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意志、形成合力

高層聲音

努力實現良好開局

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工作匯報，聽取中央書記處工作報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

會議指出：黨中央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工作匯報和中央書記處工作報告，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重要舉措。“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工作任務艱巨繁重，要堅持好、運用好、發展好黨的領導這一最大優勢，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根本保證。

會議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歷次全會精神，認真落實四中全會部署，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把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要錨定“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統一意志、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各領域工作，努力實現良好開局。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堅持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加強黨組自身建設，認真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切實增強自我革命的自覺性堅定性。

會議強調：新的一年里，中央書記處要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歷次全會精神，認真落實四中全會部署，圍繞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部署要求，立足職責抓好指導開展黨內集中教育、完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群團組織建設和改革、持續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等重點任務落實，高質量完成黨中央交辦的各項任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 習近平主持會議

學界最新

傳統房地產“三高”模式已難以為繼

須轉向“產品—服務—運營”一體化

2026年《求是》第1期刊發《求是》雜志特約評論員文章《改善和穩定房地產市場預期》。文章指出：

從近期房地產市場運行狀況看，我國房地產市場正在經歷深度調整。一是住房總量短缺轉為總量基本平衡、結構性供給不足，特別是保障性住房相對不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負擔較重。二是居民需求總體上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對提升居住品質愿望更為強烈。三是房地產企業的“高負債、高杠桿、高周轉”模式難以為繼，亟待向低負債、低杠桿、合理回報的模式轉變，由“類制造業”升級為“產品—服務—運營”一體化。

基于房地產市場的這一新變化，有觀點認為房地產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下降了。顯而易見，這種觀點有失偏頗。要看到，房地產產業鏈條長、關聯度高，涉及鋼鐵、水泥、家電、家具等幾十個上下游行業，對投資、消費、就業等關鍵經濟指標均有顯著影響，仍然是支撐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近年來，盡管我國房地產領域投資規模有所下降，但住房服務、二手房交易、房地產資產管理等領域市場規模仍然保持較快增長，發展潛力依然巨大。

在各項政策支持下，當前房地產市場總體穩定，但也有一些城市房地產市場在止跌回穩過程中出現波動，房地產開發投資延續下降態勢。對于這些現象，要客觀分析、正確看待。一方面，一些城市庫存還比較高，消化庫存、市場出清需要時間；另一方面，房地產發展潛力和空間巨大，但轉化為當前發展動力和信心也需要一個過程。

要深刻把握房地產業發展規律，正確認清當前形勢，保持戰略定力，積極主動作為，以更有力更精準的舉措，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持續改善和穩定房地產市場預期，盡可能縮短調整時間，熨平市場波動，推動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高質量發展。

——保持政策力度。政策預期上，政策力度要符合市場預期，政策要一次性給足，不能采取添油戰術，導致市場與政策陷入博弈狀態。政策協調上，強化政策一致性評估，房地產受經濟發展階段、宏觀經濟形勢、居民收入增速等整體預期影響明顯，要以更好滿足居民剛性需求和多樣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為目標，取消相關限制性措施，確保新老政策相互配合，確保房地產政策與其他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政策儲備上，做好風險防范和應對預案，目前房地產企業債務仍然較高，不排除個別企業仍有破產重組的可能，要未雨綢繆，有效做好應對。

——做好供給管理。供給端要嚴控增量、盤活存量，鼓勵收購存量商品房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等合理用途，同時有序推動“好房子”建設。徹底改變房地產開發方式，支持房企加快從以新房銷售為主向更多持有物業、提供高品質多樣化居住服務轉型。

——加強信息和輿論引導。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相關價格等關鍵指標監測。統籌發揮各級主流媒體、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作用，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解讀和輿情分析，特別是要加強對有關房地產業發展的一些重要指標變動的解釋，引導人們從整體上客觀看待我國房地產發展趨勢。

改善和穩定房地產市場預期

從“管得住”到“管得好”

是從“管理”到“治理”的思維與行動深刻躍升

1月5日，《學習時報》刊發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郭麗巖解讀《如何理解從“管得住”到“管得好”》。文章指出：

“管得好”的“好”字的要求，關鍵在于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思維與行動上的轉變。傳統管理模式更多體現為審批和限制，現代管理的“好”字的要義是健全治理體系和提高治理效能，意味著更好地服務、引導和賦能，目標是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

——目標更加精準。這意味著政府監管須于法有據、依規而治、程序正當。從“善治”角度來看監管現代化，主要是專注于市場失靈、公共安全、社會公平等關鍵領域，而非事無巨細的大包大攬，市場機制能夠自發有效調節的交給市場，社會能夠自律約束到位的交給社會。

——更好服務民生福祉。“管”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堅持人民至上、民生為大。通過制定清晰的規則、提供便捷的政務服務、營造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和促進社會生產力躍升。

