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省第一醫院的門診大廳總是充斥著消毒水與焦慮混合的氣味。
我穿著挺括的白大褂，左胸口袋上方別著嶄新的“院長：肖俊楠”工牌，在副院長馬玉萍的陪同下走向住院部大樓。陽光透過玻璃穹頂灑在光潔的地磚上，將人影拉得很長。
“心胸外科是我們院的王牌科室，”馬玉萍的聲音在走廊回響，“科主任傅晨曦醫生是院里最年輕的主任醫師，業務能力非常突出。”
我點頭，目光掠過墻上專家介紹欄。傅晨曦的證件照清冷而熟悉，嘴角那抹若有若無的笑意，與記憶中某個模糊的影像重疊。
十年了。
我從未想過會以這樣的方式回到這座城市，更沒想過會在這里遇見她。
轉過走廊拐角時，迎面走來一群人。為首的是一位穿著白大褂的女醫生，正側頭與身旁穿西裝的男人低聲交談。她手里拿著病歷夾，指尖微微泛白。
下一秒，她抬起頭。
時間在那一剎那被凍結。
她臉上的血色瞬間褪去，瞳孔驟然收縮，手中的病歷夾“啪”地一聲滑落在地，紙張散開。
她死死地盯著我胸前的工牌，嘴唇微微顫抖，眼眶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變紅。
而她身邊那個西裝革履的男人——林英韶，正用疑惑的目光在我和她之間逡巡。
我深吸一口氣，彎腰撿起散落的病歷，遞還給她。手指接觸的瞬間，她像被燙到般猛地一縮。
“傅醫生，”我的聲音平靜得連自己都感到陌生，“小心拿好。”
然后我微微頷首，從她身邊走過。
擦肩而過的瞬間，我聽見她壓抑的、幾乎微不可聞的抽氣聲。
十年前那封離婚協議上字跡潦草的簽名，此刻在記憶里燒得滾燙。
01
1993年的秋天來得格外早。
喀喇昆侖山哨所已經落了第一場雪，凜冽的風從山口呼嘯而過，卷起細碎的冰碴子打在窗玻璃上。我裹緊軍大衣，拆開那封輾轉半個月才送到手中的信。
信封很薄，里面只裝著兩樣東西。
一張醫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復印件，和一份打印好的離婚協議書。
她的簽名在協議末尾，一筆一劃，工整得刺眼。旁邊留著空白，等我簽。
窗外傳來戍邊戰士們操練的口號聲，高亢而整齊。
我捏著那張紙，感覺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間凍住了。
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她名字的筆畫，那些曾經在結婚證上并排出現的字，如今被分割在“甲方”和“乙方”的欄位里。
“肖醫生！”通訊員小趙推門進來，帶進一股寒氣，“有您的加急電報！”
他看我愣愣地坐著，湊近瞧了眼我手里的東西，表情僵住了：“這、這是……”
我迅速將協議對折，塞進抽屜：“沒什么。電報呢？”
“是調令！”小趙興奮地說，“軍區要把您調回總醫院了！下個月就走！”
電報上的字跡清晰：因業務需要，特調軍醫肖俊楠同志回軍區總醫院工作。
三個月前，我遞交的請調報告終于有了回音。那時她在信里說，她決定考大學，想當醫生。她說我們都需要更好的未來。
我回信說，我申請調回去，這樣就能陪在她身邊。
她回信說，好，我等你。
可現在這張錄取通知書，和這份離婚協議，比喀喇昆侖山的寒風還要冷。
“肖醫生，您怎么了？”小趙小心翼翼地問。
我搖搖頭，走到窗前。遠山覆蓋著皚皚白雪，像極了三年前我們婚禮那天，她頭上披著的白紗。
“替我回電，”我說，“我申請延長戍邊年限。”
小趙愣住了：“可是……這是多好的機會啊！您都在這待了五年了！”
“去吧。”我的聲音很平靜，“就這么回。”
