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2017年4月的河內內排國際機場，我剛從海關大廳走出來，腳還沒站穩，就看到門口停著兩輛軍綠色的吉普車。
七八個穿著越南軍裝的士兵站在車旁，表情嚴肅得嚇人。
我兒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聲音都在發抖。
他壓低聲音問我："爸，怎么回事？您在越南得罪過什么人？"
我沒回答，因為我的腿已經開始發軟了。
一個軍官模樣的人朝我走過來，手里舉著一張白紙，上面用中文寫著三個大字——季永海。
那是我的名字。
我55歲了，當了一輩子老實巴交的農民，后來跟著兒子到昆明幫忙看倉庫。
我這輩子沒出過國，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就被軍車給攔住了。
我腦子里嗡嗡作響，35年前那個雨夜的畫面像潮水一樣涌上來。
那件事，難道被發現了？
那個我放走的越南女兵，她還活著？她是來找我報仇的？
軍官的腳步聲越來越近，我站在原地，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他在我面前站定，眼睛直直地盯著我的臉。
然后——
1
1980年的冬天，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縣楊萬鄉的風特別冷。
我叫季永海，那年我剛滿18歲，站在縣城征兵體檢的隊伍里，手心全是汗。
我爹是生產隊管賬的，我娘是個普通農婦，家里還有兩個姐姐，都已經嫁出去了。
我是家里唯一的兒子，按我爹的話說，我得留在家里傳宗接代。
可我不想。
我們楊萬鄉離邊境不到30公里，從小我就聽得見那邊山頭傳來的炮聲。
1979年打仗那會兒，我還在讀高一，學校停課了整整兩個月。
我跟著村里的民兵往前線送過彈藥，親眼看見過擔架上抬下來的傷員。
有的人缺了胳膊，有的人沒了腿，還有的人臉都被炸爛了，認不出原來的模樣。
那些畫面刻在我腦子里，怎么也忘不掉。
我想當兵。
不是為了什么保家衛國的大道理，就是覺得自己是個男人，應該去做點什么。
可我爹死活不同意。
體檢前一天晚上，他把我堵在堂屋里，臉黑得像鍋底。
他一拍桌子，震得煤油燈都晃了三晃，沖我吼道：
"你想死是不是？老子就你這一個兒子，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香火誰來續？"
我低著頭不說話。
我娘坐在灶臺邊抹眼淚，兩個姐姐也回來了，勸了一晚上。
可我心意已決。
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亮，我就偷偷翻墻出去了。
等我爹發現的時候，我已經站在了體檢的隊伍里。
體檢很順利，我身體好，從小干農活，一米七三的個頭，體重120斤，各項指標都合格。
三天后，入伍通知書下來了。
我拿著那張薄薄的紙回到家里。
我爹一句話都沒說，轉身就進了里屋，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我聽見門里面有悶響，像是有人在砸東西。
我娘紅著眼睛給我收拾行李，兩雙布鞋，一包炒面，還有一些零碎的東西。
臨走那天，全村的人都來送我。
我爹始終沒露面，我娘說他去山上了，不肯回來。
我沒怪他，我知道他心里難受。
我娘把一個布包塞到我手里，里面除了吃的用的，還有一張黑白照片。
那是去年趕集的時候在縣城照相館照的全家福，一家五口人站得筆直，表情都很嚴肅。
我爹穿著他那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我娘圍著一條藍布圍裙，兩個姐姐站在兩邊，我在中間。
我娘抓著我的手，指甲都掐進了我的肉里。
她的嘴唇哆嗦著，好半天才擠出四個字："活著回來。"
我鼻子一酸，差點掉下眼淚，可我忍住了。
我使勁點了點頭，轉身上了送兵的卡車。
卡車開出村口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
我看見山坡上站著一個人，是我爹。
他一個人站在那里，佝僂著背，像一棵枯掉的老樹。
