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三十年，我李建軍從村里的泥腿子混成了別人口中的“李老板”，以為把過去那些爛事都踩在了腳下。
可真到了城里，要在金碧輝煌的飯店里跟未來的親家吃飯時，我才明白，有些事不是你想斷，就能斷得了的。
那個1976年沒打一聲招呼就消失的女人，帶著我心里三十年的一個疙瘩，就那么直挺挺地坐在了我的對面。
我當時只想知道一件事，那個我們倆的種，她當年是不是真狠心給弄掉了...
1976年的風，刮在人臉上，帶著股燒荒過后的焦糊味和黃土的腥氣。
我們村叫下河灣，窮得叮當響。泥巴糊的墻，苞谷面做的窩頭，還有流不完的臭汗，就是我們這些后生睜眼閉眼看到的所有東西。
我叫李建軍，那年二十出頭，爹媽給的名字土，人也野。
一身使不完的牛勁，加上打架從不計后果，讓我在村里橫著走。他們不惹我，不是敬我，是怕我。
但蘇晚晴不怕。
她是從大上海來的知青，像畫里走出來的人。
皮膚白得能掐出水，說話聲音軟綿綿的，像剛出窩的貓崽子。她干活不行，鋤頭掄起來像跳舞，鐮刀割麥子能把自己的手劃了。
村里的婆娘們聚在墻根下，一邊納鞋底一邊吐唾沫，說她是城里來的狐貍精，那雙眼睛會勾人。
男人們的眼神更直接，像一群餓了三天的狼，盯著一塊肥肉，就差撲上去了。
我跟她第一次正經說話，是在秋后分糧的場院上。
村會計家的二愣子，仗著他爹的權，用腳在蘇晚晴的糧堆里劃拉了一下，分給她的玉米面比別人少了一大截。
蘇晚晴抱著那只癟了一半的口袋，站在那兒，嘴唇咬得發白，眼圈紅了，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那樣子，就像一棵被霜打蔫了的向日葵。
場院上的人都看著，沒人出聲。
我把肩上的麻袋往地上一扔，發出“砰”的一聲悶響。我走到二愣子跟前，一腳踹在他那裝得鼓鼓囊囊的糧袋上。
口袋破了個口子，黃澄澄的玉米面灑了一地。
“撿起來，給她裝滿。”我盯著二愣子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
二愣子臉漲成了豬肝色，梗著脖子想咋呼：“李建軍，你他媽想干啥？”
我沒說話，只是把攥緊的拳頭舉到他眼前，骨節捏得“咔吧”作響。
他那點氣焰一下子就滅了。最后還是罵罵咧咧地蹲下身，把地上的玉米面連土帶沙地捧起來，胡亂倒進了蘇晚晴的口袋。
從那天起，蘇晚晴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樣了。那眼神里，少了點害怕，多了些別的東西，我說不清楚。
那年雨水多，知青點的屋頂漏得跟篩子似的。一個雷雨夜，我聽著外面的瓢潑大雨，翻來覆去睡不著。最后索性爬起來，扛著梯子和一卷油氈布就摸了過去。
我爬上屋頂的時候，蘇晚晴正拿著臉盆在屋里接水，狼狽不堪。她看到我，驚得半天說不出話。
我在雨里忙活了半宿，下來的時候渾身都濕透了，像剛從河里撈出來。她遞給我一條干毛巾，又給我沖了一碗紅糖水。
那碗紅糖水，甜得發齁，一直甜到我心里。
隊里殺豬分肉，每家每戶巴掌大的一塊肥膘。我把我的那份用油紙包好，半夜偷偷塞到她窗臺下。第二天在地里干活，我看見她臉上的氣色好了很多。
我沒讀過書，不懂啥叫風花雪月。我只知道，這個城里來的女人，讓我心里頭發癢，像有螞蟻在爬。我見不得她受欺負，見不得她餓肚子。
我們的事，是從高粱地里開始的。
那是個悶得讓人喘不過氣的夏夜，月亮被厚厚的云層捂住了，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在村頭的水井邊碰上，她剛打完水，我剛從地里回來。