小趙張了張嘴，最終還是轉身出去了。
我重新拉開抽屜，取出那份協議。她的簽名旁邊，我該簽字的地方還空著。我想起離開家那天，她站在月臺上，火車開動時她追了幾步，眼眶通紅。
她說：“俊楠，我等你回來。”
我說：“等我。”
那時我們都不知道，等待會把很多東西都磨平，磨得只剩下蒼白的紙張和決絕的簽名。
02
記憶像開閘的洪水，洶涌地倒灌回1990年的夏天。
那是我和傅晨曦結婚的日子。民政局門口的老槐樹開滿了米白色的小花，香氣淡淡地飄在空氣里。她穿著一條水紅色的連衣裙，辮子上扎著同色的發帶。
“從今天起，你就是我妻子了。”我牽著她的手說。
她仰起臉笑，眼睛彎成月牙：“那你可得好好對我。”
婚禮很簡單，只請了雙方親戚和幾個要好的戰友。她父母有些勉強——我是個常年在邊疆的軍醫，掙得不多，前途渺茫。但她堅持要嫁。
“我看中的是你這個人，”新婚之夜，她靠在我肩頭輕聲說，“不管你在哪兒，我都跟定你了。”
半年后，我接到命令，要返回喀喇昆侖山哨所。臨行前夜，她整晚沒睡，默默地給我收拾行李。
“這次去多久？”她背對著我問。
“可能……一年。”我說得沒有底氣。
她轉過身，眼睛已經紅了：“我聽說那邊特別苦，海拔高，冬天能凍死人。”
“我是軍醫，得去。”
她點點頭，把臉埋在我胸前：“我懂。我就是……舍不得。”
火車開動時，她從車窗里探出身子，用力揮著手。風把她的頭發吹亂了，但她一直揮著，直到變成一個小小的點。
最初的幾個月，信件很頻繁。她事無巨細地告訴我家里的一切：陽臺上的茉莉開花了，隔壁王阿姨送了一罐腌菜，她報名了夜校準備考會計證。
我也給她寫喀喇昆侖山的星空，寫哨所里那群可愛的戰士，寫我用有限的藥品治好的凍傷和感冒。
漸漸地，她的信開始變短。
“夜校的課很難，我學得很吃力。”
“爸媽說我該找個穩定的工作，別整天想著考試。”
“今天下班遇到高中同學林英韶，他在醫藥公司工作，聽說待遇很好。”
我讀著這些信，心里像壓了塊石頭。回信時我盡量寫些輕松的事，講哨所的趣聞，告訴她我申請了調回。
她的回信間隔越來越長。從一周一封，變成半個月，再到一個月。
1992年春節，我沒能回家。她在電話里說：“俊楠，我想了很久，我想考醫科大學。”
我很驚訝：“怎么突然想學醫？”
“不是突然，”她的聲音很輕，“我照顧生病的奶奶時就在想了。而且……你也是醫生。”
“那很好啊，”我說，“我支持你。”
“可是如果考上了，要讀五年，”她頓了頓，“這五年，我們可能……”
“沒關系，”我急切地說，“我申請調回去，我陪你。”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斷線了。
“好，”她終于說，“我等你。”
現在想來，那聲“等你”里，已經摻雜了太多不確定。只是當時的我被即將團聚的喜悅沖昏了頭，沒有聽出她語氣里的猶豫。
03
收到離婚協議后的第三天，我給她寫了一封長信。
信紙鋪在搖晃的木桌上，煤油燈的光暈黃而微弱。我寫喀喇昆侖山今年冬天的第一場雪，寫哨所里那個十八歲小戰士的凍瘡終于好了，寫我治好的牧民孩子的肺炎。
然后我寫道：晨曦，我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復印件，真為你高興。
你是那么聰明，一定能成為很好的醫生。
關于那份協議，我想我們可以再談談。
我申請了調回，下個月就能到家。
五年異地我們都熬過來了，再等我一個月，好嗎？
寫到最后，我的手指凍得僵硬，字跡有些歪斜。但我還是仔細地封好信封，貼上郵票，第二天一大早交給郵遞員。
之后的日子，我每天都在等回信。
