知馮賢年，自己已經通過特殊渠道與中共方面建立了聯系。
馮賢年經過一夜的思考，第二天就明確表示贊同徐宗堯的想法，愿意參與這次可能改變命運的行動。
對李英的工作相對容易一些。
作為東北軍的老戰友，李英對徐宗堯有著天然的信任。
當徐宗堯向他說明情況后，李英幾乎沒有猶豫就表示同意："宗堯老兄，你說得對。我們這些東北軍出來的人，總不能真的跟著蔣介石一條道走到黑。既然共產黨愿意接納我們，那就跟著共產黨走吧。"
除了馮賢年和李英之外，徐宗堯還聯系了在保密局冀察熱遼特別站與他共事的吳宗漢。
吳宗漢擔任副站長職務，為人比較謹慎，但對時局也有清醒的認識。經過徐宗堯的耐心工作，吳宗漢也表示愿意參與行動。
至此，徐宗堯已經在保密局系統內部建立起了一個小型的核心圈子，為即將到來的歷史性抉擇做好了人員準備。
【三】生死關頭的檔案保衛戰
1949年1月20日上午，北平看守所所長周正和法官崔漢光神色匆忙地來到位于弓弦胡同的保密局北平站。
兩人臉上都帶著明顯的焦慮表情，顯然是受到了來自上級的巨大壓力。
周正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瘦高個子，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看上去頗有幾分文人氣質。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個表面溫和的看守所所長，實際上心狠手辣，在他的管理下，北平看守所成了一個令人聞風喪膽的地獄。
崔漢光相對年輕一些，四十多歲的樣子，擔任審判法官，專門負責對政治犯的審判工作。
兩人來到徐宗堯的辦公室后，周正從公文包中取出兩個蓋著紅色印章的公文袋，神情嚴肅地說道："徐站長，時局緊急，這兩個簽呈需要您立即處理。"
第一個簽呈的內容讓徐宗堯心情沉重。
根據這份由看守所擬定的文件，目前關押在看守所內的123名政治犯中，有103人被列入"釋放名單"。
這些人大多是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他們在被捕后經受了長期嚴酷的審訊和折磨，身心都受到了極大摧殘。
按照這份簽呈的要求，這些人將在近期內陸續獲得釋放。
第二個簽呈的內容則讓徐宗堯倒吸了一口冷氣。
這是一份"緊急處決令"，要求立即處決看守所內的3名"重要政治犯"。
這三個人分別是：北平地下黨某區委書記張某某，北平學生運動領導人李某某，以及某進步報社主編王某某。
處決的理由是"防止這些危險分子在共產黨進城后發揮破壞作用"。
面對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簽呈，徐宗堯內心經歷了激烈的思想斗爭。
按照保密局的傳統做法，在局勢危急的關頭，處決重要政治犯是一種"常規操作"，目的是防止這些人在政權更迭后對新政權發揮重要作用。
重慶解放前夕，保密局特務在渣滓洞、白公館制造的大屠殺，就是這種做法的典型例子。
但是，徐宗堯此時已經下定決心要走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深知，這個選擇不僅關系到這些無辜生命的存亡，更關系到他個人的歷史定位。
經過短暫的思考，徐宗堯毅然決然地拿起鋼筆，在釋放政治犯的簽呈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批示"如擬辦理"。
對于處決令，徐宗堯則以"此事重大，需要請示保密局總部"為由加以拖延。
他對周正和崔漢光說道："這三個人的處決涉及到重大政策問題，我必須向南京總部請示后才能決定。在得到明確回復之前，暫緩執行。"
周正聽了這話，臉上露出了明顯的不滿表情："徐站長，現在時局如此緊急，哪里還有時間請示南京？再說，南京那邊現在也是自顧不暇，怎么可能及時回復？"
徐宗堯態度堅決地回應道："無論如何，沒有明確指示，我不能簽署處決令。這是原則問題，不能有任何通融。"
最終，周正和崔漢光只能無奈地接受了徐宗堯的決定。
這個看似簡單的選擇，實際上拯救了103名政治犯的生命，同時也為3名重要人員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103名被釋放的政治犯中，有很多人在新中國成立后成為了黨政軍各條戰線上的重要骨干。
然而，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面等著徐宗堯。
就在當天下午2時許，王蒲臣突然出現在北平站，他以保密局北平督察的身份，向徐宗堯下達了一道極其緊急的命令。
王蒲臣進入徐宗堯的辦公室后，沒有任何寒暄，直截了當地說道：
"宗堯，根據南京總部的最新指示，北平站自1945年以來的所有重要檔案，包括人事檔案在內的全部機密文件，必須立即全部銷毀。而且，這個銷毀工作必須當著全站人員的面進行，以示我們寧死不屈的決心。"
這道命令如同晴天霹靂，讓徐宗堯深感震驚。
他深知這些檔案的重要價值和歷史意義。
這些文件不僅詳細記錄著保密局在華北地區的全部組織結構和人員情況，還包含著大量關于華北地區經濟、文化、社會狀況的珍貴資料。
更重要的是，其中還有一些記錄著歷年來保密局搜集的各種財物的詳細清冊。
這些財物的來源極其復雜。
