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是免死金牌嗎？

湖南婁底新化縣的強制醫療決定書與廣西高院的死刑判決書，近年先后擊碎了 “精神病 = 免死金牌” 的公眾誤區。當精神分裂癥患者王志初殺害 “最美校長” 后被依法強制醫療，而同樣患精神分裂癥的何某乖卻因射殺鄰居夫婦被改判死刑，司法實踐已然劃出清晰底線：精神疾病從來不是暴力犯罪的 “擋箭牌”，生命權的神圣性始終凌駕于任何借口之上。

一、法律標尺：三類責任能力下的個案分野

我國《刑法》第 18 條對精神病人刑事責任的三分法，在具體案件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司法圖景：

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的認定堪稱 “窄門”。湖南婁底王志初案中，這位精神分裂癥患者翻墻進入小學，持刀殺害校長楊建一與學生王某。盡管作案手段殘忍，但湖南省芙蓉司法鑒定中心明確其作案時 “不能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最終檢察機關依法申請強制醫療而非追究刑責。這類案例本質是對 “無行為則無責任” 法理的堅守，卻絕非暴力行為的 “免責通行證”—— 強制醫療的本質，是用社會防護替代刑罰懲戒。

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更不意味著必然從輕。廣東廉江葉德志案中，鑒定機構確認其患精神分裂癥且責任能力受限，但法院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判決書揭示關鍵：他殺害祖孫三人時，對行為違法性有明確認知，手段兇殘程度已遠超從輕處罰的邊界。而廣西何某乖案更具代表性，他因幻想鄰居 “作法害己”，提前兩個月網購射釘槍改裝成兇器，踩點后射殺兩位六旬老人，作案后還冷靜藏槍、偽造現場。即便有 “限制責任能力 + 自首” 的情節，二審法院仍以 “罪行極其嚴重” 改判死刑。

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認定則直擊 “借病脫罪” 的企圖。河南鶴壁李某案中，三家鑒定機構給出兩種結論，兩次認定 “限制責任能力”，一次認為 “完全責任能力”。檢察官通過提審發現，李某對作案起因、過程供述清晰，還存在隱藏尸體、拋棄物證等反偵查行為。最終經精神病專家論證，認定其雖有精神異常，但作案時辨認控制能力正常，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緩。

二、司法底線：“罪行極其嚴重” 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近年司法實踐反復印證：精神狀態僅是量刑參考，罪行嚴重程度才是死刑適用的核心標尺。

何某乖案的改判細節極具說服力。一審法院曾因 “限制責任能力” 判處死緩，但抗訴機關指出關鍵矛盾：他不僅預謀改裝槍支，還能精準選擇被害人在家時段行兇，甚至計算 “每支槍僅一發子彈，必須對準太陽穴確保致命”。更值得警惕的是，他 17 歲時就因故意傷害罪砍斷他人肋骨，有明確暴力前科。這些細節證明其辨認控制能力并未嚴重受損，二審改判死刑正是對 “罪刑相適應” 原則的堅守。

上海奉賢臧某案則展現了另一種邊界。這位精神分裂癥患者抵滬次日就砍死妹妹及其婆婆，隨后在小學放學路上隨機砍傷 12 人，其中 6 名是小學生。盡管其作案時處于發病期，無法辨認行為性質，但法院并未簡單釋放，而是作出本市首例強制醫療判決 —— 這既避免了無責任能力者游離社會再度危害他人，也通過專業治療體現人文關懷。

最高法的司法精神在此類案件中一以貫之：當犯罪手段特別殘忍、危害后果特別嚴重時，即便存在精神障礙，也可依法判處死刑。葉德志案中 “殺害三人” 的后果，何某乖案中 “預謀殺人” 的主觀惡性，都已突破法律對精神障礙者的寬容限度。

三、鑒定防線：三重審查堵住 “裝病脫罪” 漏洞

司法精神病鑒定絕非 “一鑒了之”，三重嚴格審查構成防范錯判的關鍵屏障。

法定鑒定機構的專業性是第一道關卡。河南李某案中，三次鑒定均由省級指定醫院完成，每次鑒定組都不少于 3 名專家，綜合病史、村民證言、作案細節等多維度證據研判。這種嚴格資質要求，從源頭上杜絕了非專業鑒定的誤導。

雙重標準認定更顯嚴謹。上海臧某案中，鑒定機構不僅確診其患精神分裂癥（生物學標準），更通過其供述 “感覺所有人頭都變形要殺我”，結合作案時隨機攻擊的無目的性，確認疾病與暴力行為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心理學標準）。而何某乖案中，前兩次 “無責任能力” 的鑒定被推翻，核心就在于其作案的計劃性與反偵查行為，證明精神障礙未實質影響行為控制能力。

法院的實質審查權則是最終防線。廣西何某乖案中，法院未盲從鑒定結論，而是結合其改裝槍支的過程、踩點的細節、藏槍的冷靜表現，作出獨立判斷。河南李某案更啟動專家論證會，三位精神病主任醫師一致認為，其精神異常與作案行為無直接關聯，最終采信 “完全責任能力” 的結論。這種 “鑒定意見≠判決依據” 的司法邏輯，讓偽裝精神病者無機可乘。

四、法治平衡：寬容絕不等于縱容

法律對精神病人的特殊規定，本質是在責任追究與人文關懷間尋找平衡，而非賦予特權。

對完全無責任能力者的強制醫療，正是這種平衡的體現。王志初案中，檢察機關申請強制醫療后，專業醫療機構對其進行系統治療，既避免了他繼續危害社會，也保障了其獲得救治的權利。上海臧某案的強制醫療判決同樣如此，通過閉環管理實現 “治病” 與 “防犯” 的雙重目標。

對限制責任能力者的量刑，則彰顯 “寬容不縱容” 的態度。廣東葉德志案與廣西何某乖案中，法院均認可精神障礙的客觀存在，但并未因此降低刑罰標準 —— 當生命被殘忍剝奪，法律的天平必然向受害者傾斜。正如光明網評論所言：“法律不是保護‘瘋子’，而是保護守法公民。”

從王志初的強制醫療到何某乖的死刑判決，司法實踐用一個個案例清晰詮釋：精神疾病可以解釋行為成因，卻不能免除罪責；法律應當包容真正的病患，卻絕不容忍借病行兇。這道維護生命權的底線，既是對受害者的告慰，更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