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萬歷十二年，江陵張家陷入了滅頂之災。
這一年，距離內閣首輔張居正病逝僅兩年。
然而，他不但沒有得到身后的尊榮，反而被削奪官秩、褫奪謚號，甚至連生前所獲的誥命也悉數收回。
圣旨傳到江陵后，當地官吏即刻派兵包圍了張府，封門查抄，禁止任何人出入。
張家上下數十口人被關在府中，糧水斷絕，等到大門開啟時，府中已餓死了十數人，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不堪受辱，自縊身亡，次子張嗣修流放。
昔日煊赫一時的張家，一夜之間淪為了階下囚。
此時，大明無人敢為張居正發聲。
兩年前，他病逝于任上，神宗皇帝親賜謚號“文忠”，輟朝數日以示哀悼，追贈上柱國，恩寵至極。
兩年后，朱翊鈞卻對自己的老師、為大明王朝積攢下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兩的功臣，施以最嚴苛的清算。
朝野上下，曾依附張居正的官員盡數罷黜，戚繼光、潘季馴削職調離，張居正生前所推行的考成法、一條鞭法，或被廢除、或被篡改。
十年萬歷新政，毀于一旦。
性格：鐵腕果決，獨斷專行
張居正自幼聰穎，十二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二十三歲登進士第，年少成名的經歷，讓他早早就看清了明朝官場的積弊。
嘉靖年間，嚴嵩專權，朝綱混亂，官風糜爛，張居正初入官場，就寫下《論時政疏》，直言朝政九大弊病。
隆慶六年，張居正接任內閣首輔時，大明正處于內憂外患的絕境。
歷經武宗、世宗、隆慶三朝六十九年的荒廢，朝政混亂，官風糜爛，國庫空虛，僅存六十萬兩銀子。
邊防廢弛，東南有倭患肆虐，北方有韃靼侵擾，京師安全岌岌可危；土地兼并嚴重，豪強大戶隱瞞土地、逃避賦稅，國家財稅大量流失，百姓負擔沉重，民變四起。
用張居正自己的話來說，此時的大明，已是“神運鬼輸，亦難為謀”。
此后，張居正從政治、經濟、軍事、民生各個方面，對大明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行了長達十年的萬歷新政。
面對皇上的圣旨離開了京城就沒人執行、大部分官員人浮于事的官場現狀，他以雷霆手段整頓吏治。
恢復京察制，將走過場的官員考察變為真刀真槍的考核，吏部和都察院聯合考察百官，侍郎以上官員由內閣直接考察，考察表只準列明實績，不準空談功績。
三個月內，京城兩萬六千名官員中，有三千多人被罷黜，且被要求一月之內返回原籍，不得滯留京城，斷絕糾集對抗的可能。
如此不留情面，讓官場風氣為之一振，卻也讓無數官員對他心生怨恨。
薊鎮邊防將領汪道坤對邊防情況語焉不詳時，他不顧兩人是同科進士的情面，直接將他罷官致仕。
皇親國戚抗拒子粒田征稅，他不惜和李太后的父親正面抗衡。
當面對清流官員的無端議論、阻撓改革，他說：“清流議論時事，批評頭頭是道，可干事可能一事無成。”
于是，張居正下令省議論、疏清流，禁絕官場空談。
由此，也締造了“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的萬歷中興，為明朝延續了數十年的國祚。
然而，在張居正的理念中，“效率”和“結果”是唯一的標準，為了實現改革目標，他不惜獨斷專行。
成為內閣首輔后，他大力強化內閣事權，讓內閣通過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各省撫按聽命于六部，將大權集于內閣。
考成法的推行，更是將官員的升降賞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月有考，歲有稽”，萬里之外的地方官，也需受內閣節制，真正實現了“朝下而夕奉行”。
然而，他的獨斷專行，也讓他偏離了封建王朝對“臣子”的定義。
在萬歷尚未親政的十年里，張居正以帝師和首輔的身份，總攬朝政，小到皇帝的日常起居，大到國家的軍政大事，皆由他決斷。
他對萬歷要求嚴苛，動輒訓斥，甚至在皇帝犯錯時，聯合李太后加以責罰，讓長大的朱翊鈞心生不滿。
在朝堂之上，他罷黜異己、任用親信，雖所任者多為能臣，卻也讓朝野上下形成“唯張居正馬首是瞻”的局面。
當然了，張居正的性格中，還有著務實的一面，為了推進改革，他可以做出必要的妥協。
為了爭取宦官的支持，他和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達成交易，甚至不惜容忍馮保的一些貪腐行為。
這種妥協，讓他得以排除宦官干政的阻力，順利推行改革，卻也為自己留下了“結黨營私”的話柄，成為日后被清算的罪證。
可以說，張居正的性格，是典型的治世權臣。
鐵腕果決，讓他能破除積弊、推行改革；獨斷專行，讓他能集中權力、高效施政；務實妥協，讓他能在復雜的環境中為改革爭取空間。
可在封建王朝下，這種性格注定和“功成身退”無緣，他的鐵腕得罪了官員，他的獨斷觸動了皇權，他的妥協留下了爭議。
樹敵：一朝改革，觸動天下豪強的既得利益
張居正的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全面革新，本質是對大明舊有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
他抑制豪強、整頓吏治、規范賦稅，每一項舉措，都觸及了不同群體的既得利益。
因此，在十年里，他幾乎得罪了大明所有的利益團體，從皇親國戚到宦官，從清流官員到地方豪強，皆視他為眼中釘、肉中刺。
張居正首先得罪的，是皇室宗親和皇親國戚。
在封建王朝，皇室宗親和皇親國戚是特權階層，他們擁有大量的子粒田，這些田地無需繳納賦稅。
張居正深知，要想推行賦稅改革，必先從皇室開刀，如果不把這個弄掉，其他利益集團體根本無法治理。
他親自找到李太后，曉以利害，說服他讓乾清宮的子粒田繳納賦稅，可卻觸動了皇親國戚的利益。
他們紛紛聯合起來，抗拒征稅，甚至慫恿李太后的父親出面反對，和張居正正面抗衡。
雖然，張居正以強硬的手段推動了改革，卻也和皇親國戚結下了深仇大恨，這些人時刻等待著機會，想要報復張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