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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美國東亞問題研究專家托馬斯·亞瑟·畢森一行為了解國共統一戰線談判情況,在國統區獲得不少材料并采訪了國民黨方面談判負責人,但印象不佳,于是決定親赴陜北考察。
在延安4天,這些美國學者不僅深刻了解了全面抗戰到來前夕中共主要領導人所作的重要決策和政治宣示、陜北蘇區實施的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更見識了幾位領袖的容貌風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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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托馬斯·亞瑟·畢森和朋友們到訪延安。左起:菲立浦·賈菲、佩吉·斯諾(尼姆·威爾斯)、歐文·拉鐵摩爾、毛澤東、畢森、艾格尼絲·賈菲。
高尚的道德品質和獨特的性格氣質
1937年6月中下旬,畢森與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紐約《今日中國》雜志主編菲立浦·賈菲及其妻子艾格尼絲一起悄悄奔赴延安,親眼見證了沿途的動蕩現實與革命圣地的烽火歲月,并采訪了毛澤東等紅軍領袖。他把這些見聞整理成稿后,于1973年以《1937,延安對話》為書名出版。
畢森在書中認為,毛澤東“他的種種優點和魅力完美地融為一體,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審慎的態度,竟讓人感覺到一種高深莫測”。年輕瑞典人艾飛·希爾為學者們開車,他不了解政治,卻通曉特殊的中國環境,他甚至預見他是“唯一一個能夠統一全中國的人”。
在國共之間基本消除了戰火,且統一戰線談判進展順利,到處蘊含著尋求政治安寧的氣氛,《紅星照耀中國》尚在撰寫之中時,這些學者有機會親見了一個有禮貌和耐心、平易近人且談笑風生、散發青春活力的毛澤東。
在當晚舉行的歡迎聯歡會上,畢森觀察到毛澤東很早就來到這里,并與另外幾個人一樣一直待到最后一刻才離開。還彬彬有禮地打聽客人在途中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難的。對采訪的問題,拉鐵摩爾看到他們都能夠耐心、禮貌地回答,而且非常具體和詳盡。返回前,毛澤東等又親自送行。
對毛澤東的采訪是重頭戲,所以用了整整一個下午。據畢森回憶,那時自己已習慣了延安無拘無束、親切隨意的氣氛。每次采訪開始時,對方會突然拋出一串生動幽默的連珠妙語。而當有人提到菲立浦·賈菲是圣誕卡批發商時,毛澤東便脫口而出:“上帝保佑你的圣誕卡生意興隆啊!”談笑風生、瀟灑自如的氣質,30多年后依然在畢森腦海中鮮明如初。
不僅訪談時滿懷激情、暢所欲言,與大家一同就餐后去劇院看演出,也一樣對每個節目都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時已43歲的毛澤東,在畢森眼里“身材瘦削,動作敏捷,渾身上下透著一股青春的活力,顯示出年輕小伙子一般的氣質來”。
“具有異常清晰的思維和表達方式”
與其他領導人一樣,善于講“中國故事”的毛澤東接受采訪時的精彩表現,深深折服了在場的美國人。
由于他反復處理過統一戰線談判的各種提案和爭議,所以接受非官方采訪就像普通人閑聊那樣,這讓采訪者真切地觀察了他“清晰的頭腦和知性力量”。據畢森記載,毛澤東不失時機地開始了談話,并始終起著主導作用。他主要以問答的方式進行,每說幾句話就會停頓下來,以便翻譯轉換成英語。這樣也讓對方有時間做筆記。所以,盡管訪談是通過翻譯草草記錄下來的,但內容卻彰顯了“他具有異常清晰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到1973年,畢森仍記得當年秋天第一次整理筆記時,就感到如果編輯出版這些記錄,甚至都不用做任何修改。
作為熟諳雙方語言的采訪旁觀者,拉鐵摩爾觀察到人們如何巧妙地運用藝術手段引導和控制談話內容。事后他認為,一個懂得談話技巧的人回答采訪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后,在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過程中,他就會從第一個以及接下來的問題中推斷出采訪者的目的,從而對癥下藥地回答。這往往導致采訪者實際上修改了原本想要提出的問題。所以,受訪者基本上可以引導談話發展的走向。而其中“最為突出的特色”之一,他認為就是毛澤東等領袖們“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維”。
令人震撼的“先見之明”
在盧溝橋事變前夕的延安,“共產黨領袖們的舉止言談,無不流露出異常樂觀的情緒”。在畢森看來,這種樂觀自信在歡迎他們的聯歡會上“就已經在空氣之中蕩漾了”,無論當今的形勢還是未來的局面,“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運籌帷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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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森講演
從訪談筆記可知,毛澤東等人的回答其實提供了一份完美無缺的中共所有計劃和意圖的情報。同行的拉鐵摩爾分析,之所以這樣毫無顧忌,就是他們“無比堅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歷史轉折點的緊要關頭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來”。無論蔣介石如何對待新成立的統一戰線政策,中共領袖們都深信“即將掀起的這場關乎到民族存亡的抗日大潮,必然會促使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加入到他們的陣營中來”。所以,他們毫不畏懼蔣介石知道這些會導致什么后果。
對即將到來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坦率地認為是必要且必將會發生的,還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需要采取切合實際的政策。所以畢森并不奇怪,毛澤東的某些論斷竟然與今天的形勢有著異乎尋常的關聯,如1972年尼克松訪華就印證了他早年留下的名言。也即拉鐵摩爾所說的,毛澤東等領袖具有令人震撼的“先見之明”。
慧眼識珠、求賢若渴
在內蒙古河套地區長大的基督教牧師的兒子希爾不僅熟諳西北的風俗民情,還有一手修理汽車的絕活。在西北部地區輾轉流浪多年,曾為內蒙古和新疆一帶的中國富商和軍閥們駕車,也服務過斯文·赫定的“中國—瑞典探險隊”。一路上,他操著當地口音混過關卡,休息時唱唱民間小調、繪聲繪色地講述在各地旅行時的冒險和奇遇,多次排除機器故障,還曾駕駛汽車挪過一段命懸一線的路面。所以,畢森很快發現雇傭這位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的司機是“獲得的一件更加珍貴的東西”。
當時正值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轉變時期,紅軍急需吸收各方面的人才。希爾當然逃不過“毛澤東機智過人的頭腦”。幾天里,毛澤東對幾個美國人彬彬有禮、耐心有加,曾千方百計勸說落魄潦倒的希爾留下來,讓其管理紅軍的一堆汽車。拉鐵摩爾也理解這一“充滿人情味的細節”:“美國的知識分子并不值錢,……然而,一個歐裔的汽車機械師,操著土里土氣卻堪稱地道的鄉下人口音,不但能夠把那些繁瑣復雜的機器玩弄于股掌之間,還能夠教會你怎么對付這些玩意兒,你說他不是個寶貝,還能是什么?”從中可見,毛澤東慧眼識珠、求賢若渴。
(作者系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史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近現代軍事史研究)
作者:周云波
文字編輯:李冰潔
新媒體編輯:米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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