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西方都認為，中國最強盛時并非漢唐，而是擁有先進科技的此朝

文|梅十

編輯|鳥蟲鳴

近二十年來，李約瑟、費正清這些西方主流漢學家，還有研究全球史的學者，都越來越覺得中國最強盛的朝代不是漢唐，而是宋朝。

這事兒跟咱們從小的認知差太遠了咱們一提強漢，就想到“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騎兵打遍西域；一提盛唐，長安街上全是外國人，李白喝酒寫詩多瀟灑。

可西方偏偏把“最強”的標簽貼給了看起來文弱的宋朝，還引發了不少討論。

我一開始也納悶，宋朝不就是總跟遼金打仗、還得送歲幣嗎？怎么就成西方眼里的最強了？

中西看“強盛”

咱們傳統看一個朝代強不強，首先看地盤大不大、打仗贏不贏、是不是統一。

漢朝打跑匈奴、拿下河西走廊，唐朝滅了突厥、設了安西都護府，這些都是實打實的“拓地萬里”，看著就硬氣。

可宋朝呢？從建國起就跟遼、西夏、金、蒙古并存，一會兒簽檀淵之盟，一會兒搞紹興和議，還出了靖康之恥、崖山海戰這樣的事兒，地盤連漢唐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軍事上老吃虧。

所以咱們印象里，宋朝就是“弱宋”，這想法太根深蒂固了。

本來想，疆域大、能打仗就是強，這還有啥說的？但后來發現，西方從啟蒙運動開始，看一個文明強不強，不光看這些，還得看科技、經濟、文化還有社會結構。

尤其是工業革命之后，他們更在意一個社會能不能自己搞出“現代增長”，能不能積累知識。

按這個標準看宋朝，好多地方就不一樣了。

比如經濟，有個叫麥迪遜的學者算過，北宋人均GDP比同期西歐高不少，南宋的時候，城市人口占比都超過10%了，首都臨安光人口就有150多萬，在當時全世界都是數一數二的大城市。

科技方面更不用說，火藥武器做成了標準款，指南針用來跑遠洋，活字印刷也普及了，還有水力紡織機、鏈傳動的天文鐘，全是宋朝搞出來的。

李約瑟就說過，他研究中國科技史，目光總往宋朝飄。

還有國家財政，宋朝工商稅占了七成以上，紙幣“交子”“會子”管理得挺好，通脹率也低。

王安石變法那時候，中央一年的財政收入能到1.6億貫銅錢，這是盛唐最高收入的三倍。

社會流動也方便，科舉考試讓寒門子弟也能進朝廷，書院到處都是，印書成本降了九成，士大夫還能一起討論國家大事。

這么一看，西方把宋朝當“最強”，也不是沒道理，就是評判的尺子不一樣而已。

咱們總說漢唐強，可漢唐的強更多在軍事和疆域上；宋朝的強，藏在老百姓的日子、手里的技術還有管理制度里。

要是光看老百姓過得好不好、技術有沒有突破，宋朝還真不輸漢唐，就是軍事上的短板太明顯，才讓咱們覺得它“弱”。

宋朝的“現代感”