哨所的生活照舊：巡診、培訓衛生員、處理凍傷和高原反應。只是每到傍晚，我都會站在山口往來的方向張望。郵遞員每周來一次，每次我都第一個沖上去。
第一周，沒有回信。
第二周，還是沒有。
第三周，郵遞員遞給我一封信。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上面的字跡是她的，但寫得有些急。
我幾乎是顫抖著拆開。
信很短，只有一頁紙。
“俊楠：來信收到。很抱歉以這樣的方式通知你，但我考慮了很久，這個決定不會改變。我們都該有更好的未來，而我的未來在大學里，在醫學這條路上。我們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與其將來相互拖累，不如現在就分開。協議你簽好后寄給我。勿念。晨曦。”
我把這封信讀了整整五遍。
每一個字都像針，扎在眼睛里，扎在心里。她說“差距”，她說“拖累”，她說“勿念”。
原來在她心里，我們之間已經有了如此深的溝壑。而我對此一無所知，還在傻傻地計劃著調回去后的生活。
“肖醫生！”小趙又跑進來，“軍區來電話，問您確定要放棄調回機會嗎？政委說這是最后確認。”
我看著窗外蒼茫的雪山，想起她信里的字句。
“確定。”我說，“我申請延長戍邊，延長到……盡可能長。”
小趙急了：“您這是何苦呢！那邊條件多好，而且您不是一直想回去嗎？”
我搖搖頭，沒有說話。
有些話說不出口。比如我不知道回去后該怎么面對她，怎么面對那個已經決心離開我的她。比如我害怕看見她眼里的決絕，那會比喀喇昆侖山的嚴寒更讓我難以承受。
不如就留在這里，留在離她三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至少這樣，我還能保留最后一點尊嚴，還能假裝我們的婚姻只是敗給了距離，而不是敗給了她心中那個“更好未來”里的、沒有我的位置。
那天晚上，我拿出離婚協議，在乙方簽名處停頓了很久。
最終，我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字跡很穩，沒有顫抖。我把協議裝進信封，第二天寄了出去。
隨信沒有附任何話。既然她已經說了“勿念”，那我也該學會不再惦念。
04
調回申請被正式駁回，延長戍邊的批復很快就下來了。
政委找我談話，拍著我的肩膀說：“俊楠，你是好樣的。邊疆需要你這樣肯扎根的醫生。”
我敬了個標準的軍禮：“保證完成任務。”
任務。
這個詞很好，它讓一切都變得簡單。
我不再是那個等著妻子回信的丈夫，而是一名戍邊軍醫。
我的任務是治病救人，是培訓衛生員，是守護這片土地上每一個需要幫助的生命。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哨所的醫療條件極其有限，藥品常常短缺。
我學會了用最原始的方法處理傷口，用有限的幾種藥搭配出不同的治療方案。
沒有設備，我就用聽診器和血壓計完成初步診斷，然后靠經驗判斷病情。
那年冬天特別冷，一場暴風雪封山了半個月。哨所里一個戰士突發急性闌尾炎，必須立即手術，否則有穿孔危險。
“送下山至少需要兩天，他撐不到那時候。”我看著疼得臉色發白的年輕戰士，做出了決定，“在這里做手術。”
“在這里？”衛生員驚呆了，“我們沒有手術室，沒有麻醉師，沒有……”
“我來主刀，”我打斷他，“你當助手。其他人負責消毒和照明。”
我們用食堂的長桌當手術臺，用高壓鍋消毒器械，用手電筒和煤油燈照明。我給戰士做了局部麻醉，然后切開他的腹部。
手術進行了三個小時。當化膿的闌尾被成功切除時，我身上的軍裝已經被汗水浸透了。
戰士后來康復得很好，他拉著我的手說：“肖醫生，您救了我的命。”
