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的兩個“臨時中央”

文/王剛

• 編者按
• 在1927-1936年間，由于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圍剿”，中國共產黨組織從上到下多次遭到破壞。在如此嚴峻的斗爭環境下，一批又一批理想信念堅定、斗爭意志果敢的中共黨員，奮不顧身、前仆后繼，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斗爭贊歌，誕生了一個個黨的組織機構不斷被破壞、又不斷成立的紅色故事。在特殊歷史時期，為了特定的政治任務，中國共產黨由上到下成立了各個層級的帶有過渡性、臨時性的領導機構。臨時中央、臨時省委和臨時特委等黨的臨時領導機構，如雨后春筍般爭相出現，給白色恐怖籠罩下的神州大地帶來新的希望。由于當時斗爭環境復雜惡劣，黨的斗爭多處于不公開方式，且革命活動地域龐大分散，加之反動勢力破壞導致機構變動劇烈等因素，導致記述臨時機構的材料分散、簡單，因而并沒有在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出于尊重歷史事實、緬懷革命先輩的英勇事跡，本刊特刊登三篇以臨時中央、臨時省委和臨時特委為主題的文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論述評價不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經成立過兩個“臨時中央”。第一個是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選出的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一直存在到1928年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新的中央政治局。第二個是1931年9月，王明去莫斯科后，組成以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一直持續到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召開，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并改選中央政治局。雖然主政的時間都不長，但是由于都處在中國革命的低潮時期，黨的事業面臨嚴峻考驗，兩個“臨時中央”都挑起了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重擔，既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一個“臨時中央”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公開背叛革命，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在反革命政變前后，四川、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和廣東等省也發生以“清黨”為名、對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進行大屠殺的事件。而6月份以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卻作出一系列決定，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衛、唐生智。這助長了反革命的氣焰。當時武漢的汪精衛集團正在一天天向蔣介石集團靠攏，隨時可能再次發生反革命政變。

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反對陳獨秀的呼聲越來越高，共產國際也不斷批評并號召廣大中共黨員抵制黨內的錯誤傾向。7月10日，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明確指出：“由此必須得出結論（共產國際得出的也是這樣一個結論）：召開黨的緊急會議，改選中央委員會，嚴厲批評黨的領導，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各項指示，對那些認為黨應當受國民黨中資產階級上層分子支配的人進行堅決的斗爭，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指示：“共產國際執委號召全體黨員根據共產國際的決定，團結黨的隊伍。共產國際執委號召全體黨員與黨底領導底種種機會主義傾向作堅決斗爭。”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會議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

于是，根據上述指示，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為了決定新的路線和政策，黨中央于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選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被選為委員。8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此后，臨時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盡力挽救革命事業。

譴責國民黨反動罪行。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并莊嚴聲明，中國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愿意同國民黨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到積極作用。7月15日，汪精衛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宣告國共合作徹底破裂。此后，根據共產國際的電令，中共中央命令譚平山、蘇兆征退出武漢國民政府，并于7月24日發表《對于武漢反動時局之通告》，進一步對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進行譴責。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

舉行南昌起義。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派遣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赴江西九江，準備組織中共在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回廣東，以實現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7月20日前后，因發現張發奎已經站在汪精衛一邊，李立三等立即拋棄依賴張發奎的幻想，建議獨立發動反對南京和武漢的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行動，即南昌起義。中央臨時常委會在獲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議后，正式確定了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部署。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2萬余人，舉行南昌起義。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烈戰斗，全殲守敵3000余人，占領了南昌城。南昌起義是在臨時黨中央領導下打響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用血與火的語言，宣告了中國共產黨人不畏強暴、繼續堅持革命的堅強決心。

