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活兒這塊，還得是長江古村落

石城位于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西北的大鄣山鄉境內，有“中國最美鄉村”之稱，由程村和戴村兩個村莊組成。戴村建于明朝中葉；程村歷史更悠久，始于南宋末期。圖片來源 | 圖蟲創意

長江，這條橫貫中華大地的母親河，不僅滋養了五千年的農耕文明，也親歷了鄉村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深刻變遷。古代巴人賨族“男尚武、女善織”的社群實踐，與今日貴州“村超”的激情吶喊隔空共鳴；昔日“父母在，不遠游”的倫理秩序，正被新時代城鄉間活躍的人才流動所重構；而“小橋流水人家”的靜謐，也已注入“產業興村”的開放動力。長江流域的鄉村文化始終在傳承中創新，在變革中延續。

長江岸邊的古今回響

長江流域的鄉村文化始終隨著江水的流淌生生不息。《山海經》第十八卷海內經記載：“西南有巴國，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四川達州羅家壩遺址墓葬發掘出的青銅器與紡輪證實，春秋戰國時期賨人男性勇猛尚武，女性精于紡織。賨人也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族群，巴渝舞從“前歌后舞”的軍事演練演變為宮廷樂舞，最終沉淀為川東民間的踢踏舞、擺手舞，而薅草鑼鼓、川江號子這些源于勞動的藝術形式，至今仍在江畔回響。

隨著歷史演進，長江流域鄉村逐漸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節奏，孕育出“鄰里相幫，守望相助”的鄉村倫理。古代這里的鄉村，恰似散落在江河兩岸的明珠，借水路串聯成一個個文化共同體。商船往來于碼頭集鎮，既帶來物資交換，更推動文化交融。蘇軾在《眉州遠景樓記》描述四川眉山：“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的徽州商幫、洞庭商幫等以家族為紐帶，經商致富后歸鄉修祠堂、建書院、興水利，將商業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催生出獨特的鄉紳文化。

宋代劉松年繪《春社圖卷》局部，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春社是祭祀社稷土地神的日子，春社的時間一般為立春之后的第五個戊日。此卷描繪春社日山居村民祭祀畢，宴飲、醉歸的祥和景象。

（豎圖請橫屏觀看）

杜牧在《江南春》描繪的江南“水村山郭酒旗風”的景象，與今日無人機航拍畫面中的鄉村新居、光伏電站形成奇妙疊印。江岸邊的宗族祠堂與現代文化禮堂隔河相望，私塾舊址上建起的希望小學傳來瑯瑯書聲，曾經用于祭祀祈福的社戲舞臺，如今偶爾還會上演現代話劇。這種時空交錯的景觀，正是長江流域鄉村文化傳承與變革的生動寫照。

晨霧下的湖北黃岡英山縣楊柳灣鎮新鋪街村，滬武高速與連綿的群山、錯落有致的村莊、光伏發電在此相映成景。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固土安民到服務興人的治理之變

在長江流域的鄉村治理史上，戶籍與土地制度將農民與土地綁定，通過戶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動，形成了“定籍定業”的封閉體系，確保賦稅征收和徭役征發，實現“固土安民”的靜態穩定。

秦漢時期，“編戶齊民”制度在全國推行，涵蓋長江流域。“編戶齊民”制度將全國人口編入戶籍，詳細登記姓名、年齡、田產等信息，形成了“定籍定業”的管理模式。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廬江郡（今安徽廬江一帶）登記戶籍達20.4萬戶、45.7萬人。《商君書》亦載“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這種制度如同一張巨大的網，農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不得隨意遷徙。

中國古代社會重視農業生產，并形成了安土重遷的習俗。圖為元代程棨繪《摹樓璹耕作圖》局部，原圖描繪了宋代南方水田耕作體系從播種前處理到收獲后倉儲的 21 個場景，現藏于弗瑞爾·賽克勒美術館。

宋代是長江流域鄉村治理體系成熟的關鍵時期，保甲制度在這一區域廣泛實施。《宋史·兵志》記載，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十家為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且“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達于天下”。保甲組織不僅承擔治安職能，還負責督促農業生產、征收賦稅。這種治理模式以土地為錨點，將農民的生產生活嚴格限制在特定區域，形成靜態社會結構。歐陽修于《豐樂亭記》中描述其在滁州所見所聞，其中“民老死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正是這種封閉狀態的真實寫照。

