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清宮檔案》、《溥儀傳》、《我的前半生》、《文繡回憶錄》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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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17日晚10時，北京西城劈柴胡同一間10平方米的小屋內，44歲的傅玉芳因突發心肌梗塞在家中去世。
陪伴在她身旁的，是她的丈夫劉振東——一名普通的清潔工人。
直到妻子臨終前的最后時刻，劉振東才得知一個令他震驚的秘密：
這個與他共同生活了六年、過著最樸素日子的女人，真實姓名并非傅玉芳，而是額爾德特·文繡，曾經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淑妃。
22年前的1931年，文繡曾經轟動全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主動與皇帝提出離婚的妃子。
這場被當時媒體稱為"刀妃革命"的事件，不僅震撼了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念，更成為了那個時代女性覺醒的標志性事件。
從滿洲貴族到末代皇妃，從離婚訴訟到平民教師，從顛沛流離到清潔工妻子，文繡的人生軌跡跨越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動蕩的幾十年。
她的一生見證了封建王朝的覆滅、民國的建立、抗日戰爭的勝負以及新中國的誕生。
在那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無數人在歷史的洪流中沉浮，而文繡卻用自己的選擇和堅持，走出了一條獨特的人生道路。
她的故事不僅是個人命運的寫照，更是一個時代變遷的縮影。
【一】沒落貴族的童年記憶
額爾德特·文繡于1909年12月20日（宣統元年農歷十一月初八）出生在北京安定門內的一座四合院中，乳名"大秀"。
她的家族隸屬于滿洲八旗中的鄂爾德特氏蒙古族，在八旗制度中屬于地位崇高的上三旗鑲黃旗。
鄂爾德特家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入關之初。
清順治元年（1644年），文繡祖先跟隨多爾袞入關，按所在旗被分配在北京安定門內定居。
乾隆三十六年，文繡先祖和瑛中進士，先后擔任主事、布政使、侍郎、巡撫及兵部尚書，高祖父壁昌仕至兩江總督，曾祖父同福任郎中，祖父錫珍官至吏部尚書。
在清朝的政治體系中，吏部尚書位列六部之首，掌管著天下官員的任免考核，是僅次于軍機大臣的要職。
錫珍能夠擔任此職，說明鄂爾德特家族在當時確實顯赫一時。
然而，隨著清朝國勢的衰落和政治制度的腐化，許多滿蒙貴族家庭也開始走向沒落。
到了文繡父親端恭這一代，家族已顯沒落。
端恭僅擔任內務府主事這樣的中級職位，遠不及祖輩的顯赫。
內務府雖然是專門管理皇室事務的機構，但主事一職在官場中并不算高位，收入也相對有限。
更重要的是，隨著清朝的衰弱，內務府的實際權力和經濟利益都大不如前。
1912年清朝覆滅后，隨著八旗特權的徹底消失，鄂爾德特家族的經濟狀況更是江河日下。
那些曾經依靠朝廷俸祿和特權維持的生活方式再也無法持續，許多滿蒙貴族家庭不得不變賣家產維持生計。
文繡的家庭結構也頗為復雜。
文繡為端恭的繼配蔣氏的長女，有一妹名文珊，還有一兄名文寬，但早年夭折。
此外，端恭的原配博爾濟吉特氏還生有一女，人稱"黑大姐"。
這種多重婚姻關系在當時的滿蒙貴族中十分常見，但也增加了家庭內部的復雜性。
父親端恭在文繡年幼時便去世，家中的經濟重擔全部落在了漢族繼母蔣氏的肩上。
作為一個漢族女子，蔣氏在滿族社會中的地位相對較低，但她卻承擔起了撫養三個女兒的重任。
為了維持生計，蔣氏靠做挑花刺繡等手工活貼補家用。
在那個時代，這種精細的手工藝品在市場上還有一定需求，特別是那些富裕人家的太太小姐們，仍然喜歡這些傳統的手工制品。
蔣氏的手藝不錯，能夠通過這種方式維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盡管生活困頓，蔣氏仍然堅持讓文繡接受教育。
這個決定在當時看來頗具前瞻性，因為許多貧困家庭的女孩子根本沒有上學的機會。
1917年，文繡八歲時到北京私立敦本小學讀書，天資頗為聰穎。她當時學名傅玉芳。