誰也沒說話，就那么一前一后地走著。走到高粱地邊上，我停住了腳。她也停住了。
高粱長得比人還高，密不透風。我拽住她的手腕，把她拉了進去。高粱稈子和葉子劃在臉上、胳膊上，又疼又癢。
那天晚上，她哭了，哭得沒聲，身子抖得厲害，但沒推開我。
從那以后，村西頭廢棄的磚窯，半夜里無人的河灘，都成了我倆的地盤。
我迷上了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皂味，混著汗水和青草的氣息，是一種能讓人丟魂的味道。
她也依賴我這身蠻力，能讓她在這吃人的地方，找到一塊能喘氣的空地。
我們像兩只偷食的野貓，在黑夜里舔舐著彼此的孤獨和欲望。
肚子里的事，是秋天蘇晚晴告訴我的。
那天她找到我的時候，臉色白得像剛刷過石灰的墻。她把我拽到沒人去的磚窯里，一句話沒說，眼淚就先串成了線，往下掉。
“建軍，我……我有了。”她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
我腦子“嗡”的一聲，像被一柄大錘砸中了。足足愣了有半分鐘，才反應過來她說了什么。
緊接著，一股說不出的、野性的喜悅，從腳底板一下子竄到了天靈蓋。
我要當爹了。
我，李建軍，一個窮得叮當響的泥腿子，要和一個上海來的文化人，有一個娃了。這事兒傳出去，村里那些背后說我閑話的老爺們兒，得把眼珠子都瞪出來。
我一把抱住她，那身子軟得像沒骨頭。我在她耳邊吼：“怕啥？有了就生！我娶你！明天我就去公社打報告，領證！看哪個龜孫子敢說閑話，我撕爛他的嘴！”
我以為她會高興，會抱著我哭一場，然后我們就商量著怎么過日子。
但她沒有。她只是在我懷里抖，抖得像秋風里最后一片葉子，好像隨時都會碎掉。
“建軍……不行的，不行的……”她反復念叨著這幾個字。
“怎么不行？我李建軍說話算話！我養你，養活娃，我拿命去養！”我拍著胸脯保證。
那幾天，她整個人都像丟了魂。在地里干活，好幾次把鋤頭揮到自己腳邊。吃飯的時候，拿著窩頭能發半天呆。
我以為她是怕了，怕未婚先孕的名聲，怕村里人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
我還傻乎乎地去安慰她：“晚晴，你別怕，這事包在我身上。我回頭就跟我爹媽說，他們頂多揍我一頓。回頭我就去求大隊長開證明，咱把證領了，就沒人敢說啥了。”
我甚至開始盤算，等開了春，我就去磚廠多干活掙工分，攢錢蓋三間大瓦房，讓她跟孩子住得舒舒服服。
我讓她等我，等我想好萬全的法子。
她看著我，點了點頭，但那雙漂亮的眼睛里，一點光都沒有，像兩口蒙了灰的枯井。
我從鎮上回來的時候，天都快擦黑了。
口袋里揣著我托人好不容易弄來的半斤紅糖，還有一小塊從供銷社柜臺底下買出來的的確良布料，淺藍色的，上面有小白花。我想著蘇晚晴穿上這塊布做的衣裳，肯定好看。
我心里熱乎乎的，連腳下的步子都輕快了不少。我想好了，晚上回去就跟爹媽攤牌，大不了挨一頓皮帶，這媳婦，我娶定了。
可我興沖沖地跑到知青點，心一下子就涼了半截。
蘇晚晴住的那間小屋，破木門大敞著，風灌進去，吹得窗戶紙“呼啦啦”地響。屋里空蕩蕩的，只有幾件她不要的破爛行李扔在泥土地上。
我一把抓住一個正準備出門的男知青，他叫趙衛東，平時總愛陰陽怪氣地說話。
“蘇晚晴呢？”我的聲音因為緊張在發抖。
趙衛東斜著眼看我，嘴角撇出一絲幸災樂禍的笑：“走了啊。建軍哥，你不知道？”
他慢悠悠地接著說：“今天一早，一輛綠色的吉普車，嗚的一下就開到村口，喇叭按得震天響。車上下來倆穿干部服的人，直接就把蘇晚晴接走了。聽說是家里平反了，官復原職，立馬辦了回城手續。”
“她……她沒說啥？”我的心一點點往下沉。