我沒敢多看，轉過頭去，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被分到了邊防某部偵察連三班。
連隊駐扎在邊境線上的一個小山頭，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抬頭能看見對面越南的山。
我們班長叫劉通源，四川達州人，30出頭，黑瘦黑瘦的，臉上有一道長長的疤。
他是老兵，參加過1979年的自衛反擊戰，左腿上有塊彈片到死都沒取出來。
一到陰天下雨，他就疼得齜牙咧嘴，走路一瘸一拐的。
劉班長第一次帶我們巡邏的時候，天還沒亮。
我們五個新兵跟在他后面，深一腳淺一腳地在山林里穿行。
他突然停下來，回頭看著我們，眼神像刀子一樣鋒利。
他把槍往肩上一扛，沉聲說道：
"你們幾個給我聽好了，偵察兵，眼睛要尖，腳步要輕，心要硬，但是記住，咱們打的是敵人，不是人命。"
我當時不太懂這句話的意思。
后來我才明白，他是在告訴我們，打仗歸打仗，別把自己變成畜生。
新兵訓練很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跑操，然后是各種戰術訓練。
匍匐前進、攀登越障、野外生存、夜間偵察……每一樣都得練到滾瓜爛熟。
我們睡的是簡易的木板床，吃的是摻著沙子的米飯和咸得發苦的咸菜。
洗澡就在山澗里沖一沖，冬天水冷得像刀割一樣。
可我不覺得苦。
雖然79年那場大規模的仗已經打完了，但小股越軍經常越境騷擾。
他們襲擊邊境村寨，埋設地雷，打冷槍，隔三差五就要搞出點動靜來。
我們偵察連的任務就是抵近偵察敵軍動向，必要的時候進行反擊。
那時候的邊境山林，到處都是危險。
腳下可能埋著地雷，樹上可能藏著狙擊手，一個不小心，命就沒了。
我見過太多戰友犧牲。
有的人前一天還跟我說笑，第二天就躺在擔架上，蓋著白布。
有的人連尸體都找不全，炸得七零八落，只能撿一些碎片帶回來。
我漸漸麻木了。
死人這種事，見多了就習慣了。
劉班長跟我說，這是偵察兵的宿命，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過日子，誰也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睜開眼。
1982年7月，雨季來了。
邊境的雨下起來沒完沒了，有時候一下就是十天半個月。
山路泥濘得根本走不動，每邁一步都要把腳從爛泥里往外拔。
那天晚上，我接到任務，帶著三個戰士執行抵近偵察。
情報顯示，越軍在對面山頭新設了一個觀察哨，需要查明具體位置和兵力部署。
我是偵察小組的組長，手底下帶著三個人：衛生員小劉，通信員老何，還有一個剛分來的新兵蛋子叫許冬林。
我們四個人摸黑出發，大雨嘩嘩地砸在頭上，什么都看不清。
芭蕉葉被雨打得噼里啪啦響，蓋住了我們的腳步聲。
我打頭，手里攥著一把砍刀，邊走邊開路。
走到一處山坳的時候，我突然聽到了一點不對勁的聲音。
那聲音很輕，斷斷續續的，像是有人在呻吟。
我舉手示意停下，側耳細聽。
確實是人聲，就在前面不遠的草叢里。
我打了個手勢，讓老何和許冬林在原地掩護，自己帶著小劉慢慢摸過去。
草叢里躺著一個人。
借著微弱的月光，我看清楚了，那是一個穿著越軍制服的女兵。
她的左腿上有個洞，鮮血已經把褲子染透了，和泥水混在一起，一片狼藉。
她的臉燒得通紅，整個人縮成一團，渾身都在發抖。
她醒著。
看到我們的那一瞬間，她的眼睛里閃過一絲恐懼。
但那恐懼只持續了一秒，就被倔強給取代了。
她咬緊牙關，一聲不吭，眼睛直直地瞪著我們。
我的手下意識地摸向了腰間的槍。
趙冬林的臉在我腦海里閃了一下。
就是這些人，就是這些越南鬼子，害死了我兄弟。
殺了她，太容易了。
一槍的事兒，可我沒動。
我不知道是為什么，就是沒動。
小劉湊過來壓低聲音說道："組長，怎么辦？是個女的。"
我沒回答，蹲下身子打量這個越南女兵。
她很年輕，看樣子不到20歲，瘦瘦小小的，皮膚黃黃的，眼睛很大。
左臉頰上有一顆小痣。
她的軍裝口袋里露出一角紙片，我伸手把它抽了出來。
那是一張照片，皺巴巴的，邊角都卷起來了。
照片上是兩個人，一個越南女人抱著一個小女孩，背景是一座簡陋的茅草房。