選擇"傅玉芳"這個漢名，很可能是為了掩蓋滿族貴族身份。
在民國初年，滿族人在社會上面臨著一定的歧視和偏見，使用漢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這個名字中的"玉芳"二字，寓意著美玉一般的品格和芬芳的品德，體現了母親對女兒未來的美好期望。
敦本小學是當時北京的一所知名私立學校，注重傳統文化教育的同時也兼顧現代知識的傳授。
在這里，文繡不僅學習了傳統的經史子集，還接觸到了算術、地理等現代學科。她的天資確實出眾，各門功課都名列前茅。
在學校里，文繡展現出了多方面的才能。
她不僅文科成績優秀，對于琴棋書畫也頗有天賦。
老師們經常夸獎她的書法娟秀，繪畫也有一定的水平。
更難得的是，她還顯示出了很強的數學天賦，這在當時的女孩子中是比較罕見的。
除了學業，文繡還經常幫助母親做手工活。
小小的手指在絲線間穿梭，一針一線都透露著專注和細致。
這些童年的經歷不僅培養了她的動手能力，也讓她從小就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和勞動的價值。
文繡的理想是將來成為一名教師。
在她看來，教書育人是一項既體面又有意義的工作，既能夠發揮自己的知識專長，又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
這個樸素的愿望體現了她對獨立生活的向往和對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念。
然而，命運卻為這個聰明的小女孩安排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1921年的一個消息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也將她卷入了歷史的漩渦之中。
【二】意外入選的皇室婚姻
1921年春天，一個消息在北京的滿蒙貴族圈子里迅速傳播：已經退位但仍保留皇帝尊號的溥儀即將選妃。
這個消息對于許多沒落的滿蒙貴族家庭來說，無疑是一個重新攀上皇室、改變命運的機會。
1921年初，文繡剛過11歲，宮里傳來要為已退位但仍保留帝號的溥儀選皇后的消息。
她的五叔華堪來和母親蔣氏商量，要給文繡照個相片送去參加選妃。
華堪的動機很明確——他希望借助這次選妃的機會重振已經沒落的鄂爾德特家族。
在他看來，如果文繡能夠入選，不僅可以光宗耀祖，還能為整個家族帶來經濟上的巨大改善。
這種通過聯姻獲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做法，在傳統社會中極為常見。
當時的選妃制度依然遵循著清朝的傳統規制。
根據清朝的祖制，皇帝選妃必須從滿蒙八旗中選擇，且要經過嚴格的程序。
候選女子的年齡、出身、相貌、品行都有嚴格的要求。
八旗制度將滿蒙家庭分為不同等級，上三旗（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的地位最為尊貴，中選的機會也最大。
文繡的鄂爾德特家族雖然已經沒落，但畢竟屬于鑲黃旗，在血統上符合選妃的條件。
華堪抓住這個機會，說服了蔣氏為文繡拍攝照片參選。對于這個困頓的家庭來說，這可能是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選妃的具體程序相當復雜。
首先由各旗都統將符合條件的女子名單上報內務府，然后由太妃們進行初步篩選。
經過幾輪篩選后，最終的候選人照片會呈送給皇帝本人做出最終決定。
經過太妃和宗室權貴多次爭議之后，方于1922年3月敲定由遜帝溥儀親自閱看相片"欽定"。
當時年僅16歲的溥儀對選妃這件事并不感興趣，他更關心的是如何恢復自己失去的皇權。
溥儀當時無心選皇后，拿筆隨便在圖冊上畫了一個圈，那個人就是文繡，但因為她相貌不佳，而婉容很美，且家境富有，于是婉容則是皇后，文繡成為妃子。
這個看似隨意的決定背后，其實有著復雜的政治考量。
溥儀的隨手一圈確實選中了文繡，但這個結果立即引起了宮中不同派系的爭議。
敬懿皇太妃（同治帝的瑜妃）對選擇文繡表示贊同。
敬懿太妃在宮中的地位相對較低，她希望通過支持文繡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而端康皇太妃（光緒帝的瑾妃）則強烈反對，她認為文繡出身寒微、相貌平常，完全沒有資格成為皇后。
端康太妃力推的候選人是17歲的郭布羅·婉容。