組建中央分局。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派出許多干部到各地傳達八七會議的決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建立黨的秘密工作機關，組建全國的秘密交通網。中共中央決定設立北方局，派王荷波、蔡和森去北方，根據八七會議精神整頓順直（今北京<曾名順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隸省>）、山東、滿洲（東北三省）、山西及內蒙古各地的黨組織；決定由周恩來、張太雷、張國燾等組成南方局，以張國燾為書記（未到職），下設軍委會，以周恩來為主任，在周恩來等未到職前，由張太雷、楊殷等組織臨時的南方局；任命張太雷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中共湖南省委并籌備和領導秋收起義。9月1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決議，放棄“左派國民黨”的旗幟，提出宣傳和建立蘇維埃的口號。9月底到10月上旬，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武漢陸續遷往上海。同時在武漢設立長江局，由羅亦農負責。這時，黨的所有領導機關都是地下的秘密組織。黨開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革命斗爭。

領導各地發動武裝起義。八七會議后，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舉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開始時雖然也以攻占大城市為目標，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澤東適時地率領部隊走上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廣州起義部隊由于未能及時退出廣州，起義軍雖在城內同英、美、日、法等國支持的國民黨粵系軍閥張發奎等部進行了頑強的戰斗，但終因寡不敵眾，在起義的第三天遭到失敗。此后，被迫從廣州撤出的起義部隊部分武裝力量在廣東花縣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師，轉入海豐、陸豐地區，堅持革命斗爭；少數起義者到達香港，后到廣西參加了左、右江起義；還有少數人員撤到粵北韶關地區，加入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隊伍，后來上了井岡山。另外，湖北、廣東、江西等省的黨組織也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如黃麻暴動、海陸豐武裝起義、吉安縣東固等縣的武裝起義等。這一期間，黨還領導了一些農民起義，如湖南醴陵農民起義，在贛縣、南康、信豐、雩都（今于都）、尋鄔（今尋烏）、興國等地的農民起義，以及在南通、海門、如皋、靖江、泰興地區的武裝起義。這些起義的情況各不相同，結果各異。有些起義由于事先沒有充分發動群眾，客觀條件不具備，結果失敗了；有些起義由于領導者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狀況，主觀指導思想上有錯誤，最后遭到挫折。只有少數條件比較成熟、領導者善于抓住有利時機、實行比較正確政策的起義取得了成功。經過這些起義，越來越多的革命者認識到，只有到農村中去，特別是到那些受過大革命風暴影響的農村中去，才會有革命發展的廣闊天地。

“左”傾錯誤的發生和糾正。在革命已經轉入低潮的情況下，黨需要認真總結南昌起義以來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恰當地分析形勢，制定出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策略。為此，1927年11月9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參加。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組織問題、政治紀律問題等決議，號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產黨領導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堅決領導農民暴動，實行農村割據；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耕種；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等等。這些都是正確的。與此同時，會議也提出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左”傾理論，規定了沒收中外大資本家企業等過左政策。此后，一些地區發生強迫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和盲目燒殺的“左”傾盲動錯誤。雖然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黨中央隨后發出通知，停止了一些暴動，避免了一些損失，但是并未徹底糾正帶全局性的盲動錯誤。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共代表參加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基本上正確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形勢，批評了羅米那茲關于所謂“不斷革命”的錯誤觀點。同年4月，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出關于接受共產國際決議案的通告，承認中國共產黨內存在著“盲動主義”“殺燒主義”等“左”傾錯誤，并指出爭取群眾、建立城鄉群眾組織、鞏固與健全黨的組織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這次“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

◆1928年，參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的路線示意圖。

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革命失敗后，在如何認識這時的社會性質，以及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黨內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這就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黨的六大的召開，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八七會議即提出過召開六大的問題。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召開六大的決議。1928年1月18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會議，又一次討論召開六大的問題。會議決定大會召開的時間是3月底。由于此時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開會，因此，在開會地點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不久，當臨時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于當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將派代表團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黨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黨的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根據主席團和各省代表團的提名，選出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會后，在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7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等7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5人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等3人為常委會候補委員。7月20日召開的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常委秘書長。至此，第一個“臨時中央”的歷史使命完成，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接過領導中國革命的接力棒，繼續奮勇前行。