明代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更為嚴厲。明時期的農民被編入“黃冊”與“魚鱗圖冊”，前者記錄人口，后者登記田產，形成“田有定主，民有定籍”的靜態格局。《大明律·戶律》明確規定：“逃避差役凡民戶逃往鄰境州縣躲避差役者，杖一百，發還原籍當差”，農民若要離開家鄉，需向官府申請“路引”種模式下，長江流域的鄉村成為相對封閉的社群，農民如同土地的附屬品，雖在一定時期內維護了穩定，卻扼殺了人口流動的活力。

明代的《魚鱗圖冊》，安徽博物院藏。魚鱗圖冊又稱魚鱗冊、魚鱗圖等，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土地登記簿冊。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隨著時代的變遷，長江流域的鄉村治理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傳統束縛于土地的治理轉向以服務人為核心的現代治理。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制基礎上，提高生產力水平，疏通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為農村勞動力流動奠定制度基礎。進入21世紀，戶籍制度改革持續深化：2014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統籌推進戶籍與經濟社會領域改革，引導農業人口有序轉移。2024年6月28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規定，因升學、務工等遷出農村戶籍者，符合條件即可返鄉并享受宅基地申請、集體收益分配等同等待遇，既暢通了“返鄉通道”，又激活了城鄉人才資源雙向流動。

重慶市推行的“黨建統領鄉村‘院落微治理’”模式頗具代表性。其中，重慶巴南區圍繞這一模式創新實踐：在1855個農村網格基礎上，進一步細分院落、院壩微網格，同步設立黨小組，并由黨小組組長兼任“院落長”，通過整合駐村干部等力量，推動治理組織在基層扎根。工作中，巴南區聚焦環境整治、院規家訓等五大核心內容，采用“村黨組織引領+聯建單位支持+村民投工投勞”模式，建成185個“巴適小院”；同時，搭建議事平臺，推廣“清單制”“積分制”，并推動5000余名黨員“掛牌亮戶”，有效推動鄉村治理從“要群眾參與”轉向“群眾要參與”，最終實現“環境美、治理順、文化馨”的鄉村新風貌。

在重慶推進“院落微治理”的同時，各地也在同步探索鄉村治理與發展的多元路徑：長江三角洲地區依托特色農業、鄉村旅游與農村電商拓展多元就業渠道，同時完善農村合作醫療、養老保險、義務教育等公共服務體系，著力推動城鄉資源均衡配置。此外，枝江市進一步引導新鄉賢參與鄉村“共同締造”活動，組織新鄉賢開展矛盾糾紛調處、法治宣傳等志愿服務，參與人次近千，解決民生實事300余件，彰顯出“服務興人、多元共治”的治理新范式。

古代治理通過限制流動實現靜態穩定，而現代治理則在鼓勵流動中構建動態平衡。這種轉變并非否定傳統治理的歷史價值，而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對治理理念的創新發展。古代“編戶齊民”中的基層組織經驗，轉化為現代“網格化管理”的組織基礎；傳統“鄉約”中的自治理念，演變為當代“村民議事會”的民主實踐；舊時“勸農課桑”的重農傳統，升華為如今“產業振興”的發展戰略。

宗族禮法到現代鄉賢的關系之變

長江流域古代鄉村的人際網絡，長期以宗族制度為核心，形成“聚族而居，宗法相連”的封閉體系。宗族如同“隱形政權”，以祠堂為精神核心、族譜為傳承載體、族規為行為準則，構建起熟人社會網絡。

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區，是宗族制度高度發達且獨具特色的區域。其宗族組織以士紳化為顯著特征，通過商業資本積累與科舉入仕實現社會地位躍升。宗族祠堂不僅作為祭祀場所，更承擔族產管理與文化傳承的核心功能。以無錫榮氏家族為例，其宗祠設族長負責制定族規、調解糾紛、管理族產，家訓十二條中“族長當尊、宗族當睦”的訓條，凸顯了江南宗族重視倫理秩序與內部凝聚力的文化特質。