宋朝的科技不光多，還特別能“改變世界”。

四大發明里，除了造紙術成熟在漢末，剩下三個在宋朝都完成了關鍵升級，還通過海陸絲綢之路傳到了歐亞大陸，引發了一連串變化。

就說火藥，唐末的時候，煉丹的人就發現硝硫炭混在一起會炸，但直到宋仁宗的時候，《武經總要》里才第一次刊布了官方配方。

那時候北宋開封的兵工廠，一年能造1600萬支標準化的火藥箭，到了南宋，還發明了鐵殼的“震天雷”和管狀的“突火槍”。

后來蒙古西征，把火藥技術帶到了中東和歐洲，直接幫歐洲搞出了14世紀的火炮，這在戰爭史上都算第一次“現代軍事革命”。

指南針也一樣，沈括在《夢溪筆談》里詳細寫了磁偏角，南宋的商船都裝了水浮指南針，能直接橫渡印度洋，開到阿拉伯半島和東非。

以前航海全靠看岸標、看星星，有了指南針，就算離開岸邊也能走，這才為后來的海上絲綢之路和大航海時代打了基礎。

有個叫彭慕蘭的學者就說，沒有宋朝的指南針，可能就沒有哥倫布后來的航行。

活字印刷是畢昇搞出來的，一天能印好幾千頁書，成本只有雕版的十分之一。

兩宋的時候，各地都有刻書的機構，國子監印的書還賣到日本、高麗、安南這些地方。

后來1450年，古登堡在歐洲改良了活字印刷，這被當成“文藝復興的引擎”，可它的技術原型，就是元朝的時候從宋朝傳過去的。

這三項技術看著沒關系，其實互相幫襯：火藥能保護安全、威懾別人，指南針能走更遠的路做貿易，印刷術能讓知識傳得更快。

西方學者說宋朝是“中世紀全球科技的高光時刻”，真不是夸張。

除了科技，宋朝的經濟也透著股“現代勁兒”。

農業上，江南種上了占城稻，一年能收兩季，畝產從1.5石漲到3石，養活了1.2億人口，這是漢唐的兩倍。

手工業更厲害，鐵產量一年能到12萬噸，這是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前的2.5倍。

景德鎮的“影青瓷”，還有汝官哥鈞定五大名窯，在全世界高端瓷器市場都沒對手，“南海一號”沉船上挖出來18萬件宋瓷，就能看出當時外銷多火。

商業上也不一樣，以前是里坊制，晚上還得關城門，宋朝改成了街市制，還有晝夜營業的“鬼市”。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還實行了準備金制度，150年里兌換率都挺穩。

海外貿易港口也比唐朝多，從廣州、揚州增加到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等七處，市舶司一年能收200萬貫，占中央財政的10%。

文化上，宋朝也挺有“理性范兒”。

朱熹、程頤這些人說要“格物致知”，就是要觀察、實驗、分析，這跟亞里士多德說的“求知是人的本性”差不多。

李約瑟就覺得，這種“理性主義倫理”，是中國最接近“科學精神”的一次。

沈括在《夢溪筆談》里記了587條科技觀察，蘇頌造的水運儀象臺，高12米，用了鏈傳動和擒縱機構，英國科技史家說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鐘”。

當然，宋朝的軍事短板也不能回避。

重文輕武、更戍法讓兵將互相不認識，邊防松松垮垮；靠送歲幣換和平，雖然換來了內部繁榮，卻讓敵人越來越強，最后北宋被金滅了，南宋被元滅了，崖山海戰的時候，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宋朝就完了。

但西方學者更看重“遺產”，不是“結局”。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接著在全世界傳，幫歐洲搞出了民族國家、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紙幣、市舶司、理性行政，也給明清和近代東亞提供了制度模板；理學的“格物”精神還通過耶穌會士傳到歐洲，成了啟蒙思想家對抗神權的武器。

說白了，宋朝只是政治軍事系統垮了，可它的科技和制度遺產，在世界史上發揮了“延時作用”，這可能就是西方把它當“最強”的深層原因。

現在全球史學者提“早期現代性”，就是說15到18世紀，歐洲以外的地方也有類似現代增長的現象。

宋朝因為市場化程度高、技術密集、信息傳得快、行政也理性，被越來越多學者當成“東亞早期現代”的起點。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1922年就說“唐宋變革論”，覺得宋代已經是“近世”；美國的彭慕蘭、王國斌這些學者，還把宋代江南和18世紀英國放一起比，討論“大分流”前的不同路徑。

如此看來，西方不認漢唐認宋朝，不是說漢唐不厲害，而是評判標準不一樣。

咱們重“武功疆域”，西方重“科技經濟制度”；漢唐的輝煌主要在東亞，宋朝的發明卻改了世界；宋朝的城市化、市場化，跟現在的世界更像，容易讓人有共鳴。

毫無疑問，漢唐和宋朝都是中國的寶貝。

漢唐打下了“疆域中國”的架子，宋朝提供了“世界中國”的技術和制度血液。

現在中國又回到全球舞臺中央，再看1000年前的宋朝，就能明白：真正的強，不只是靠打仗拓地，更要看文明成果能不能跨越時空，給更多人帶來好處。

這可能就是宋朝留給咱們，也留給世界的最大遺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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