照片背面寫著幾行越南字，我看不懂，但有個詞我認得——是"媽媽"的意思。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女兵發現我在看她的照片，渾身緊繃了起來，眼睛里露出戒備的神色。
她突然開口說話了，用的是生硬的漢語，一個字一個字往外蹦：
"那是……我媽媽……和我……"
我愣住了。
雨還在下，打在芭蕉葉上的聲音震耳欲聾。
我看著那張照片，又看了看這個渾身是血的女兵。
她才多大？十八九歲？跟我差不多。
她也有媽媽，她媽媽也在等她回家。
我想起了自己那張壓在衣兜里的全家福。
我娘送我走的時候說的那四個字——活著回來。
這個女兵的媽媽，有沒有對她說過同樣的話？
小劉檢查完她的傷口站起身來，臉色很難看：
"組長，傷口感染太嚴重了，沒有藥，撐不過兩天。"
我沉默了，帶回去，她經不起長途跋涉，肯定死。
扔在這里，她也是死。
還有一個選擇——放了她，給她藥，讓她自己活。
這個念頭剛冒出來，我自己都嚇了一跳。
放了她？她是敵人！冬林就是被他們炸死的！
可是……
我腦子里亂成一團漿糊。
我蹲在那里，一動不動，雨水順著臉頰往下流。
小劉見我半天沒動靜，急了：
"組長，你發什么愣？趕緊做決定啊！留在這兒危險！"
我還是沒說話。
他見我盯著那張照片發呆，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的臉色一下子變了，眼睛瞪得老大老大："你不會是想放了她吧？"
我沒回答，他急得跳腳，壓低聲音罵道：
"季永海，你瘋了！她是敵人！你忘了？"
我的聲音很輕："我沒忘，但她也是人。"
可是眼前這個女兵呢？
她也有娘，她娘也在等她。
我睜開眼睛，看著地上那個奄奄一息的女兵。
她已經燒得神志不清了，斷斷續續地說著越南話，我聽不懂，但能聽出那語氣里的恐懼和絕望。
還有……想家。
那種語氣，我太熟悉了。
我們連里也有這樣的兵，夜里睡覺說夢話，喊的都是"娘"和"家"。
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從自己的急救包里取出僅剩的消炎藥和繃帶，蹲下身給那個女兵處理傷口。
小劉在旁邊看得目瞪口呆，臉都白了。
他張了張嘴想說什么，被我一個眼神給瞪了回去。
我的動作很快，消毒、上藥、包扎，不到五分鐘就弄完了。
那個女兵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看到我在給她處理傷口，眼睛里閃過一絲驚訝。
她想說什么，可嘴唇動了動，沒發出聲音，又昏過去了。
2
我站起身，把她背在背上，深一腳淺一腳地朝越軍陣地的方向走。
小劉和老何、許冬林跟在后面，誰也不敢吭聲。
我把她放在一棵大樹下，那里有幾塊大石頭，可以擋風遮雨。
我把那張照片塞回她的口袋，又把水壺里剩下的水倒進她嘴里。
做完這一切，我站起身，回頭看著那三個戰士。
我的眼神一定很可怕，因為他們三個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回去，今晚什么也沒發生，誰要是說出去，我第一個要他的命。"
三個人愣了一下，然后齊刷刷地點了點頭。
我轉身往回走，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那個昏迷中的女兵。
她蜷縮在大樹下，雨水順著樹干滴下來，打在她臉上。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活下來。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對不對。
我只知道，如果我一槍崩了她，我這輩子都不會安心。
那一夜，我們悄悄摸回了營地，任務完成了一半，情報也搜集到了。
可我的心里，多了一個巨大的秘密。
一個我一輩子都沒法說出口的秘密。
那件事之后，我變得沉默了很多。
劉班長看出我不對勁，問過我幾次，我都搖頭說沒事。
他也沒再追問，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沒說。
1982年下半年，邊境的局勢漸漸穩定了一些，大規模的沖突少了，但小摩擦還是不斷。
我繼續執行任務，繼續在生死線上走鋼絲。
那三個跟我一起的戰士，誰也沒提那一夜的事。
時間長了，我幾乎要以為那只是一場夢。