浙江省江山市清漾村毛氏祖祠 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古代宗族制度通過三重機制實現社會整合：一是祭祀制度，通過定期舉行的祭祖儀式強化血緣聯系。二是互助體系，如范仲淹在蘇州設立的“義莊”，通過族產收入救助貧困族人。據《范文正公義莊規矩》記載，義莊不僅“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為族人提供日常口糧，還針對婚喪大事給予資助，“嫁女者給錢三十貫，娶婦者給錢二十貫”，通過制度化的資源分配實現宗族內部的共濟互助。三是懲戒機制，族規對違反倫理者規定了從訓斥到驅逐等一系列處罰。這種“禮法合一”的治理方式，使得宗族成為國家治理的延伸手臂，形成“皇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的治理格局。

鄉賢是宗族制度與鄉土社會的重要支撐力量，他們通常是致仕官員、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或德才兼備的富裕人士，憑借其學識、聲望、財富和宗族背景，深度參與鄉村治理。明代大儒王守仁在南贛巡撫任上推行的《南贛鄉約》，是政府授權、鄉賢執行的典范。該鄉約通過建立由本地鄉賢擔任管理者的自治組織，制定共同規約，實現了“息訟罷爭”的治理目標。這些作為“四民之首”的鄉賢，既是宗族利益的維護者，也是國家意志在地方的傳達者和執行者，在“皇權”與“族權”之間扮演著至關重要的緩沖與中介角色。

清代《圣諭廣訓》，廣東省珠海博物館藏。官樣書籍經鄉紳與鄉規鄉約落地民間，是維系基層自治的重要紐帶。 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現代社會的深刻變革沖擊了傳統宗族制度，長江流域的鄉村關系紐帶正在從“血緣認同”轉向“價值認同”，宜昌市推行的“新鄉賢+”工程即體現了這一轉變。該市建立縣、鄉、村三級新鄉賢數據庫，常態化開展產業招商與人才引育，遠安縣已舉辦新鄉賢招商推介會27場，吸引20個鄉賢投資項目落地。與古代鄉賢相比，現代鄉村精英的社會定位發生了根本變化：從“道德楷模”轉向“發展引擎”，從“教化者”轉向“服務者”，從“宗族代表”轉向“社會賢達”。

各地推行的移風易俗運動，進一步加速了鄉村關系模式的轉型。浙江省嘉興市桐鄉市推出的婚喪宴請“瘦身菜單”，有效遏制了大操大辦的鋪張陋習，打破了傳統宗族借儀式斂財與炫耀實力的舊俗。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開展的“微家訓”活動，則將傳統家訓文化融入現代家風建設，實現了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些實踐表明，當代鄉村關系的維系不再依賴于剛性的禮法約束，而是建立在自愿、平等、協商的基礎之上，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公民社會形態正在鄉村逐步形成。

耕讀傳家到教育筑基的教育之變

古代鄉村以“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為核心價值，將農耕生產與文化學習結合，既強調“農為本業”，又重視“詩書教化”，形成獨特的家庭發展理想。南宋詩人陸游在《秋日郊居》中描繪了這種教育場景：“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詩中自注道：“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這種季節性的鄉村教育，反映了農業社會“忙時耕種，閑時讀書”的生活節奏。

古代鄉村以“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為核心價值，將農耕生產與文化學習結合。在耕讀理想的實踐中，私塾是主要載體。圖為明代仇英所畫的《臨宋人畫十五開冊》中的《村童鬧學》，描繪學童在私塾中玩鬧嬉戲的場景，現藏于上海博物館。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浙江荻港是崇文重教的典型，有“九里三閣老，十里兩尚書”的美譽。村內有章家三瑞堂、吳家禮耕堂等50多座堂屋。章、朱、吳三大家族是當地望族，朱熹曾孫朱潛曾攜子隱居于此，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的老師章鴻釗也出自荻港。荻港章氏家訓以“傳家二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儉與勤”等48字為核心，世世代代傳遞著重視文化學習與素質教育的理念。

在耕讀理想的實踐中，私塾是主要載體，并始終帶有鮮明的精英屬性。

明清時期，長江流域的私塾按其辦學主體和招生范圍，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族塾，由宗族出資創辦，如浙江荻港章氏的積川書塾，專為培養族中子弟而設；二是家塾，由富裕人家獨家延師設立，專教本家子女；三是鄉塾，由塾師自行開辦，面向鄉里招生，學生家庭需繳納學費，如重慶酉陽李溪鎮的鄉塾，便常見學生以米、油、煙葉等實物抵扣束脩。