婉容不僅容貌美麗，而且出身富貴，父親榮源是正白旗都統，家境殷實，在社交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更重要的是，婉容受過良好的教育，能說流利的英語，具備現代女性的素質。
宮中的這場爭議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皇室內部不同勢力的角逐。
太妃們各自有著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利益考慮，選妃問題成為了她們爭奪影響力的工具。
經過激烈的討論和妥協，最終達成了一個折衷方案：
1922年3月10日，溥儀才最終做出決定："候選道輕車都尉榮源之女郭佳氏（郭布羅·婉容）著立為皇后，候選同知端恭之女額爾德特氏（額爾德特·文繡）著封為淑妃。"
這道諭旨的頒布，正式確定了文繡的命運。
從此，她不再是那個在敦本小學讀書的傅玉芳，而成為了清朝的淑妃額爾德特·文繡。
文繡被選定為皇妃之后，未曾與文繡見過面的溥儀，當即頒下諭旨，要內務府給文繡母親蔣氏在北京地安門后海的南沿，買下一處大院落做為新居處，另外賞賜紫檀木家具一套，立刻使蔣氏一家的生活大為改觀。
這種待遇的改變是巨大的。
從租住的簡陋房屋到地安門的大院落，從簡單的家具到珍貴的紫檀木家具，蔣氏一家的生活水平在短時間內得到了顯著提升。
這也讓華堪的如意算盤得到了初步的實現。
只讀了5年書的文繡也不再上學了，傅玉芳的學名更不許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華堪負責講授君臣大禮，或繁瑣的宮中清規戒律，并要文繡熟讀《女兒經》。
從現代學校的自由環境突然轉入嚴格的宮廷禮儀訓練，對于一個13歲的女孩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沖擊。
她必須學會如何行禮、如何說話、如何穿衣、如何用膳，甚至連走路的姿勢都有嚴格的要求。
《女兒經》是專門教育女子品德修養的典籍，其中包含了大量關于女子如何順從、如何侍奉等內容。
這些內容與文繡在學校接受的現代教育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但她別無選擇，只能努力適應。
1922年11月，經過幾個月的緊張準備，文繡正式踏入紫禁城的大門，開始了她作為末代皇妃的生活。
這一步跨出，也意味著她徹底告別了平民生活，踏入了一個她從未真正了解的世界。
【三】紫禁城里的孤獨歲月
1922年11月，文繡進宮，住在在西六宮的長春宮，這是慈禧太后住過23年的地方，裝飾華麗，陳設精美。
長春宮位于紫禁城西六宮的中心位置，是慈禧太后從咸豐年間開始居住的地方，承載著大清王朝最后幾十年的興衰榮辱。
宮殿內的裝飾確實華麗精美，墻壁上掛著名家字畫，屋內擺設著珍貴的瓷器和玉器。
雕梁畫棟的建筑風格體現著皇家的氣派，每一件陳設都價值連城。
對于從普通家庭出身的文繡來說，這樣的環境既新奇又壓抑。
按照慣例，文繡比婉容提前一天入宮，以便為迎接皇后做準備。
這種安排本身就暗示了她們之間地位的差別——皇后是主要人物，妃子只是陪襯。
大婚當天的情形遠不如外界想象的那般隆重溫馨。
大婚當天，文繡按照清朝的禮儀制度，來到養心殿面見溥儀。
溥儀非但沒有體諒她，反而冷冷地對她說了一句話，下去休息吧。
這個冷淡的態度讓初次見面的文繡受到了巨大的心理沖擊。
在她的想象中，這應該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但現實卻與期望相去甚遠。
17歲的溥儀顯然對這位小妃子沒有任何興趣，更談不上溫情脈脈的新婚之夜。
溥儀在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坦率地描述了當時的狀況：
"（我）對家庭生活沒有一點興趣。我先后有過四個妻子，按照當時的說法叫一個皇后，一個皇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際上說，他們誰也不是我真正的妻子，我根本沒有一個妻子，有的只是擺設。"
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溥儀對待婚姻的態度。
在他看來，這些女性不過是維持皇室體面的裝飾品，而不是真正的人生伴侶。
他心中只有復辟大業，對于個人感情生活毫無興趣。
但是文繡沒能獲得溥儀的寵幸，她每天早上梳洗完畢，就去向溥儀、婉容皇后、諸位太妃請安，然后回到長春宮，關上宮門，孤獨度日。
文繡的日常生活變得極其規律化和程式化。