第二個“臨時中央”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其錯誤方針在各地開始貫徹執行。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的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這兩人的叛變給黨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黨采取果斷行動，迅速將中央機關和中央的主要領導干部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離上海。此后，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來于12月中旬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9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云、盧福坦、李竹聲等6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這個黨中央臨時領導機構的成立，隨后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繼續貫徹執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政策。

12月上旬，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組織局，負責人康生，專門管理全國黨的組織工作。1933 年1月13日，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陸續遷到蘇區。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博古、陳云去蘇區，康生去莫斯科。李竹聲留上海，組織“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作為臨時中央的派出機關，代表中央指導白區黨的工作，并負責同共產國際聯系。1月底，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張聞天、陳云、楊尚昆等到達瑞金。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會議，張聞天等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任弼時出席。博古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意見：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蘇區的政治局委員合起來，選出一個中央總負責人。結果博古當選，張聞天為常委兼宣傳部長、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任弼時為組織部長兼黨校校長，陳云為常委兼全總蘇區執行局黨團書記，劉少奇為全總蘇區執行局委員長。

與此同時，會議決定，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并，對外稱“中共中央局”，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4月22日，由于博古等認為任弼時執行“進攻路線”不徹底，工作“不合手”，免去他的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由李維漢接任。6 月，任命潘漢年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直到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召開，第二個“臨時中央”在這兩年多的主政時期內，作出一系列“左”傾錯誤決策部署，給革命事業帶來重大損失。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召開，主席臺右起：任弼時、王稼祥、朱德、毛澤東、項英。

指導成立蘇維埃政權。在共產國際的不斷催促和大力推動下，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明確將建立蘇維埃政府作為“蘇區最迫切的任務”。同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舉行。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大會通過了根據臨時中央有關憲法大綱來電原則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臨時中央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等法律文件。大會選出63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和經濟政策的決定等文件，是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共同起草并提交大會的。在這些文件中，肯定工農大眾享有各項政治、經濟權利，但在中間派別、土地、勞動、稅收等問題上規定了許多過左的政策，這嚴重影響了根據地的發展。

“左”傾關門主義錯誤。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集團“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引起廣大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左派的強烈不滿。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黨在同盟軍內建立前線工作委員會，受河北省委領導，在軍內正式建立黨的組織。他們在軍隊中積極進行抗日的宣傳、組織工作，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工農運動，以塞外名城張家口為中心，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熱潮。但是，當時臨時中央的領導人仍然不能正確認識國內階級關系發生的深刻變化，不能正確地處理同國民黨內愿意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愛國將領的關系。他們認為馮玉祥同其他軍閥“根本沒有區別”，指責在同盟軍內工作的共產黨員只是“忙于組織‘暫時的上層的統一戰線’”，而沒有注意對下層群眾的爭取，是“右傾”“機會主義”等等。臨時中央和中央駐北方代表還錯誤地指示同盟軍中的前委，要求將在黨影響下的軍隊“發展成為紅軍”，帶到河北、山西兩省交界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這種錯誤方針，使得很多共產黨員經過艱苦努力建立起來的局部合作抗日局面難以維持。最終，抗日同盟軍在日蔣的聯合“剿殺”下最終失敗。北方的抗日同盟軍失敗后，南方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又在福建舉起抗日反蔣的旗幟。第十九路軍自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戰受挫后，被調往福建“剿共”。這支部隊的將領蔡廷鍇、蔣光鼐在同紅軍作戰多次受挫中認識到，繼續進行“剿共”沒有出路，決心聯合國民黨反蔣勢力李濟深、陳銘樞和第三黨的黃琪翔等，共同走抗日反蔣的道路，并決定聯合共產黨。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代表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代表在江西瑞金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22日，以李濟深為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后，雙方又簽訂《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停止了軍事行動，確定了邊界，并恢復了交通貿易關系。隨后，從福建往根據地運去大量的食鹽、布匹、藥品、軍械等物資，實際上部分地解除了對中央根據地的經濟封鎖。這是國民黨中響應共產黨號召、接受三個條件同紅軍實行停戰抗日的第一支軍隊。當時，中共臨時中央繼續執行“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政策，沒有在軍事上給予第十九路軍的反蔣斗爭以直接有力的配合。在蔣介石的軍事“討伐”和政治分化的壓力下，加上領導本身失誤等原因，第十九路軍很快被蔣介石的軍隊擊敗，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體。