有些是從富商豪紳那里"征收"來的金銀珠寶，有些是從古玩商人手中"調撥"的文物古董，還有一些是在各種"行動"中繳獲的貴重物品。
按照當時的價值計算，這些財產的總價值確實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
面對王蒲臣的命令，徐宗堯表面上表示服從，但心里卻在暗自盤算著應對策略。
他立即找到了副站長馮賢年和內勤專員吳宗漢，三人在一個隱蔽的房間里緊急商討對策。
"現在的情況很明顯，王蒲臣是想毀滅證據，不讓這些材料落入共產黨手中。"
徐宗堯壓低聲音說道，"但這些檔案對我們將來向共產黨投誠具有重要價值，絕不能輕易毀掉。"
馮賢年點頭表示贊同："宗堯兄說得對。我們必須想個辦法，既要應付王蒲臣，又要保護這些重要文件。"
經過緊急磋商，三人制定了一個巧妙的應對方案。
他們決定采取"虛實結合"的策略：
對于王蒲臣指定要當眾銷毀的那些檔案，可以按照要求執行，但要盡可能選擇一些相對不重要的文件；對于真正核心的機密資料，特別是完整的人事檔案和財產清冊，要想方設法予以秘密保護。
當徐宗堯向人事室主任張玉振索要全站人事底冊時，這個已經在保密局工作了十多年的老資格工作人員面露難色地告訴他：
"徐站長，實在對不起您。在您正式接管北平站之前，王督察就已經下令讓我把那批最核心的人事檔案都銷毀了。那些文件都是從1945年以來的完整記錄，包括每個人的詳細履歷、社會關系、工作表現等等，全都化成灰燼了。"
聽到這個消息，徐宗堯表面上顯得十分失望和憤怒，但內心卻暗自慶幸。
他知道，雖然一部分重要檔案確實被王蒲臣搶先銷毀了，但還有相當數量的珍貴文件得以保存下來，特別是那些記錄詳細的財產清冊和設備清單。
這些材料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一般人的想象。
【四】懷仁堂會議的歷史性震撼
1949年1月22日，這個日期注定要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下午5時整，中南海懷仁堂內華燈初上，但氣氛卻異常凝重。
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面色嚴峻，緊急召集保密局及其他秘密機構的高級負責人舉行緊急會議。
懷仁堂是中南海內的一座重要建筑，建于清朝康熙年間，原名"懷仁殿"，是皇帝接見大臣、處理政務的重要場所。
民國以來，這里一直是政府舉行重要會議的地方。今天的這次會議，雖然規模不大，但其歷史意義卻極其深遠。
參加會議的人員規格很高，代表了當時北平地區國民黨政權的核心力量。
除了徐宗堯這個新任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長外，還有北平市警察局局長楊清植、華北"剿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毛惕園、保密局北平支臺臺長閻守仁、保密局北平督察王蒲臣等十余人。
每個人臉上都寫滿了憂慮和不安，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末日將臨的緊張氣氛。
傅作義在會議開始前，在懷仁堂內來回踱步了幾分鐘，似乎在思考著如何開口。
作為華北地區國民黨軍隊的最高指揮官，這位曾經的抗日名將此時正面臨著人生中最艱難的抉擇。
經過與中共方面長達數月的秘密談判，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已經基本達成，只等最后的簽字確認。
終于，傅作義在主席臺前站定，環視了一圈在座的所有人，然后用沉重而堅定的語調開始了這次改變歷史的簡短講話：
"諸位，今天把大家召集到這里，是要通報一個重要決定。經過深思熟慮，為了北平200多萬民眾的生命安全，為了保護這座千年古城的歷史文物，我已經決定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和平解決方案。"
全場一片寂靜，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傅作義繼續說道："今天上午10時，我已經在《關于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上簽了字。這意味著，從現在開始，你們所有人都必須立即停止一切活動。對于你們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我只能負責到協議正式生效之前，再往后就無法保證了。"
說到這里，傅作義的聲音略微有些顫抖："愿意前往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同志，我會負責安排專機送你們離開北平。不愿意離開的，就要自己承擔相應的風險和后果。"
這番話如同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瞬間在與會人員中引起了巨大震動。
雖然大家對北平的軍事形勢都有心理準備，但聽到傅作義親口確認和平協議的簽署，還是感到了強烈的震撼。
說完這番話，傅作義沒有給任何人提問或者討論的機會，起身就離開了會議廳。
整個會議前后不超過15分鐘，但卻宣告了國民黨在北平統治的正式結束。
