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陶鑄要求在政治局會議上作檢討，毛主席：夠了，已經夠多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夜色深沉。釣魚臺五號樓里，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還在繼續，參會者神情凝重，廳堂里唯有鉛筆劃過紙面的細響。

輪到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發言時，他掀起衣襟，起身懇請再次作自我批評。話音未落，毛澤東放下茶杯，笑著擋住：“陶鑄呀，你是不是又要檢討？你檢討得已經夠多了，不必再說。”會場氣氛微微一松，眾人不自覺地舒了口氣。

這已是陶鑄第三次在會上提出“還要補充檢討”。別人猶豫，他卻主動亮劍，原因只有一個——廣東在“大躍進”中虛報產量，導致農民斷糧，而他負有首責。外人不解，他為何如此執拗；毛澤東卻清楚，這份執拗是陶鑄身上那股“牛勁”作祟，也是幾十年風雨里淬煉出的擔當。

時針撥回到一九三二年。閩西山城漳州剛被紅一軍團攻克，二十八歲的陶鑄奉命前來求援。“我們要槍，你們有困難；可我們沒槍，又怎給閩東撐腰？”他站在作戰地圖前，語氣里帶著不滿。聶榮臻解釋槍械不足，他仍堅持要兩個連的裝備。周圍人都覺他唐突，毛澤東卻瞇著眼拍拍桌子：“是頭牛，有沖勁，留著有用。”

這股勁頭，后來撐過無數險境。抗日戰爭爆發后，陶鑄在沔陽、應城一帶辦三期干部訓練班，幾十支槍、幾十號人，硬是闖出鄂中游擊根據地。日軍飛機投彈，他握著望遠鏡判斷炮火落點；國民黨軍合圍，他提著駁殼槍在塹壕里指揮突圍。短短一年，隊伍擴編到兩千余人。蔣介石氣得直跺腳，卻奈何不了這支“打不爛、拖不垮的小分隊”。

建國前夕的廣西更是險惡。解放軍奉“寬大為懷”政策，一些偽軍放下槍又上山為匪，十五萬余人結伙劫掠。毛澤東電令：“半年內肅清。”陶鑄只帶一個班警衛從武漢趕赴南寧，進山、訪寨、連夜商討剿匪方案。先打硬仗，再輔以政策攻心；不到六個月，廣西匪患基本肅清。任務完成那天，他的行李還沒補全，只得背著行軍毯趕往下一站——廣東。

廣東的難處在糧食。昔日華南魚米之鄉，解放前卻連年靠外省接濟。陶鑄明白，吃飯問題若解決不了，工業指標就是空中樓閣。于是，他把干部一半按縣域打散下鄉，自己也穿著草鞋奔走田間。不到兩年，他的足跡踏遍一百零五個市縣，留下的只有一口鄉音：“多下地，才能心里有數。”

風向在一九五八年急轉。全國競報“萬斤畝”；廣東實事求是，數字明顯靠后。各地電話一個接一個打來，指標層層加碼。陶鑄頂了幾回，終究抵不住壓力，也簽下了“翻幾番”的文件。隨之而來的密植、浮夸，讓兩年后糧食大幅減產。饑荒出現時，他幾乎夜不能寐。

一九六○年冬，陶鑄親赴東莞。剛下田便彎腰拿起鋤頭，招呼社員：“一起試試畝產萬斤的底兒。”泥土翻開，瘦弱禾苗搖搖欲墜。飯點兒，他刻意同社員擠在簡易飯棚里，看到一大盆稀粥中米粒稀少，臉色頓時變了。一個老農低聲說：“書記，我們真沒糧食了。”這句實話像錘子，砸得他心口生疼。

返程途中，他起草長篇報告，連夜拍專電至中南局，又直呈中央，詳細列出廣東糧食嚴重減產、農民斷炊、統計失真等十三條問題，并建議立即停止“沖高產”，恢復多種經營。周恩來當天批示：“印發各地參閱。”自此，“講真話”在各省陸續展開。

也正因這份報告，陶鑄在一九六二年擴大會上第一個站起來自我批評。他認賬、不推諉，條分縷析。毛澤東肯定其態度，同時提醒：“過猶不及，差不多行了。”這句“夠了，已經夠多了”，既是寬慰，也是一種期許。

會后，廣東摘掉了“高指標”的緊箍咒，調整種植結構，實行包產到隊，推廣深耕和良種。到一九六五年，全省糧食總產突破兩百億斤，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多，還能每年向兄弟省份調出十億斤大米。曾經外出謀生的閩粵客，終于能在家門口填飽肚子。

從漳州前線索槍，到釣魚臺連番檢討，陶鑄的脾氣始終如一，倔強卻不蠻橫，敢作也敢當。六十年來，檔案里那句評語仍被屢屢引用：“黨內需要這樣一頭牛。”它寫在紙上，也刻在一段波瀾壯闊的年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