我只是笑笑。其實是他救了我——在那三個小時里，我沒有想起那張離婚協議，沒有想起她信里的字句，沒有想起任何與過去有關的事。
我終于找到了麻痹自己的方法：讓自己忙到沒有時間思考。
我開始系統地記錄高原常見病的診療方法，編寫適合邊防部隊使用的醫療手冊。我申請了更多藥品，建立了哨所歷史上第一個像樣的醫務室。
時間一天天過去，春天來了又走，雪化了又積。
偶爾有她的消息，從偶爾往來的信件中零星得知。她大學同學告訴我國內的朋友，她成績很好，拿了獎學金。她越來越像她想要成為的那種人：優秀、獨立、前途光明。
而我留在喀喇昆侖山，留在這個離她越來越遠的世界里。
有時深夜巡診回來，站在哨所外的空地上仰望星空，我會想：如果當初我堅持調回去，如果我們見了面好好談一次，結局會不會不一樣？
但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就像喀喇昆侖山的雪，落下就融進了土地，再也找不到最初的形狀。
05
十年可以改變很多事。
喀喇昆侖山哨所的醫務室從一間土坯房，變成了有獨立手術室和病房的小型醫療站。我培訓的衛生員一批批來，一批批走，有些后來也成了軍醫。
我獲得了三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軍報上刊登過我的事跡，稱我為“昆侖山上的生命守護者”。
但沒有人知道，這些榮譽背后，是一個男人用工作填滿所有時間的努力。
每救治一個病人，每完成一次巡診，每培訓出一個合格的衛生員，都讓我離那個1993年的秋天更遠一步。
只是偶爾，在極少數無法入睡的深夜，我仍會想起她。
想起她穿水紅色連衣裙的樣子，想起她站在月臺上揮手的樣子，想起她說“我等你”時眼睛里的光。
然后我會起身，披上大衣去醫務室查房。看著病床上熟睡的戰士，聽著他們均勻的呼吸聲，心里那種空蕩蕩的感覺才會慢慢被填平。
2002年春天，一封來自北京的信打破了哨所的平靜。
信是我的恩師魏德福教授寫來的。這位醫學泰斗是我軍醫大學的導師，多年來一直關注著我的情況。
“俊楠：見字如面。你發表在《中華急診醫學》上的那篇高原應急醫療體系構建論文，我仔細讀了，寫得非常好。你在極端條件下總結出的經驗，對全國高原地區的醫療工作都有重要參考價值。現在有一個機會：省第一醫院急需有管理經驗和創新思維的業務骨干，我向衛生廳推薦了你。他們看了你的材料，非常感興趣。如果你同意，可以特調你回去，直接擔任副院長。考慮一下，這不是命令，但我覺得這對你、對更多病人都是更好的選擇。等你回信。師：魏德福。”
我把信看了又看。
距離我簽下那份離婚協議，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
這十年里，我刻意回避所有關于她的消息，不知道她是否已經畢業，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經嫁給了別人。
“肖醫生，”現任哨長走到我身邊，“您要調走了？”
我把信折好：“還沒決定。”
“走吧，”哨長拍拍我的肩，“您在這待了十五年，夠了。該回去過過正常人的生活了。”
正常人的生活。這個詞聽起來那么陌生。
那天晚上，我站在哨所的最高點，看著遠方綿延的雪山。月光灑在雪地上，反射出清冷的光。我想起十年前那個同樣清冷的秋日，想起那份改變了一切的離婚協議。
也許，是時候回去了。
不是回到她身邊——那已經不可能了。而是回到正常的生活軌跡里，回到一個軍醫本該有的發展道路上。
我給魏教授回了信：我同意調動。
一個月后，調令正式下達。軍區為我舉行了簡單的歡送會，戰士們輪流和我擁抱，有些紅了眼眶。