私塾教育的社會功能局限于階層躍遷。對于大多數農家子弟而言，“耕讀傳家”只是遙不可及的理想，他們往往因貧困無法入學，或中途輟學務農。即便是入學的少數人，也只有極少數能通過科舉改變命運。這種教育模式形成了一種“精英篩選”機制：一方面，少數佼佼者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實現階層跨越；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人仍滯留鄉村，教育起到的是鄉村文化傳承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私塾教育不重視實用知識，算術、科技等內容完全缺失，無法滿足農業生產與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

現代長江流域的鄉村教育發生了革命性變革，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從科舉預備轉向素質培養，從家庭責任轉向政府義務。1951年，重慶酉陽等縣大力發展新式小學，每個村建立公辦初級小學，私塾自行瓦解消失。1986年《義務教育法》的實施，標志著鄉村教育進入法治化軌道，“普九”攻堅讓長江流域的鄉村學校面貌煥然一新。與古代私塾束脩不同，現代義務教育實行免費政策，政府不僅免除學雜費，還提供營養午餐、寄宿補助等多項資助。希望工程等公益項目則為貧困學生提供額外支持，僅在長江流域就援建了數千所希望小學，圓了無數農家子弟的上學夢。

與古代私塾服務科舉不同，現代農村公立教育強調“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增設了科學、信息技術等實用課程，培養適應現代社會的合格公民。圖為江西省吉安市泰和縣塘洲中心小學學生在田園中上音樂課。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當代鄉村教育的核心目標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實現教育公平。與古代私塾服務科舉不同，現代農村公立教育強調“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增設了科學、信息技術等實用課程，培養適應現代社會的合格公民。在湖北宜昌，許多鄉村學校積極將三峽地域文化融入教育實踐。江蘇南通的鄉村學校將勞動教育作為培養學生的重要途徑，形成了系統化的實踐模式。這些實踐表明，現代鄉村教育不再是個別家庭的“改變命運”之戰，而是國家戰略層面的“筑基工程”。

從“耕讀傳家”到“教育筑基”的轉變，體現了教育理念的根本革新。當長江流域的鄉村學校配備了多媒體教室、塑膠跑道，當鄉村教師享受著國家專項補貼，當農家子弟能通過專項計劃進入重點大學，教育真正成為了鄉村振興的基石。

勞動附屬到純粹快樂的娛樂之變

長江流域的傳統鄉村娛樂，大多源于農業勞動，服務于生產需求，具有鮮明的功能性特征。考古發現證實，巴渝舞源于巴師伐紂時的“執仗而舞”，這種舞蹈最初具有軍事訓練功能，后來才演變成宮廷樂舞與民間藝術。

在漫長的農業社會，娛樂活動始終與勞動生產緊密相連，形成了“寓勞于樂”的文化傳統。薅草鑼鼓便是典型代表，這種流行于川東地區的民間藝術，通過鑼鼓伴奏與領唱合唱，既能統一勞動節奏、提高工作效率，又能緩解疲勞、愉悅心情，將枯燥的農活轉化為集體創作。根據鄂西、川東等地的民俗史料記載，薅草鑼鼓的唱詞多為即興創作，內容涵蓋農事知識、歷史故事與民間傳說。領唱者被稱為“歌師傅”，不僅需要嗓音洪亮，更要精通農事，能根據勞動進度靈活調整唱詞與節奏，以達到指揮生產、鼓舞士氣的目的。

在生產力低下的年代，農民面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繁重勞動，需要通過娛樂活動釋放壓力、尋找慰藉。宋代陸游的《游山西村》中“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的描寫，既展現了鄉村娛樂的熱鬧場景，也暗示了其簡樸本質。傳統娛樂很少有專門的場地與設備，多是“借地表演”，沒有專業演員，都是“自娛自樂”，不求觀賞效果，重在參與過程。

