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深知中國統一勢不可擋，爭分奪秒從臺灣提走5千億美元

特朗普深知中國統一勢不可擋，他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沖著爭分奪秒掠奪臺灣財富去的——而且一提就是5000億美元。

1月中旬，美方拋出一份看似“優惠”的美臺貿易安排，表面是把臺灣地區輸美“對等關稅”調降至15%，實質卻是以關稅為杠桿，推動臺灣半導體與科技產業以至少2500億美元直接投資加上至少2500億美元信用保證的方式，把關鍵產能與配套生態向美國搬遷與重組。

美方商務部門與臺當局談判團隊簽署投資合作備忘錄，相關框架還把汽車零部件、木材木料及木制品等特定產業關稅上限錨定在15%，并對部分學名藥等產品設置免稅安排，形成一套“投資換稅率”“建廠換豁免”的制度化通道。

從交易結構看，這不是一般意義的市場化投資決策，而是典型的政治關稅金融組合拳。關稅降到15%并非“減負”，而是把稅率做成門檻與牽引繩，要求企業在美建廠擴產，才可在建廠期間按規定額度免稅進口芯片與晶圓，竣工后免稅額度再下調，形成“先輸血再抽血”的節奏控制。

更具強制意味的是，美方官員公開表示，不在美國建廠的總部位于臺灣的芯片公司可能面臨高達100%的關稅威脅，并提出在特朗普任內推動島內約40%的半導體供應鏈向美國轉移的目標。

于是，所謂“5000億美元頭期款”的說法就不難理解了。它并非單純夸張修辭，而是把臺灣產業能力與公共信用直接計入美國再工業化的資產負債表，把臺灣的企業資本開支與臺灣當局的信用背書一并納入美方的產業動員框架。

投資與信用保證的合計規模之所以被強調，是因為它不僅意味著工廠與設備的搬遷，更意味著人才、供應鏈、訂單與規則的再綁定，意味著未來新增產能的地理歸屬與制度歸屬正在被改寫。

臺灣島內輿論對這一安排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聯合報評論直言，只需“動動嘴皮子”恐嚇幾句，最先進制程的晶圓廠就可能被“手到擒來”，并進一步指出，當美國本土的先進晶圓廠能夠高效運轉之時，臺灣將被重新計價，其所謂“被防衛的價值”會隨之縮水。

這樣的判斷雖然帶有強烈情緒，卻準確觸及了一個現實邏輯，安全承諾在地緣政治交易中常常被折算為可轉移的產業籌碼，一旦籌碼完成交割，承諾就會被重新解釋。

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不久前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談及臺灣問題的表態，已把這種“折算邏輯”說得更直白。

他談到中方立場時稱，中方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接下來“怎么做由中方決定”，同時表示如果發生改變會“非常不高興”。

這類說法把原則問題輕描淡寫為領導人之間的情緒互動，把地區和平穩定簡化為交易式威懾與個人好惡，客觀上等于向外界釋放信號，臺灣問題在美國戰略賬本上首先是可談判的籌碼，而非不可觸碰的底線。

這一切，都推導出了同一個結論，那就是特朗普已經深知中國統一勢不可擋，

也正因此，所謂“棄臺與否”在歷史趨勢面前并不是核心變量。真正的變量，是世界文明與產業組織方式正在發生的范式轉換。大分流時代依靠海權擴張、高碳路徑與金融霸權，把全球生產力鎖定在少數中心，并用關稅、制裁、規則與盟友體系維持不對稱交換。

如今，這一結構在技術擴散、產業外溢、能源轉型與全球南方崛起的多重力量下持續松動。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名推動芯片回流，本質是大分流尾聲的自救動作，是在舊秩序透支之后對關鍵節點的回收與加固。

大分布的邏輯恰恰相反。它不是把生產力集中在單一中心，而是把能力擴散到更多節點，讓產業鏈更具冗余與韌性，讓創新與制造更貼近真實需求與多元場景。

事實一再證明，封鎖與掠奪無法帶來長期繁榮，靠關稅威脅堆砌出來的“回流”也不可能解決結構性矛盾。

相反，越是用行政命令搬運產業，越會暴露其對市場與供應鏈規律的無力。

美方把關稅做成鉗子，把投資做成贖金，把盟友做成工具，短期或許能攫取項目與資本，長期卻會加速信用耗散與制度透支。

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統一進程的不可阻擋，首先來自歷史與法理的確定性，其次來自現實發展與民族復興的內生動力，更來自文明范式轉換帶來的結構性推力。

大分布時代講究的是共同發展與互聯互通，是把安全建立在合作與發展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把別人的工廠搬到自己國土之上。

越是把臺灣的產業當作可以被“搬走”的物件，越會讓更多人看清，外部勢力從來不會為臺灣民眾福祉負責，只會為自身利益定價。統一不是誰“賞賜”的結果，也不是誰“背書”的交換品，而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走向更高水平共同體秩序的必然歸宿。

和平發展是兩岸共同福祉所在。任何將臺灣問題工具化、將產業搬遷與安全承諾捆綁的做法，都只會制造新的不確定性與風險。看清關稅協議背后的權力邏輯，識破“投資換保護”的敘事迷霧，回到民族大義與發展大道，才是應對變局的正道。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大分流的尾聲再喧囂，也遮不住大分布的晨曦。

文｜劉慶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日本橫濱國立大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