“說啥？跑都來不及呢！你看那屋里，好多東西都沒要，跟逃難似的。也是，誰還稀罕這窮地方？建軍哥，你這下可……竹籃打水一場空嘍，嘿嘿。”
我沒聽他后面那些屁話，一頭沖進了那間空屋子。
屋里還殘留著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皂味，但已經很淡很淡了，混著泥土的霉味。土炕上，只有她睡過的一個淺淺的人形印子，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
沒有信，沒有紙條，一個字都沒有。
她就這么走了。
帶著我的孩子，帶著我那些蓋瓦房娶媳婦的傻念頭，一聲不吭地走了。
我像一頭被激怒后又被耍了的公牛，渾身的力氣和怒火，最后都化成了穿心的涼意和巨大的羞辱。
背叛。
這兩個字像燒紅的烙鐵，狠狠地燙在了我的心上。
那天晚上，我把村里小賣部貨架上所有的白酒都買了回來，一個人坐在冰冷的河灘上，一瓶接一瓶地灌。
酒瓶子摔了一地，我指著上海的方向，把這輩子會罵的臟話都罵了一遍。
城里來的女人，就是他媽的靠不住！嫌我窮，嫌我是個泥腿子！
孩子？
我吐出一口辛辣的酒氣，胃里燒得像一團火。我狠狠地想，她一回到那繁華的大上海，肯定第一時間就去了醫院，把那塊孽肉給刮了。對她來說，那是個丑聞，是個甩不掉的累贅。
斷了。
這事，就算他媽的徹底了斷了。
我把這個秘密，連同那個無法求證答案的“孩子問題”，一起用厚厚的泥土封死，死死地埋進了心底最深的地方，發誓再也不去碰它。
蘇晚晴的無情離去，像一根又長又硬的刺，扎在了我的命門上。
從那以后，我李建軍就跟變了個人似的。我不再跟村里的小年輕打架斗毆，也不再混日子。那股無處發泄的狠勁，全都用在了跟生活干仗上。
他們不是看不起我這個泥腿子嗎？行，我就要混出個人樣來給他們看看。
改革開放的口子一開，我就成了下河灣第一個“下海”的人。我賣了家里唯一一頭老牛，又東拼西湊借了些錢，買了輛二手拖拉機，開始跑運輸。
那段日子，真是拿命在換錢。白天拉磚，晚上拉沙，車輪子壓遍了周邊的縣市。有一次為了趕工，連著兩天兩夜沒合眼，開著車都能睡著，差點連人帶車翻進溝里。
還有一次在鄰縣跟人搶生意，被對方堵在路上，三四個人拿著鋼管，我抄起車上的鐵鍬跟他們干，頭上被開了個口子，縫了七八針，但那趟活兒還是被我搶到手了。
幾年下來，我李建軍的腰包鼓了，名聲也響了。村里人不再叫我“建軍”，開始畢恭畢敬地叫我“李老板”。
后來，我靠著跑運輸攢下的錢和人脈，跟人合伙開了個磚廠。
燒磚的窯，日夜不熄火，高高的煙囪里冒出的黑煙，就像我心里那股憋了多年的火。我吃住在磚廠，幾個月不回家，身上永遠是一股子土腥味和汗臭。
再后來，我經媒人介紹，娶了鄰村的王秀蓮。
秀蓮是個本分的女人，長相周正，手腳也麻利，人很實在。
她不問我的過去，只是踏踏實實地給我生兒子，操持家務，把我那亂得像狗窩一樣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條。
我從磚廠一身疲憊地回來，總能吃上一口熱飯，喝上一碗熱湯。
我們的兒子叫李虎，生下來就虎頭虎腦，哭聲洪亮。
我看著襁褓里的李虎，心里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讓他再走我的老路，不能讓他再當個被人瞧不起的泥腿子。
我拼了命地掙錢，就是為了讓他讀書，讓他上好學校，考大學，去大城市，去過上他爹我這輩子都沒過上的“城里人”生活。
我把對“文化”的所有念想，對過去的所有不甘，都一股腦地砸在了我兒子身上。
日子像流水一樣過去，磚廠變成了建筑隊，建筑隊又接了更大的工程。我從“李老板”變成了我們縣里都排得上號的人物。我有了小轎車，在縣城里買了樓房。