清朝宮廷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禮儀規范，作為妃子的文繡必須嚴格遵守這些規矩。
按照清廷的規矩，文繡每天都要早早梳洗完畢，向溥儀請安和幾位太妃陸續請安。走完一整套流程之后，才能回長春宮，過屬于自己的生活。
這套請安程序通常要持續兩三個小時。
文繡必須按照嚴格的順序，先到養心殿向溥儀請安，然后依次到各位太妃的住處請安。
每次請安都有固定的禮儀程序，包括問候語、行禮方式、站立位置等，絲毫不得馬虎。
請安結束后，文繡通常已經筋疲力盡。
回到長春宮后，她關上宮門，開始屬于自己的時間。
因為閑來無事的緣故，文繡在長春宮居住時，經常教宮女們學習認字，幾位太妃和宮中的仆人都覺得，文繡是個嫻靜懂理的人。
教宮女識字這個行為體現了文繡受過教育的背景和善良的品格。
在當時，大部分宮女都是文盲，能夠有人教她們讀書識字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
文繡的這種行為不僅體現了她的同情心，也讓她在宮中贏得了不錯的口碑。
文繡嫻靜有禮，脾性溫和，很快就受到了太妃和宮中仆役的喜愛，大家都對她稱贊不已。
這種好評在宮廷斗爭激烈的環境中是很難得的，說明文繡確實具有很好的人格魅力和處世能力。
溥儀注意到了文繡的好學精神，為她請了一位名叫凌若雯的女教師教授英語。
這個決定對文繡的思想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通過學習英語，她開始接觸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觀念，了解到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
英語學習讓文繡的視野得到了極大的拓展。
她通過外語書籍了解到了西方女性的地位和權利，這與她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經歷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這種思想上的沖擊為她后來的人生選擇埋下了重要伏筆。
然而，宮中的人際關系遠比表面看起來復雜。
婉容作為皇后，從一開始就對文繡抱有敵意。
這種敵意不僅來自于對皇帝寵愛的爭奪，更重要的是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差異帶來的心理優越感。
婉容出身富貴之家，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能夠說流利的英語，在社交場合游刃有余。
相比之下，文繡雖然聰明好學，但畢竟出身寒微，在社交禮儀和見識方面確實有所不足。這種差距在日常相處中逐漸顯現出來。
文繡失寵，婉容偏愛寫信挖苦，或問她："顧影自憐否？""嬌病好點了？"
婉容的這些挖苦并非偶然的情緒發泄，而是有計劃的心理攻擊。
她利用自己的皇后地位和文化優勢，不斷地打擊文繡的自信心和尊嚴。
"顧影自憐"這樣的詞匯帶有明顯的嘲諷意味，暗示文繡是一個自憐自艾、缺乏魅力的女人。
更讓文繡痛苦的是，溥儀對婉容的這些行為從不制止，甚至可能暗中支持。
這種默許態度讓文繡感到了深深的絕望和孤獨，她意識到自己在這個小朝廷中完全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
長期的精神壓抑和心理折磨讓文繡的身心健康受到了嚴重影響。
史料記載她曾經有過幾次自殺未遂的經歷，這說明她當時的心理狀態已經到了極度危險的邊緣。
這種壓抑的宮廷生活一直持續到1924年。
那一年發生的政治變故，不僅改變了溥儀的命運，也成為了文繡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馮玉祥的逼宮事件徹底打破了紫禁城內相對平靜的生活，也為文繡后來的覺醒和反抗提供了外在的契機。
【四】天津歲月與政治風云
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發動政變，這個被史稱為"北京政變"的事件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也直接沖擊了紫禁城內的平靜生活。
1924年11月，北京政變后，溥儀被逐出北京，15歲的文繡跟隨溥儀一同搬到了天津的張園居住。