粗暴壓制黨內正確主張。當看到“左”傾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損失后，一些共產黨員提出了反對意見。劉少奇提出了反對“左”傾教條主義的主張。他認為，當時的斗爭不是“反攻與進攻”，而是“防御的與反攻的”。他從白色恐怖統治下赤色工會不易存在這種特殊環境出發，不贊成黨的力量退出有群眾的黃色工會，而主張利用黃色工會來組織和發展工人運動，他不贊成不顧客觀條件硬性進行罷工斗爭，主張利用一切合法的機會包括利用國民黨的工會法，來組織工人斗爭。他還主張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以便與之聯合，采取共同行動，并在這個過程中去影響他們，反對關門主義。在1931、1932年間，他同實行“左”傾方針的中央領導者幾度發生爭論，結果被指責為犯有“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并在1932年3月被撤銷中央職工部部長的職務。無獨有偶，北方黨組織的李鐵夫也提出了反對“左”傾方針的意見。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北方各省的力量還很弱。在日本侵略勢力已經威脅華北地區時，黨本應適應群眾的抗日要求，發動和支持群眾的抗日愛國活動，積蓄和擴大革命力量；而臨時中央竟主張立即在北方創建根據地。對于這種錯誤方針，遭到李鐵夫的堅決反對。1933年至1934年初，他寫了10篇文章，批評北方黨、實際上也就是批評臨時中央的“左”傾方針。李鐵夫的正確意見，得到了北方黨內、團內一些同志的贊同和支持。但是，在執行“左”傾方針的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的指揮下，中共河北省委在1934年上半年開展了所謂“反鐵夫路線”的斗爭，把這些意見壓制下去，李鐵夫本人受到了撤銷職務的處分。粗暴壓制黨內正確主張，不但打擊了黨內同志們的積極性，而且使“左”傾錯誤進一步蔓延開來。

根據地“左”傾錯誤發展。在國民黨的恐怖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在白區進行活動本來就極其困難，“左”傾教條主義、關門主義方針的推行，使這種困難變得更加嚴重，使黨在白區的組織和工作遭到嚴重的損失。例如，從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的破壞，唐山市委、北平市委、直中特委也遭到破壞，白區赤色工會會員到1932年1月剩下不過3000人。由于缺少掩護，臨時中央機關也難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遷入中央根據地。黨在上海成立中央執行局后，繼續執行“左”傾教條主義的方針。從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它遭到六次大的破壞，只存在了兩年多的時間。1931年11月初，中國共產黨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在根據地創建、軍事斗爭、土地革命路線等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左”傾錯誤，如主張加緊反對富農、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勢力，土地改革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根據地和紅軍的領導成份要實現“無產階級化”并洗刷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干部，紅軍應攻城略地來爭取實現所謂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等。這與中央根據地領導人從實踐中逐步總結出來的正確經驗不一致。1932年1月9日，臨時中央作出《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對革命形勢作了夸大的估計，認為紅軍和游擊隊的發展已經“造成包圍南昌、吉安、武漢等重要的與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勢”。因此，“過去正確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面了”。為著實現這個“總任務”，決議規定長江以南的紅軍主力，奪取贛江流域的吉安、撫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實現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長江以北的各地紅軍，積極進攻，造成威脅武漢、長江下游及平漢鐵路的態勢。另外，臨時中央在根據地還錯誤開展了查田運動、反對“羅明路線”和鄧、毛、謝、古的斗爭等，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進行批判和打擊，革命力量受到極大削弱，再加上臨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1934年1月4日，周恩來、朱德率領紅軍前方總部機關返回瑞金后，“中共中央局”名稱停用，開始采用“中共中央”名稱。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舉行，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同時是常委會），選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云、王明（在蘇聯）、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等任書記，由博古負總責。 至此，黨史上的第二個“臨時中央”在工作了兩年零四個月后即告結束。但它的路線卻延續至遵義會議召開。