傳統鄉村娛樂的功能性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勞動節奏，如薅草鑼鼓、插秧號子等；二是祈福禳災，如社戲多在春耕前或秋收后上演，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三是維系社群，如春節秧歌、端午龍舟等集體活動，強化了宗族認同與村落凝聚。這些娛樂形式都有固定的時間節點與表演程式，與農業生產周期高度同步。巴人賨族的集體舞蹈后來演變為踢踏舞、擺手舞等民間藝術，雖然娛樂性增強，但仍保留著集體協作的原始基因，反映了傳統娛樂與社群生活的密切聯系。

2025年10月18日，貴州“村超”足球超級聯賽在榕江縣主賽場啟幕，黔東南州丹寨縣啦啦隊入場。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當代長江流域的鄉村娛樂發生了本質變化，從勞動附屬品轉變為獨立的精神享受，從功能性活動升級為主體性表達。2023年火爆全網的貴州“村超”就體現了這種轉變。與傳統娛樂不同，“村超”沒有直接的生產關聯，不依附于任何勞動過程，純粹是為了滿足村民的精神需求。這次聯賽由群眾自發組織，參賽球隊20支，以參與榕江和美鄉村足球超級聯賽的車江八個村代表隊為基礎，邀請各鄉鎮街道以村或社區為單位組織參加。每場觀眾多達數萬人，其“超級星期六”大賽，成為當地群眾的歡樂海洋，展現了“為快樂而快樂”的純粹娛樂精神。

榕江的“足球熱”始于20世紀40年代，廣西大學內遷期間將足球運動傳入該縣。經過八十年的發展，足球從最初人們的好奇觀望變成全民熱愛，從校園運動擴展到鄉村賽事。20世紀90年代，村民在河邊廢棄的農田自制球場，用樹枝做球門，用石灰粉畫線。這種簡陋條件下的堅持，體現了鄉村娛樂從“苦中作樂”到“主動尋樂”的轉變。如今的“村超”，雖仍保留著接地氣的獎品設置，但專業程度已大幅提升，擁有注冊球隊35支、國家一級運動員20人、二級運動員147人，成為標準化與民間性完美結合的現代鄉村娛樂樣本。

傳承中創新，變革中延續

站在新時代的長江岸邊回望，從賨人的青銅文明到現代鄉村的振興圖景，長江流域的鄉村文化建設走過了一條從禁錮到解放、從依附到自主的演進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治理模式從“固土安民”的靜態控制轉向“服務興人”的動態發展，社群關系從“血緣認同”的宗族禮法走向“價值認同”的公民社會，教育體系從“耕讀傳家”的精英通道變為“教育筑基”的全民工程，娛樂方式從“勞動附屬”的功能活動升華為“純粹快樂”的精神享受。這些轉變共同構成了長江流域鄉村文化的現代化圖景。長江流域的鄉村文化傳承，不是簡單的復制保存，而是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古代保甲制度的控制邏輯雖已過時，但基層組織的治理智慧在重慶“院落微治理”中得到新生；宗族制度的血緣壁壘雖被打破，但鄉賢參與的優良傳統在咸豐“六聯并進”機制中煥發活力；私塾教育的科舉導向雖已改變，但“崇文重教”的價值理念在現代義務教育中延續傳承；勞動附屬的娛樂形式雖被超越，但集體參與的精神內核在貴州“村超”中發揚光大。

浙江省長興縣呂山鄉胥倉村，村民在網格員指導下猜燈謎防詐騙。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鄉村文化的現代化轉型，本質上是人的現代化。從巴人“男尚武、女善織”的固化分工，到現代農民的多元職業選擇；從“父母在，不遠游”的安土重遷，到“返鄉創業”的自由流動；從“學而優則仕”的單一追求，到“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從“苦中作樂”的被動適應，到“為快樂而快樂”的主動創造：長江流域的鄉村居民正在經歷從“傳統農民”到“現代公民”的深刻轉變。

長江依舊東流，文脈代代相傳。長江流域的鄉村文化始終在變與不變中向前發展。變的是形式與載體，不變的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變的是制度與技術，不變的是文化血脈的賡續。在這片充滿生機的土地上，鄉村文化建設的故事還在繼續，正如奔騰不息的長江，永遠向著未來，流淌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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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河流地理與水文化

責編：柳向陽 王旭輝

美編：劉彬躍

校對：段海英

審核：任 紅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