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廣州一助產師被調到中央任職，毛主席親自接見：再成個家吧

“你先別哭，古柏走了十四年了，你也要往前看。”

毛澤東坐在豐澤園的茶幾旁，親自端了一杯熱茶遞給眼前這個白發蒼蒼的女人。她抬起頭，眼淚止不住，嘴唇顫著，手指發抖，半天沒說出話來。

她不是普通人，是曾碧漪。她不是來訴苦的，是被中央特批從廣州調回北京的。她不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見面，早在江西的時候，就是主席身邊的機要秘書。

可這一回不同。她一個人進的北京，丈夫已經犧牲整整十四年，五個孩子也都不知在哪。她從來沒哭過，這一回是真的繃不住了。

廣州醫院的門口，來人說：中央要你回去

1949年冬天，廣東剛解放。韶關產院里，助產師曾碧漪剛剛從產房出來，正準備去喝口水，護士長忽然攔住她說：“院長找你，說有北京來的人要見你。”

她擦了擦手上的消毒水，走進院長辦公室。只見一個穿中山裝的中年人站起來，對她點頭致意，說了句：“我是奉毛主席指示，來接你回北京工作的。”

屋里頓時安靜得像掉根針都能聽見。這不是普通的調令，也不是一般的公務員任命。誰都不知道，這個在產院干了十幾年的助產師，和毛主席到底是什么關系。

這事兒，要從二十年前說起。

那年報紙登了條“花邊新聞”，背后卻是真事

1929年，廣州一個親國民黨的報紙登了一條消息：尋烏山里的赤匪頭子古柏，搶了南雄的一位女學生當老婆。

很多人一看就覺得是謠言。可偏偏這事有一半是真的。

那個“赤匪頭子”古柏，是中共尋烏縣委書記；那個“女學生”，正是曾碧漪。

他們不是被綁架，也不是被搶走，而是彼此相識多年，情投意合。只是，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戀愛和結婚也要冒命。

一個是廣州工業學校的校花，一個是省港罷工的骨干

時間拉回1925年，廣州省港大罷工如火如荼。曾碧漪那時還在工業學校讀書，十七八歲，長得水靈，嘴巴快，膽子也大。

她聽李富春、蔡暢演講，參加婦女解放協會，白天組織女工開會，晚上寫傳單、貼標語。很快，她就被吸收入黨。

她哥哥曾昭秀是南雄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經常帶她參加會議。古柏那時候也在廣州，是贛南來的代表，和曾昭秀住一塊。曾碧漪和古柏，就是那時認識的。

他穿長衫，說話不快，但句句有骨頭。她第一次聽古柏說：“信者無懼”，心里一下就熱了。

可兩人還沒來得及多說什么，就被組織分別調走，一個回南雄，一個去尋烏。又過了幾年，南雄暴動失敗，曾昭秀帶著妹妹逃到了贛南。

她再見到古柏，是在仁居山。

仁居山上，游擊隊的婚禮，紅紙貼滿了鎮口

古柏聽說曾碧漪來山上，親自跑下山接她。他們在山林里重逢，一句話都沒說，眼神對上了，什么都明白了。

那年冬天，他們結婚了。沒有花轎，沒有拜堂，有的是一張毛邊紙寫的“革命伴侶宣言”，貼滿了尋烏的大街小巷。

“我們是自由戀愛，不坐花轎，不拜天地，是為革命走到一起。”

這場婚禮，不是私事，是一場政治斗爭。毛主席知道后，寄來賀信：“有人說我們‘共產共妻’，這場婚事要大辦，讓他們看看我們的婚姻是怎么回事。”

游擊隊戰士白天貼喜報，晚上殺敵保衛新婚夫婦。這不是熱鬧，是態度。

她是文化教員，也是打槍的戰士

婚后，曾碧漪沒有躲在后方。她在游擊隊里教文化，教識字，也教唱歌。敵人來，她也端槍上陣。

后來毛主席做“尋烏調查”，古柏任副手，曾碧漪則被調去當毛主席的機要秘書。

她每天抄文件、翻譯、整理、保管。一次送來一張寫在襯衣上的情報，她翻遍了屋子找不到紙，急得哭了。毛主席從書堆里找出一本舊書，說：“你把空白頁拆下來用。”

她紅著眼睛接過來，心里只想一個事：這份東西不能出半點差錯。

她是毛主席身邊第一個女秘書。

日子苦，孩子多，一家七口住在山溝里

古柏后來當上了江西蘇維埃政府的勞動部部長。家里五個孩子，住的是山洞、茅屋，吃的是紅薯葉子糊湯。

但這家人從來不叫苦，古柏常說：“我們是做事的，不是享福的。”

曾碧漪一邊帶孩子，一邊干情報工作。她從來沒穿過一件新衣裳，孩子們也是穿打補丁的舊布衫。

但她覺得值。她說：“我們干的是正經事，孩子們以后會懂的。”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一家人天各一方

1934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古柏留下來打游擊，曾碧漪也留在瑞金，繼續做地下交通員。

為了安全，他們把孩子們分散寄養到鄉下，連真實身份都不敢說。

后來戰事吃緊，兩人分開行動。古柏去了廣東龍川，曾碧漪在汀山山區做聯絡員。

一天夜里，游擊隊遭遇伏擊。她腿腫得走不動，沒跟上隊伍，被敵人抓住。

她被押到九江，關進牢里。打得皮開肉綻，她咬著牙，一個字沒吐。她知道，一開口，可能就全軍覆沒。

出獄之后，聽到的，是丈夫早已犧牲的消息

兩年后，第二次國共合作，周恩來親自把她救出來。

她出來第一件事就是打聽古柏的下落。結果傳來消息：古柏三年前就在龍川犧牲了，埋在一個叫鴛鴦坑的地方。

她昏了過去，醒來后一句話不說，整整半個月沒下床。

毛主席聽說這事，寫了一首悼詞，交給秘書送去，里面寫著：“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

她看著信，眼淚一滴一滴掉在紙上。

她當了十年助產士，只想找回孩子

后來她被派到韶關產院，做了十年助產士。她不再提過去，也不愿說自己是誰，只說自己是“南下干部”。

她把全部精力放在接生上，但心里只想著一件事：孩子還活著嗎？

有一天，組織告訴她：“廣州解放了，要你回北京。”

她知道，這是個機會。

她找到孩子，卻又眼睜睜看著他死在回北京的路上

在廣州，她終于找到了次子古一民。孩子早就不認得她，兩人抱頭痛哭一晚上。

回北京的路上，賀子珍的妹妹賀怡順路帶他們一起走。車子行到泰和，翻進山溝，古一民和賀怡當場身亡。

她抱著孩子的尸體不哭也不喊，只是手一直在抖。

她說：“我不能死，我還要找其他幾個孩子。”

她找了十幾年，終于找回唯一活著的兒子

四個孩子，有的夭折，有的下落不明。最后，她找到一個叫古憶民的小伙子，在北京一家速讀學校。

她站在教室門口，看著那張臉，眼淚一下涌出來。

她說：“我是你娘。”

孩子一句話沒說，撲過來抱住她。

她后來在國家革命博物館工作，幾十年都沒離開崗位。她不講過往，不提犧牲。她說：“能活著，能干活，就得干。”

她不是傳奇，也不是傳說。她是曾碧漪，一個紅軍女干部，一個母親，一個曾經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機要秘書。

她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也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事跡。但她這一生，干的是實事，扛的是責任，吃的是苦。

她不是為了被人記住才干那些事，她只是覺得那些事該有人干。

她說過：“我不求別的，只求孩子們平平安安。”

這句話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