關于兩個“臨時中央”的評價

兩個“臨時中央”在形成和發展方面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都是在國民黨反動勢力對共產黨人舉起屠刀、中國革命遇到嚴重挫折的危急時刻，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缺失”從而無法正常履職情況下，為了革命事業繼續發展而成立的黨中央的臨時機構。前者因陳獨秀犯了右傾錯誤離開中央最高領導崗位，后者因向忠發被捕叛變無法正常工作。它們都是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成立的，也都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正如1927年6月9日，羅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講話中指出的：“共產國際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國際執委會指導所有國家的共產黨。在這種危急形勢下，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嚴格執行。……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一個成員，必須按共產國際的指示行動。”二者的自主權都很小，事事都要請示共產國際，并且都隨著選舉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而結束。

兩個“臨時中央”在實際工作中都犯了“左”傾錯誤，起到了負面作用。由于二者都形成于大革命失敗后、革命處于低谷時期，因此都不同程度地犯了“左”傾錯誤，前者是“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后者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都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而且二者所犯的“左”傾錯誤都受到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影響。盡管1927 年 7 月 14日共產國際作出《關于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認定中國革命仍為資產階級，但是在11月 9 日召開的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卻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無間斷的革命”，必然急轉直下，從解決民權革命的責任進于社會主義的革命。會議接受了這種觀點并通過相應決議。這樣就助推了“左”傾錯誤的發展。隨后，1928 年 2 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第九次全會，通過斯大林、向忠發等共同提出的《關于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其中正確指出：中國革命還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認為它生長了社會主義革命或是“不斷革命”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工農革命的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必須反對盲動主義，反對無準備的暴動。但是該決議案4 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后者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更為密切。王明能夠走上中共領導的舞臺并取得黨內的統治地位，是因為得到了共產國際信任和支持。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時即取得了校長米夫的賞識，而王明本人也在各種場合表示對共產國際路線的忠誠。共產國際扶植王明上臺， 就是希望通過他保證共產國際的方針、政策在中國能夠得到徹底地貫徹執行。王明抄襲共產國際決議拼湊而成《兩條路線》小冊子，成為其“左”傾教條主義的代表作，在革命性質、革命道路、階級分析和黨內斗爭等各個方面，把“左”傾錯誤發揮到了極致，給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損失。

兩個“臨時中央”都結合所面臨的時代任務，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在中央領導機構遭到破壞、中國革命面臨失敗的危急時刻，它們都勇敢地承擔起領導革命繼續奮斗的重擔。在“左”傾錯誤盛行的大背景下，第一個“臨時中央”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糾“左”措施，避免了革命事業和革命力量遭受更大的損失。而且在組建中央分局、領導武裝起義、籌備召開黨的六大等方面，第一個“臨時中央”都作出了積極貢獻。由于受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以博古為代表的第二個“臨時中央”，犯了一系列的“左”傾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危害。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也不是說在這條路線的整個時期，全黨沒有做一件好事。”除了反對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圍剿”，它還領導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斗爭。九一八事變后，“臨時中央”發表一系列反對日軍侵略的宣言、決議、號召等，揭露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明確提出在東北抓住有利時機，發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游擊隊，開辟游擊區。中共開展的抗日斗爭，對發動群眾奮起反抗侵略、抵御外侮起到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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