只是偶爾在夜深人靜，應酬喝多了酒的時候，我還是會想起1976年那個悶熱的夏夜，和那個一聲不吭就消失了的女人。
心口那塊被烙鐵燙過的地方，還是會隱隱作痛，像陰雨天里的舊傷。
我兒子李虎，爭氣，沒讓我失望。
他一路從村里的小學念到縣里的重點高中，最后考上了省城的名牌大學。畢業后，他留在了那里，進了一家不錯的公司，憑自己的本事站穩了腳跟。
他比我有出息，也比我懂那些城里人的彎彎繞繞。
有一年過年，李虎帶了個女朋友回家，叫周曉雅。
那姑娘長得水靈，眼睛像會說話，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酒窩。說話細聲細氣，非常有禮貌，一看就是好人家教養出來的女兒。
秀蓮拉著姑娘的手，從頭到腳地打量，高興得合不攏嘴，一個勁兒地往她碗里夾肉。
晚上，李虎私下跟我說：“爸，曉雅家條件挺好的。她爸是大學的退休教授，她媽原來也是文化人，現在在家。他們家對曉雅可好了，真是捧在手心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我點點頭，抽著煙，心里挺滿意。我兒子有本事，能找個這樣的城里媳婦，我臉上也有光。
李虎又說：“曉雅還有個哥哥，叫周銘，是個建筑設計師，特別厲害，年紀輕輕就自己開了個事務所。就是人有點冷，不太愛說話。我見過幾次，感覺他對誰都淡淡的。”
他撓撓頭，補充道：“感覺曉雅她媽對這個哥哥，好像……有點客氣，不像對曉雅那么親。可能是繼母的關系吧，聽曉雅說，她哥是周叔叔前妻留下的。”
我聽著，嗯了一聲，沒把這些話太往心里去。我一個鄉下土老板，跟人家大學教授，本就不是一個世界的人。只要我兒子有出息，能把日子過好，比啥都強。
又過了一年，李虎打電話回來說，要跟曉雅訂婚了，對方家長想兩家人一起吃個飯，正式見個面，商量一下后面的事。
地點定在市里最高檔的酒店，叫“盛世華庭”。
為了這頓飯，我跟秀蓮專門去縣城最好的商場，一人置辦了一身體面的衣服。秀蓮緊張得手心直冒汗，在鏡子前照了又照，翻來覆去地問我：“建軍，我這樣穿，不會給你丟人吧？”
我拍了拍她因為常年操勞而變得粗糙的手，說：“丟啥人？你是我李建軍的老婆，誰敢瞧不起你？挺直腰桿！”
嘴上這么說，我心里其實也沒底。
三十年了，我第一次要正式地，以一個“成功人士”的身份，去面對真正的“城里人”，去見一個大學教授。我心里有點發怵，又有點莫名的期待。
盛世華庭的包廂，裝修得跟皇宮似的。
地上鋪著厚得能陷進腳脖子的紅地毯，頭頂上掛著一盞巨大的水晶燈，晃得人眼暈。我跟秀蓮坐在那張能坐下二十個人的大圓桌邊，渾身都不自在，手都不知道往哪兒放。
李虎和周曉雅陪著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介紹著桌上的菜名，想讓我們放松一點。
沒一會兒，包廂那扇沉重的木門被服務員推開了。
一個戴著金絲眼鏡、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的老頭走了進來，他穿著一件干凈的中山裝，身上有股書卷氣。
他身后跟著一個年輕人，個子很高，穿著一身剪裁合體的深色西裝，氣質儒雅，但臉上沒什么表情，顯得有些疏離。
李虎趕緊站起來，熱情地迎上去：“周叔叔，周銘哥，你們來了。”
那個叫周銘的年輕人，目光在我們身上掃過，最后落在我臉上，朝我微不可見地點了點頭，算是打了招呼。
我心里還在琢磨，這教授家的兒子，派頭果然不一樣，看著就比我兒子李虎沉穩。
緊接著，一個女人從他們身后走了進來。