可每到下雨天，我就會想起那個雨夜，想起那個渾身是血的越南女兵，想起那張皺巴巴的照片。
她到底有沒有活下來？
這個問題像根刺一樣扎在我心里，拔不出來。
1983年底，我退伍了。
離開部隊那天，劉班長親自送我到縣城的汽車站。
我們兩個蹲在車站旁邊的臺階上，一人叼著一根煙，誰都不說話。
煙抽完了，劉班長把煙頭摁滅在地上，突然開口了：
"永海，那晚的事，我知道。"
我手里的背包差點掉在地上。
我猛地轉頭看他，他卻不看我，繼續盯著遠方。
他自顧自地說道："別緊張，我不會說的。你做得對不對，我不評價。"
我張了張嘴，想解釋什么，又不知道該說什么。
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接著又說道：
"我只想告訴你，當年我第一次上戰場的時候，親手殺了三個敵人，那三個人的臉，我到現在都記得，有時候夜里做夢，還能夢到。"
他轉頭看著我，眼神很復雜：
"人啊，活著就要背著東西，背得動，就走下去。"
說完，他沖我揮了揮手，轉身走了。
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五味雜陳。
他是怎么知道的？小劉說的？老何？還是許冬林？
我不知道，也沒去追問。
但我知道，這件事，從此以后就是我一個人的秘密了。
帶回老家去，爛在肚子里，一輩子不能說。
我回到了楊萬鄉，回到了那個熟悉的小村子。
我爹兩年前走了，走的時候我沒能回來，那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
我娘老了很多，頭發全白了，背也駝了，看到我的時候，老淚縱橫。
她抱著我的胳膊，嘴里不停地說著"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我也哭了。
憋了兩年的眼淚，全都流出來了。
退伍后的日子很平淡。
分地，種田，該干啥干啥。
村里人都知道我當過兵，打過仗，見到我都客客氣氣的。
可我不愛說話，誰問我部隊的事，我都搖頭說沒什么好說的。
時間長了，也就沒人問了。
1985年開春，我娘托人給我說了一門親事。
女方是鄰村的姑娘，叫孫曉琴，比我小三歲，長得不算漂亮，但是踏實能干。
曉琴是個好女人，勤快，賢惠，從不多問我的事。
有時候我半夜做噩夢驚醒，她就默默地握著我的手，什么也不說。
1987年，我們有了兒子，取名周濤。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下去，平淡得像白開水，可我覺得踏實。
那張全家福，我一直壓在箱底，從來沒拿出來給人看過。
還有那個雨夜的秘密，也一起鎖在了箱子里。
我以為這輩子就這么過去了，那件事會跟著我一起進棺材。
可老天爺偏偏又跟我開了個玩笑。
三十五年后，我踏上了那片我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再去的土地。
2017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
那年我55歲了，頭發已經白了一半，牙也掉了兩顆，走起路來膝蓋咯吱咯吱響。
這些年變化太大了，村里通了公路，蓋起了小洋樓，年輕人都去城里打工了。
我和曉琴在老家待不住，跟著兒子周濤搬到了昆明。
周濤爭氣，在昆明做建材生意，混得不錯，前兩年還給我們買了套房。
我閑不住，平時就在他店里幫忙看看倉庫，搬搬貨，也不圖什么，就是想找點事做。
四月初的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
周濤突然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一臉神秘地說道：
"爸，媽，有件事我想跟你們商量一下。"
我嗯了一聲，繼續扒飯，他接著說道：
"下個月我組織了個東南亞旅游團，有幾個生意上的朋友一起去，我想讓您二位也去轉轉。"
曉琴來了興趣，眼睛一亮，追問道："去哪兒啊？"
周濤掰著指頭數道：
"越南、柬埔寨、泰國，七天六晚，下龍灣、河內、胡志明市，聽說風景不錯。"
我夾菜的筷子停住了。
越南，那兩個字像一塊石頭，砸進我心里，砸得我喘不上氣來。