會議結束后，留下的與會人員面面相覷，一時間整個會議廳里鴉雀無聲。
每個人都在消化剛剛聽到的驚人消息，思考著自己的前途和出路。
率先打破沉默的是王蒲臣。作為毛人鳳的心腹，他顯然對這個結果早有心理準備。
王蒲臣從公文包中取出了一份預先準備好的名單，對在座的人員說道："諸位，既然傅司令已經做出了決定，我們也不能坐以待斃。這里是我連夜擬定的南逃人員名單，愿意走的請在名單上簽字，我負責聯系專機。"
這份名單上已經列出了大約100個人的姓名，包括保密局、中統、軍情局等各個特務系統的核心人員，以及一些重要的軍政官員。
按照王蒲臣的計劃，這些人將在當天夜里緊急集合，搭乘第二天上午的專機前往南京。
楊清植是第二個表態的人。
作為北平市警察局局長，他掌握著北平城內的治安力量，但面對即將到來的政權更迭，他顯然沒有繼續抵抗的信心。
經過短暫思考，楊清植在名單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決定跟隨大隊人馬南逃。
其他一些人員也陸續在名單上簽字，準備離開北平這個是非之地。整個會議廳內一片忙亂，各種低聲的議論和電話聯系聲此起彼伏。
徐宗堯卻始終坐在原位上，沒有任何行動。
當王蒲臣拿著名單走到他面前時，他搖了搖頭說道："王督察，我需要時間考慮。這么重大的決定，總不能匆忙做出。"
王蒲臣有些不滿地說道："宗堯，都這個時候了，你還考慮什么？難道真的要等著共產黨來抓你嗎？"
徐宗堯平靜地回答道："我剛接手北平站沒幾天，很多工作還沒理清楚。如果就這樣一走了之，豈不是太不負責任了？再說，共產黨的政策我也聽說過，對于投誠人員似乎還是比較寬大的。"
這番話讓王蒲臣更加不悅，但他也沒有繼續勉強，匆匆離開了會議廳。
徐宗堯離開懷仁堂后，心中思緒萬千。
他知道，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即將到來，而自己必須在這個關鍵節點上做出正確的選擇。
他立即前去尋找池峰城，希望通過他將傅作義簽署和平協議的消息盡快傳達給中共方面，但由于時間緊迫，沒能找到關鍵的聯絡人。
當晚，北平城內的各個特務機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狀態。
許多人連夜收拾行裝，準備跟隨大隊人馬南逃。
電報機房里發報聲不斷，各種緊急聯絡此起彼伏。
電話鈴聲響個不停，各級官員都在忙著聯系自己的上級或者下屬，詢問具體的安排。
整個特務系統仿佛在一夜之間就要徹底崩潰了。
1949年1月23日黎明時分，北平城籠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霧中。
遠處傳來飛機起降的轟鳴聲，那是從南苑機場方向傳來的。
楊清植、王蒲臣等保密局高級官員已經在凌晨4時許就匆忙趕到機場，搭乘南京方面緊急調派的專機倉皇南逃。
機場跑道上停著三架軍用運輸機，這是南京國民黨政府為撤離北平高級官員而專門派遣的。
登機的隊伍中除了特務系統的人員外，還有一些重要的軍政官員和他們的家屬，總共大約150人。
每個人臉上都寫滿了焦慮和不安，行李箱里裝著匆忙收拾的貴重物品。
隨著最后一架飛機升空消失在云層中，整個保密局系統瞬間群龍無首。
那些沒有來得及登機或者不符合撤離條件的中下級人員，陷入了極度的恐慌和迷茫之中。他們聚集在各自的辦公地點，激烈爭論著該何去何從。
有人主張繼續堅持，等待可能的援軍；有人建議化整為零，各自想辦法逃命；還有人提出就地投降，爭取寬大處理。
整個特務機關內部一片混亂，各種相互矛盾的意見和建議此起彼伏，沒有人能夠拿出一個統一的主張。
1月24日下午1時許，情況達到了最為緊張的程度。
位于南池子緞庫胡同的保密局北平支臺內，聚集了50多名保密局工作人員。
這個支臺是保密局北平站最重要的通訊樞紐，負責與南京總部和其他各地分支機構保持聯系。
支臺內的氣氛異常緊張，幾十名工作人員圍坐在一個大會議室里，各執己見，情緒激動。
有人拍桌子，有人大聲爭辯，現場的秩序幾乎失控，眼看就要發生肢體沖突。
就在爭論最為激烈的時候，北平交通支臺的臺長突然沖進會議室。
這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平時以強硬著稱，此時卻滿臉驚慌失措的表情。
他對著在座的所有人大聲喊道："你們這是在做什么？難道真的要投降共產黨嗎？我們是國民政府的正規機構，怎么能夠背叛黨國？"
他的話音剛落，現場的氣氛瞬間凝固了。所有人都停止了爭論，目光齊刷刷地投向了這個不速之客。
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說不出的緊張感，仿佛一根繃緊的弦隨時可能斷裂。
支臺臺長閻守仁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趕緊走到電話機旁，顫抖著手指撥通了徐宗堯的電話號碼。
"徐站長，您快來一下，這里的情況有些失控了。大家爭論得很激烈，需要您來主持大局。"
半個小時后，徐宗堯匆匆趕到了緞庫胡同。
當他推開會議室的大門時，看到的是幾十雙充滿期待和不安的眼睛。整個房間里鴉雀無聲，所有人都在等待著他的表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