——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健全現代化市場監管體系，提升公平競爭治理能力，既能有效防止違法違規行為、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及和諧社會秩序，又能激勵內生發展動力。

——管理方式更加科學規范。現代化監管是遵循客觀規律、植根于法治基礎上的規范管理，要綜合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治理手段，采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工具，努力實現精準監管和智慧監管。

——注重成本—收益分析。監管本身也會產生社會成本，包括行政成本和企業合規成本等，衡量監管現代化水平的標準是有效且高效，力求用盡可能少的綜合成本，實現盡可能大的公共效益。

“管得住”側重于秩序與穩定，是治理的基礎性要求，而“管得好”則是在“管得住”的基礎上，追求更優的治理效能與發展質量，轉向以服務發展為導向的治理范式。

——更加規范的法治要求。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關的基礎法律制度體系，強化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政府建設，以法治更好促進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確保監管規則清晰透明、執法過程公平公正文明，杜絕選擇性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同時設有權利救濟機制，為被監管對象提供申訴和救濟渠道。

——更加精細化的管理要求。在新動能發展的不同階段，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和結合方式應動態調整，更多依托數據與科技實現精細化管理，回應復雜多樣的社會需求。尤其是監管標準要不斷優化，以更好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變革趨勢。

——更高效率的協同要求。建立健全跨部門、跨區域的協同監管機制，解決監管重疊或真空問題，同時鼓勵行業自律、媒體監督、公眾參與，形成治理合力，激發市場創新活力。在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的同時，強調事中事后監管，定期對監管效果進行動態評估，根據評估結果進行調整優化，確保監管高效且有效。

——更具前瞻性的開放要求。抓住數智化賦能的契機，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打破部門間的“數據孤島”，促進數據共享互通、高效流動，讓監管決策建立在更加全面和準確的信息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升監管前瞻性和預見性。

思想通信 | 如何理解從“管得住”到“管得好”

2025年理論視野中的十大熱點

1月5日，《北京日報》刊發文章《2025年理論視野中的十大熱點》，文章內容如下：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十五五”規劃擘畫中國發展藍圖

——有學者認為，“十五五”時期，中國發展步入以高質量發展為龍頭的“六高”新發展階段，包括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水平對外開放、高水平安全。進入“六高”新階段，一方面表明我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更高水平的階段，同時也對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本上要避免高水平發展的“內卷化陷阱”，不是只在精細化、規范化上下功夫，而是真正要從原先的后發紅利，轉向原創紅利、引領紅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躍上新臺階。

中央八項規定：我們黨新時代的徙木立信之舉

——有學者認為，中央八項規定彰顯從實際出發的治理智慧：始終堅持從具體國情出發，實事求是。一方面，八項規定從調查研究、會議活動、文件簡報、出行接待等公權力運行的微觀場域入手，實現對作風問題的精準干預，將抽象的作風要求轉化為具體行為準則，解決了制度執行“最后一公里”的難題，為制度效能的充分釋放提供了現實通道。另一方面，在推進中央八項規定落實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巧妙融入其中，實現了從道德約束向制度約束、從原則要求向操作規范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了以制度構建文化、以文化鞏固制度的實際效果。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為城市發展貢獻“中國解法”

——會議基于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7%的現實，明確城鎮化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從大規模增量擴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有學者指出，這一判斷為內涵式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內涵式發展要求城市從依賴土地、資本等傳統要素轉向依靠知識、技術、管理等新型要素投入，追求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這要求城市工作從重建設輕治理轉向以人為本、集約高效，城市更新被確立為關鍵抓手，旨在通過結構優化、動能轉換、品質提升等系統性改造來提升城市綜合承載力。

世界機器人大會：中國制造AI鍛造新質生產力引擎

——有學者認為，人形機器人是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深度融合的產物，是機器人“進化”的高階形態。人形機器人已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布局重點，是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的典型代表，在推動制造業升級、應對老齡化社會壓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將為全球發展注入新動能。

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堅持和弘揚正確二戰史觀

——有學者認為，九三閱兵不僅是偉大抗戰精神在新時代的賡續傳承，更向世界鄭重宣誓：中國將始終堅持和弘揚正確二戰史觀，堅決維護戰后國際秩序，堅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此次閱兵展現的實力越充分，就越能推動國際體系在和平狀態下實現有序良性變革，為鞏固戰后國際秩序、維護公平正義注入更強力量。

海南封關：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

——有學者指出，海南封關，不是物理意義上的孤立，而是新時代對外開放邁向更高層次的重大制度創新，是繼深圳、浦東之后，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從過去以貨物、資本流動為主的開放方式，向以規則、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型，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戰略方向。

上證指數突破4000點：A股市場進入新階段

——有學者認為，這一突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意義重大，涉及信心、資金、政策、結構和全球角色等多個方面。突破4000點這個關鍵心理關口，扭轉了長期熊市思維，強化了牛市預期，提振了投資者信心。這種信心從股市擴散至實體經濟，增強企業投資意愿和居民消費傾向，形成正向循環。