我放下筷子，不自覺地攥緊了拳頭。
周濤沒注意到我的異常，繼續興致勃勃地描述旅游路線。
那天晚上，我在小區的花園里坐了很久。
四月的昆明還有點涼，夜風吹在身上，冷颼颼的。
我點了一根煙，望著天上稀稀拉拉的星星發呆。
越南，三十五年了，我以為自己已經忘了。
可剛才聽到那兩個字的時候，我才發現，我什么都沒忘。
那個雨夜，那個越南女兵，那張皺巴巴的照片，那雙倔強的大眼睛……
全都涌上來了，清晰得跟昨天發生的一樣。
她活下來了嗎？
這個問題折磨了我三十五年。
我不敢去想，又忍不住去想。
有時候我甚至在想，如果當初我一槍崩了她，是不是反而能睡得安穩一點？
至少不用每到下雨天就想起那一夜，不用每次看到年輕姑娘就下意識地去看她們的臉。
可我知道那是自欺欺人。
如果我真的殺了她，我這輩子都會良心不安。
幾天后，我們出發了。
從昆明飛河內，大概兩個小時。
飛機起飛的時候，我緊緊抓著扶手，手心全是汗。
飛機在河內內排國際機場降落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厲害。
那種感覺很奇怪，像是回到了當年執行任務前的緊張，全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我告訴自己冷靜，都過去三十五年了，不會有什么事的。
可我的身體不聽使喚，腿一直在發軟。
過海關的時候，我排在隊伍里，攥著護照的手在微微發抖。
輪到我的時候，海關工作人員翻來覆去地看我的護照，看得我心里直發毛。
周濤在后面小聲嘀咕道："爸，您別緊張，正常程序而已。"
我點了點頭，沒說話。
工作人員問了我幾個問題，用的是越南語，我聽不懂。
旁邊的翻譯幫忙說了幾句，大概是問來干什么的，住哪兒之類的。
我一一回答了，護照被蓋了章，還給了我。
我松了一口氣，跟著周濤往出口走。
出口處人山人海，接機的、送機的、拉客的，亂成一鍋粥。
周濤一邊走一邊打電話，聯系旅行社的導游。
我低著頭跟在后面，腦子里亂糟糟的。
剛走出海關大廳的門，我就愣住了。
門口停著兩輛軍綠色的吉普車，車身上印著越南人民軍的標志。
七八個穿著軍裝的越南士兵站在車旁，表情嚴肅得嚇人。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周濤也看到了那幾輛軍車，腳步慢了下來，狐疑地說道：
"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大人物要來？"
我沒回答，眼睛死死地盯著那群士兵。
其中一個軍官模樣的人手里舉著一張白紙，上面用中文寫著三個大字。
季永海。
那是我的名字。
我感覺自己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
腦子里嗡嗡作響，三十五年前那個雨夜的畫面像潮水一樣涌上來。
那件事，被發現了？
怎么可能？那三個戰士早就各奔東西了，幾十年都沒聯系過，不可能有人說出去。
那個越南女兵……難道她活下來了？
她記得我的臉？她是來找我報仇的？
周濤發現了那張紙，臉色唰的一下變了。
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聲音都在發抖，壓著嗓子急切地問道：
"爸！怎么回事？您在越南有認識的人？您到底干過什么？"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
那個軍官已經朝我們走過來了，腳步聲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得篤篤響。
每一步都像敲在我心上。
我站在原地，動彈不得。
周濤想拉著我走，被我甩開了。
我知道跑不掉的，該來的總要來。
軍官走到我面前，距離不到一米。
他的眼睛在我臉上停留了幾秒，像是在確認什么。
我的心臟快要跳出嗓子眼了。
汗水順著脊背往下流，浸透了襯衫。
完了，全完了。
這輩子，就這么完了。
軍官的嘴唇動了動，我幾乎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
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