這次被迫離開紫禁城的經歷，對于一直懷有復辟夢想的溥儀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自1912年退位以來，他雖然失去了實際的政治權力，但至少還保持著皇帝的名號和在紫禁城居住的特權。
現在連這最后的體面也被剝奪了，這讓他的心理狀態發生了重大變化。
離開紫禁城的過程充滿了混亂和屈辱。
溥儀一行人匆忙收拾行李，許多珍貴的文物和私人物品都來不及帶走。
那些曾經象征著皇權威嚴的儀仗和排場，此時都顯得蒼白無力。
文繡作為其中的一員，親眼目睹了這個曾經輝煌的王朝最后的衰落景象。
在這幢三層樓的白色小洋房里，溥儀和婉容住在二樓，文繡被拋在樓下，無人理睬。
這種居住安排清楚地反映了文繡在這個小朝廷中地位的進一步下降。
如果說在紫禁城時她還能享有一些表面上的尊重，那么在天津張園，她幾乎完全被邊緣化了。
天津作為當時中國的重要通商口岸，租界制度的存在使得這里成為了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場所。
張園位于日租界內，這個地理位置本身就暗示了溥儀未來可能的政治選擇。
日本人對于溥儀的價值早有認識，他們需要這樣一個傀儡來實現自己在中國的政治野心。
1925年2月24日，溥儀在日本便衣的護送下，化裝成商人，秘密乘火車潛入天津，住進了日租界張園。
此后婉容、文繡等人也到天津與他會合。
這種偷偷摸摸的行為方式與昔日皇帝的威風形成了鮮明對比。
溥儀需要化裝成普通商人才能安全到達天津，這說明他在政治上已經完全失去了主動權，只能依靠外國勢力的庇護。
1929年7月9日，溥儀又遷居到同一條街上的乾園，并將這里改名為"靜園"，表面是取"清靜安居、與世無爭"之意，實際暗寓"靜觀其變、靜待其機"的野心，以圖東山再起。
"靜園"這個名字的選擇頗有深意。
表面上看，這似乎表示溥儀已經放棄了政治野心，準備過一種隱居的生活。
但實際上，"靜觀其變、靜待其機"才是他的真實心態。他仍然在等待機會，希望有一天能夠重新登上皇帝寶座。
在天津期間，溥儀與日本人的接觸越來越頻繁，這種接觸絕非偶然。
在這段日子里，溥儀頻繁會見天津的日本領事和駐軍司令，與北京日本公使館的芳澤公使也多有會晤。
這些會晤的內容雖然秘密，但其目的是明確的。
日本人需要一個在中國有號召力的傀儡來配合他們的侵華計劃，而溥儀則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實現復辟。雙方各取所需，逐漸形成了某種默契。
文繡憑借自己在學校和宮中接受的教育，以及學習英語過程中了解到的國際形勢，敏銳地察覺到了日本人的真實意圖。
她深知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明白與他們合作無異于引狼入室。
面對溥儀與日本人的勾結，文繡多次勸告他懸崖勒馬。溥儀非但不聽，反而更加厭惡文繡。
文繡的這些勸告體現了她的政治清醒和民族覺悟。
她能夠透過表面的利益誘惑看到背后的危險，這說明她的思想水平已經遠遠超越了一般的宮廷女性。
但是，她的這些忠告不僅沒有被采納，反而成為了溥儀厭惡她的理由。
在溥儀看來，文繡的勸告是對他權威的挑戰，是對他復辟計劃的阻撓。
他不愿意聽到任何反對的聲音，更不愿意承認自己的選擇可能是錯誤的。
這種固執和偏執進一步惡化了他與文繡之間的關系。
他天天與婉容在一起，上街時也只帶著婉容一個人，就連日常進餐，也不同文繡一桌同吃。
接待賓客，溥儀只要婉容陪伴，逢年過節所施的賞賜，也沒有文繡的份。
這種公開的冷落和排斥已經不僅僅是個人感情問題，而是一種政治態度的表達。
溥儀通過這種方式向外界表明，文繡已經完全失去了他的信任和支持。
婉容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她不僅沒有勸阻溥儀的過激行為，反而可能暗中支持甚至策劃了一些針對文繡的排擠行動。
在她看來，趁機徹底鏟除這個競爭對手是鞏固自己地位的好機會。
文繡在靜園的生活變得異常孤獨和壓抑。
她被安排在底層居住，與仆人們為伴，連基本的人格尊嚴都無法保證。
這種環境與她在紫禁城時的生活形成了強烈反差，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更嚴重的是，文繡開始遭受直接的身體和精神虐待。
史料記載，除了日常的冷落和排斥外，她還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侮辱和打擊。
在一個農歷除夕的晚上，溥儀和婉容在寢宮嬉戲，這時，有宦官奏報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儀生氣地說："她慣用這伎倆嚇唬人。誰也不要理她！"