“肖醫生，以后記得回來看我們！”
“一定。”
離開哨所那天，天空飄著細雪。車子駛出山口時，我回頭望了一眼。那個我待了十五年的地方，在雪幕中漸漸模糊。
前方是三千公里外的省城，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未來。
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在等著我。
更不知道，那個我以為已經徹底告別的人，會在那里與我重逢。
06
省第一醫院的門診大樓氣派而繁忙。
我站在院長辦公室的落地窗前，看著樓下廣場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三天前，我正式履新，不是副院長，而是直接任命為院長。
這個任命引起了不小的波瀾。
院里原本有三位副院長，都資歷深厚。馬玉萍副院長在我到任時表現得最熱情，但眼神里的審視藏得很好。
“肖院長年輕有為，又是魏老的高足，一定能為我院帶來新氣象。”她在歡迎會上笑著說。
其他人跟著鼓掌，但掌聲里的溫度各有不同。
我知道他們在想什么：一個在邊疆待了十五年的軍醫，憑什么空降成為三甲醫院的院長？就憑那幾篇論文？還是憑魏老的關系？
我不辯解。在喀喇昆侖山十五年教會我一件事：實力是最好的語言。
上任第一周，我幾乎住在醫院。白天熟悉各部門運作，晚上研讀近幾年所有的醫療數據和管理文件。我發現了很多問題：設備老化、科室間協作不暢、科研產出不足……
但我也看到了潛力：這里有一批優秀的醫生，有全省最好的心胸外科和神經外科，有完整的教學體系。
第三天下午，馬玉萍來辦公室找我。
“肖院長，按照慣例，新院長要到各科室轉轉，和骨干醫生見個面。”她遞過來一份日程表，“您看這樣安排行嗎？”
我掃了一眼：“可以。就從明天開始吧。”
“那第一站安排在心胸外科，”馬玉萍說，“這是我們院的王牌科室，科主任傅晨曦醫生是院里重點培養的青年專家，業務能力非常突出。”
傅晨曦。
這個名字像一根細針，輕輕刺了一下心臟深處某個塵封的角落。但我面上不動聲色：“好。”
“傅醫生三十出頭就當上了主任，是院里最年輕的主任醫師。”馬玉萍繼續說，“她愛人林英韶是惠康醫療的高管，我們院很多設備都是通過他采購的。”
我點點頭，翻看心胸外科的資料。科室近年來的手術成功率、科研論文數量都名列前茅，傅晨曦的名字出現在多篇高質量論文的作者欄。
照片上的她穿著白大褂，表情嚴肅專業。曾經眉眼間的溫婉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干練和冷靜。
十年，足夠讓一個人脫胎換骨。
“傅醫生明天上午有手術，”馬玉萍說，“我們下午過去，她應該在病房查房。”
“好。”我合上文件夾，“就按這個安排。”
馬玉萍離開后，我重新走到窗前。夕陽把天空染成橘紅色，遠處的城市開始亮起燈火。
這個城市有六百萬人，她只是其中之一。也許我們根本不會遇見，也許遇見了也認不出彼此。十年足夠改變容貌，更足夠改變一個人看另一個人的眼神。
我告訴自己：肖俊楠，你是來工作的，不是來尋找過去的。
但心底有個聲音在問：如果真遇見了，你會說什么？
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
07
第二天上午，我參加了院領導班子會議。
會上討論了幾項議題，包括設備采購預算、科室調整方案和人才培養計劃。
當提到心胸外科需要更新體外循環機時，馬玉萍說：“這件事傅主任已經和林總溝通過了，惠康醫療可以提供最新的型號，價格也有優惠。”
林總。林英韶。