“反內卷”組合拳：夯實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制度根基

——有學者認為，在當前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過程中，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是一個關鍵抓手。“內卷式”競爭危害具有系統性。當市場無法實現公平的優勝劣汰時，經濟增長就易陷入要素粗放投入的路徑依賴，并對共同富裕進程構成挑戰。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絕非簡單的行為矯正，而是一場關乎發展模式與增長動能轉換的深刻變革。

“哪吒登頂”：中國文化創新活力、實力的生動展示

——有學者指出，《哪吒2》的成功登頂，是我國文化強國戰略向縱深推進的生動注腳。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頂層設計持續釋放政策紅利。電影產業促進法等法規文件出臺實施，以稅收優惠、資金扶持、國際合作等舉措，為《哪吒2》等國產電影的創作與傳播提供了豐沃土壤。《哪吒2》不僅是“頂層設計+基層創新”有機結合的成功范例，同時也是傳統文化現代表達、技術創新驅動產業升級與跨文化傳播產生情感共鳴的鮮活樣本，為文化強國建設提供了實踐經驗和多重啟示。

美國“甲亢哥”中國行：民間交流引發全球共鳴

——有學者指出，“甲亢哥”案例表明，在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中，真實與真誠具有關鍵價值。這種基于真實體驗的文化傳播，比任何精心策劃的宣傳片都更能打破偏見、重塑認知。它同時也提示，在跨文化交流中，保持信息的準確與透明至關重要。直播中曾出現翻譯溝通不暢的情況，但最終通過雙方的真誠互動得以化解，這本身也成為文化交流中相互理解的一個注腳。

2025年理論視野中的十大熱點

標識性概念植根于中國具體、自塑的實際

1月9日，《光明日報》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經濟學社會學編輯部主任李凌靜文章《提煉標識性概念是構建社會學知識體系的關鍵維度》。文章指出：

概念作為知識生產的邏輯起點，是生成理論和知識體系的質料。近年來，提煉標識性概念日益成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基礎、關鍵環節。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加快提煉兼具經驗、理論、歷史和文明向度的標識性概念。

與僅作為理論構成要素的一般性概念不同，標識性概念往往與原創性理論同步生成——缺少標識性概念的理論談不上原創性；缺少原創性理論內涵的概念也必然不具有標識性功能。

回溯中國社會學發展史，我國社會學研究者曾提煉了諸多具有普遍解釋力的分析性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另一只看不見的手”“單位”等具有較高國際影響力的概念所呈現的共通性圖景，可為我們提煉標識性概念提供參照。

上述三個概念的共通之處在于：第一，概念提煉或發現于中外學術界共同關注的中國經驗和問題，如中西社會結構（關系形態）的主要差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的結構特征、生成機制與歷史功能。第二，概念生發于中外學術界對中國經驗和問題的解釋機制不足或缺少恰切的理論工具箱，即具備明確的中外理論對話意識。第三，概念產生于特定歷史階段的時空情境并具備長時段總體性解釋力度，如對中國社會結構轉型與體制變革特征與規律的分析。第四，概念內蘊著對中華文明深層密碼的體察，具備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以及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文化主體性和方位感。

標識性概念所內涵的經驗、理論、歷史、文明向度，源于中國實踐的豐富性和獨特性，而其生命力則取決于其理論洞見對“實踐之問”的回應力。為此，需特別注意如下方面。

——以科學精神破除“方法崇拜”。破除的關鍵，在于體察回應“實踐之問”的緊迫性，秉持實事求是、從實求知的精神，在識別、研判、解決實質問題中運用適當的方法，并在檢討方法底層邏輯及其使用邊界的過程中不斷增強其適用性。

——以調查研究調適技術手段。應以調查研究識別與矯正傳統量化研究與計算社會科學研究諸方法可能出現的對中國具體實際的偏離，推動科學研究真正匯聚群眾智慧、“介入”群眾生活。

——以理論修養點亮創新火種。對標識性概念而言，無論是無中生有還是重新賦義，都是對研究者“定位”能力的考驗，只有那些貫通古今中西的研究者，方能以其學術“靈感”把握時代脈搏，在扎根實踐、識別問題、調適方法、總結規律與理論對話中提煉標識性概念、生成原創性理論。

——以議題重置引領提煉方向。應直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社會的深層構造、中國特色城鄉關系的構成及其源流、數智時代的社會結構變革等總體性、系統性、前瞻性問題，貫通政策話語、學術話語、社會（不同時空、群體、職業）話語，在將“實踐之問”轉化為社會學界持續深耕的學術議題的過程中，提煉真正服務于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標識性概念，在理論與實踐的緊密互動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發展。

提煉標識性概念是構建社會學知識體系的關鍵維度

原標題：《理論周報 | 統一意志、形成合力》

欄目主編：王珍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朱玲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