她穿著一件淡紫色的連衣裙，脖子上戴著一串溫潤的珍珠項鏈。頭發在腦后盤成一個優雅的發髻，露出光潔的脖頸。
歲月在她臉上留下了痕跡，眼角有細微的皺紋，但更多的是一種沉淀下來的、說不出的從容和貴氣。
李虎笑著介紹：“爸，媽，這是曉雅的媽媽，蘇阿姨。”
女人抬起頭，臉上帶著得體的微笑，朝我們這邊看來。
當她的目光和我對上的那一刻，時間仿佛靜止了。
我感覺全身的血液都沖上了頭頂，然后又在瞬間凍結。
我手里的茶杯“哐當”一聲，重重地磕在了桌沿上，滾燙的茶水灑了我一手，我卻一點都感覺不到疼。
蘇晚晴。
是她。
三十年了，她變了，變得我幾乎認不出來。但又好像一點沒變，那雙眼睛，那雙曾經在高粱地里看著我、又驚又怕的眼睛，還是一模一樣。
她的臉色在一瞬間變得慘白如紙，嘴唇無聲地張了張，握著手包的指節因為過度用力而根根泛白。
但她很快，快得幾乎讓人察覺不到，就穩住了情緒，只是那雙眼睛里的驚濤駭浪，怎么也藏不住。
那頓飯，我不知道是怎么吃完的。
滿桌的山珍海味，在我嘴里嚼著，都跟木屑一樣，沒有任何味道。
秀蓮和那個周教授聊得挺熱絡，一個說鄉下的收成，一個說城里的新聞。李虎和周曉雅在旁邊小聲地說著情話，甜蜜得冒泡。
只有我和蘇晚晴，像兩個坐在冰窖里的木頭人，隔著一張桌子，隔著三十年的光陰，誰也沒有再看誰一眼，誰也沒有再多說一個字。
周銘偶爾會開口，聲音低沉，條理清晰，但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沉默地觀察，目光在我們幾個人身上不動聲色地流轉。
整個包廂的氣氛，因為我們兩個人的沉默，變得詭異而壓抑，像暴風雨來臨前的死寂。
飯局終于在一種客氣又尷尬的氛圍中散了。
大家起身往外走，我啞著嗓子說要去趟洗手間，讓他們先到樓下等我。
我沒去洗手間，而是拐進了走廊盡頭一個沒人去的露臺。我摸出煙盒，手抖得厲害，劃了好幾次才把煙點著。
我靠在冰冷的欄桿上，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煙霧嗆得我撕心裂肺地咳嗽起來。
我需要冷靜一下，我的腦子現在亂成了一鍋粥。
我站了沒多久，身后傳來了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的清脆聲音，篤，篤，篤，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我不用回頭，也知道是誰。
她在離我幾步遠的地方停下了。
三十年沒見，我有一萬句話想問她，有一萬個巴掌想扇在她臉上。可話到了嘴邊，卻只剩下一片沙啞的干澀。
風吹過露臺，帶著城市夜晚特有的喧囂和涼意。
最后，還是我先開了口。我的聲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靜，也更冰冷，像冬天河面上結的冰。
“你當年……走得真干脆。”
蘇晚晴的身體幾不可見地顫抖了一下。她沒說話，只是低著頭，看著自己那雙精致的皮鞋尖。
她的沉默像一盆油，猛地澆在了我心里那團壓了三十年的火上。什么狗屁教授夫人，什么體面生活，我他媽的都不在乎了。
我轉過身，死死地盯著她。
她的臉在露臺昏暗的燈光下，顯得蒼白而脆弱。
我一步步走到她面前，逼得她不得不后退，直到后背抵住了冰冷的墻壁。我壓低了聲音，像一頭被困在籠子里的野獸，發著低吼。
“我不想聽你解釋那些沒用的。你過得好不好，嫁了誰，都跟我李建軍沒半點關系。”
我的目光像刀子一樣，一刀一刀地剜著她的臉。
“我只想問你一件事。當年的孩子……你是不是一回城就打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