我握筆的手指微微收緊，但聲音很平穩：“采購要走正規招標程序，不能因為是熟人介紹就簡化流程。”
“那是自然，”馬玉萍笑道，“只是先了解一下市場情況。”
會議結束后，我在辦公室處理文件。秘書小陳進來送咖啡時，欲言又止。
“有事？”我抬起頭。
“院長，院里有些……議論。”小陳小心翼翼地說，“關于您的任命，還有……傅主任。”
我放下筆：“說清楚。”
“有人說您是靠魏老的關系空降的，說您沒管理過大醫院的經驗。”小陳頓了頓，“還有人說……說傅主任可能會不服您，因為她本來有望成為副院長，結果您來了……”
“傅主任本人什么態度？”
“傅主任從來沒說過什么，她只管看病做手術。”小陳趕緊說，“都是底下人在傳。”
我點點頭：“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小陳離開后，我揉了揉眉心。醫院和軍隊不一樣，這里的人際關系更復雜，利益糾葛更多。但我沒想到，會這么快就聽到她的名字，更沒想到會以這樣的方式。
下午兩點，馬玉萍準時來敲門。
“肖院長，我們該去心胸外科了。”
我站起身，穿上白大褂，仔細別好工牌。鏡子里的人穿著筆挺的白色制服，胸前“院長：肖俊楠”幾個字清晰醒目。
十五年軍旅生涯在這張臉上刻下了痕跡：眼角有了細紋，皮膚比常人黝黑粗糙些，但眼神依然銳利。
馬玉萍邊走邊介紹：“心胸外科在住院部大樓七層，占了整整一層。傅主任要求很嚴格，科室的紀律和業務水平都是全院最好的。”
電梯緩緩上升，數字不斷跳動。
我的心跳很平穩。十年邊疆生涯磨礪出的鎮定，在此刻發揮了作用。無論接下來見到誰，我都是肖院長，是來了解科室情況、認識骨干醫生的領導。
僅此而已。
電梯門打開，七層的走廊寬敞明亮。護士站的小護士們看見我們，立刻站起來問好。
“傅主任在病房查房，”一個護士長模樣的人迎上來，“需要我去叫她嗎？”
“不用，”我說，“我們過去看看。”
病房區很安靜，只能聽到儀器的滴答聲和偶爾的咳嗽聲。轉過第一個拐角，就看見一群白大褂圍在15床前。
站在最中間的女醫生背對著我們，正低頭查看病人的監護儀。她身材纖瘦，白大褂穿得一絲不茍，頭發在腦后挽成整潔的發髻。
“血氧飽和度上來了，”她的聲音清冷而專業，“明天可以撤呼吸機。注意觀察痰液顏色。”
然后她轉過身來。
時間，在那一瞬間靜止了。
08
傅晨曦臉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褪去。
她手里拿著的病歷夾“啪”地一聲掉在地上，紙張散開，有幾張滑到了我的腳邊。她的瞳孔驟然收縮，死死地盯著我胸前的工牌，嘴唇微微顫抖。
我看著她，看著這張十年未見的臉。
歲月在她臉上留下了痕跡，但更多的是打磨出了成熟和干練。
曾經圓潤的臉頰變得清瘦，眉眼間的稚氣被冷靜取代。
只有那雙眼睛——此刻迅速泛紅的眼睛——還殘留著些許我記憶中的模樣。
“傅主任？”旁邊一個年輕醫生疑惑地叫了她一聲。
她像是猛然驚醒，慌亂地移開視線，蹲下身去撿散落的病歷。手指碰到紙張時，微微顫抖。
我也彎下腰，撿起腳邊的幾頁紙，遞給她。
“小心拿好。”我的聲音平靜得連自己都驚訝。
她接過病歷，指尖與我的手指短暫接觸，然后像被燙到般猛地縮回。她站起身，低著頭整理紙張，始終不敢再看我。
這時，她身邊那個穿西裝的男人開口了：“晨曦，怎么了？不舒服嗎？”
我這才注意到他。林英韶——惠康醫療的高管，她的丈夫。他看起來四十歲上下，穿著考究的深灰色西裝，戴一副金邊眼鏡，典型的商務精英模樣。
此刻他正用關切的眼神看著傅晨曦，然后又轉向我，目光里帶著審視和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