這個事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
文繡用剪刀刺向自己，這是一種極端的抗議方式，表達了她對現狀的絕望和憤怒。
而溥儀的反應更是令人寒心，他不僅沒有絲毫的關心和同情，反而認為這是文繡在故意作秀。
這種冷漠和偏見徹底打破了文繡對這段婚姻的最后幻想。
她意識到，無論自己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在這個環境中獲得應有的尊重和地位。
這個認識成為了她后來采取決定性行動的重要心理基礎。
天津的這段經歷不僅是文繡個人命運的轉折點，也是她思想覺醒的關鍵時期。
在這里，她看清了溥儀的真面目，認識到了自己處境的絕望，同時也積累了反抗的勇氣和決心。
【五】史無前例的離婚風波
1931年8月25日，這是一個注定要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日子。
天津各大報紙同時刊登了一條震撼全國的新聞：末代皇妃文繡不愿在封建堡壘中毀滅自己，決心與溥儀徹底決裂。
她秘密聘請三位天津大律師，準備離婚文件。
這個決定的背后有著深刻的思想基礎和法律依據。
早在1930年，當民國政府頒布《中華民國民法典》，明確規定允許自愿離婚后，一些思想開放的人士就開始關注這個新的法律條款。
見多識廣的友人玉芬一語驚醒夢中人：
"現在是民國時代，溥儀又被攆出宮來，他也不再是'小皇上'了，也要守法。你可以根據'男女平等'的法律條文，請律師寫狀子，告溥儀虐待妻子，和他打離婚官司，向他要贍養費"。
《中華民國民法典》的頒布標志著中國法律制度的重大進步，特別是在婚姻家庭關系方面。
新的法律明確規定了男女在婚姻中的平等權利，包括離婚的權利。
這為文繡的行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文繡聘請的三位律師分別是張紹曾、張士駿和李洪岳，都是天津當地的知名法律專家。
張紹曾曾經擔任過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在法律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這三位律師的參與，不僅為文繡提供了專業的法律支持，也從側面說明了這個案件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8月25日這天，文繡在做出最終決定后，在妹妹文珊的陪同下采取了行動。
出走事件就這樣開始了。
文繡姐妹倆坐上溥儀的專用汽車出了靜園大門后，令司機一直開往國民飯店。
下車后，兩人直奔37號房間。隨從太監緊走幾步，疑惑地跟在她們后面。
進入房間后，文珊突然對太監說："你先回去，妃子留此不去，還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呢！"
這個場面具有強烈的戲劇性。
文繡利用溥儀的專車離開靜園，這本身就是一種象征性的反抗行為。
而文珊的那句話更是石破天驚，直接宣布了文繡的決定。
在那個時代，一個妃子要"控告皇上"，這是何等驚世駭俗的行為！
國民飯店是天津當時最高級的酒店之一，位于租界區內，具有一定的治外法權。
文繡選擇這里作為臨時住所，既是出于安全考慮，也是一種政治姿態的表達。
消息傳出后的反應是立即而強烈的。
皇妃要離婚的消息，迅速登上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傳遍全國，沸沸揚揚。
各大報紙紛紛以"末代皇妃要求離婚"、"千年來第一例"等標題進行報道，一時間輿論嘩然。
溥儀得知消息后的反應是憤怒和驚愕交織。
溥儀說："那是1931年8月下旬的一天，北國的秋風帶著一陣陣寒意。太監忽然進來，面有難色地從袖筒中取出一封信呈交于我。我打開一看，大吃一驚，良久未說話，心想，到底是世道變了，一個妃子竟敢向皇帝提出離婚！"
溥儀的這個反應很好地說明了當時的社會觀念。
在他看來，妃子向皇帝提出離婚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完全顛覆了傳統的封建等級秩序。
他的"世道變了"這句話，實際上反映了整個社會正在經歷的深刻變革。
雙方律師的談判從8月26日開始，這場談判的復雜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