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復查瞿秋白案，《多余的話》引起廣泛的爭論，到底是什么原因

1979年2月1日傍晚，北京西單舊樓的燈光比往常更亮，中紀委研究室的窗戶透出一片微黃。陸定一剛把署名信發出，信封還帶著油墨的味道，復查瞿秋白案的序幕就這樣被拉開。走廊里寒風直灌，文件袋撞擊門框，聲聲作響，誰都知道一份沉甸甸的歷史懸案要被重新翻檢。

那封信為何來得如此急切？因為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遞上求助，也因為學術界一篇題為《重評〈多余的話〉》的文章攪動風云。文章作者陳鐵建沒料到，自己幾千字的分析竟令電話不斷響起，有人勸他“慎重”，有人劈頭蓋臉批駁，更有人暗中遞來資料。片刻之間，《多余的話》從出版界的冷門手跡搖身一變成為公眾議題。

追溯爭議的源頭，要回到1963年。那一年，《評李秀成自述》刊行，社會輿論忽然刮起“晚節不保”之風。李秀成和瞿秋白，這兩個原本不在同一時代、不同陣營的人物，被硬生生放在了同一張牌桌。有人抬出國民黨《社會新聞》1935年的舊報樣，指著鉛印說：“看，這就是瞿秋白自首的證據。”疑云自此彌漫。

真正讓人搖擺的，并非那篇文章本身，而是它的傳遞渠道。瞿秋白逝于1935年6月18日，槍聲響起之前，他只提了一個要求——把獄中稿件帶出去刊行。結果，《多余的話》最先竟出現在國民黨中統主辦的報紙上。試想一下，在那樣的敵我對峙年代，地下黨連一封口信都要分多條線轉移，一篇萬余字長文卻能堂而皇之付梓，這確實令人犯嘀咕。

渠道存疑，內容也刺眼。方志敏在獄中寫《可愛的中國》，字字激昂；瞿秋白卻自稱“書生政客”，字里行間多是感傷和自剖。某些干部看完稿子直搖頭，覺得“不夠硬氣”“與烈士形象不符”。1960年代政治空氣愈發緊繃，批判口號一天一個花樣，《多余的話》被貼上“消極悲觀”的標簽，很快又加了一頂更重的帽子：叛徒。

楊之華不服。她反復聲明：“若是真跡，國民黨早就當寶貝示眾，不會拖到今天。”丈夫的存稿在她記憶里另有脈絡。丁玲卻持相反意見，她在延安見過影印本，認定字跡就是瞿秋白的。兩位女性的回憶針鋒相對，平添幾分撲朔迷離。

1954年至1964年間，公安部十三局其實做過系統調查。卷宗厚實，照片、口供、現場圖樣一應俱全，結論很干脆：瞿秋白被捕后沒有出賣組織。但那十年工作成果，被后來的政治浪潮淹沒。1972年，正式文件給出了“自首叛變”的定性，許多干部無奈接受，有人偷偷把早年資料鎖進抽屜。

1979年春天局面突變。中紀委第八組掛牌，成員名單外界嚴格保密，卻照舊被坊間打聽得七七八八。有人夜半登門，塞進一只信封，里面是當年福建長汀駐軍的原始哨兵記錄；還有人遞上照片，對比字跡。陳鐵建點燃一支香煙，小聲嘀咕：“材料不拿出來，怎么說服大家？”孫克悠壓低聲音回：“放心，總會有水落石出的那天。”寥寥兩句對話，透露的卻是復查組頂著的壓力。

一個半月后，調查小組南下長汀。宋希濂留下的幾頁回憶，依舊藏在地方檔案館。墨跡已斑駁，落款時間與瞿秋白槍決日期吻合。更關鍵的是，瞿秋白寫稿時使用的帶藍色纖維的“西湖紙”在當地并不常見，卻與遺稿原紙質地一致。紙張、墨水、筆跡多重鑒定，讓“偽造”論的支撐點迅速崩塌。

緊接著，調查組找到獄中另一位看守的子女。老人當年押送過手稿，臨終前留下一句托付：“這是個讀書人寫的，不是賣命求活的”。只言片語，不足以作判定，卻像另一塊拼圖補上空缺。到此時，檔案材料與實物證據、口述史料已經對上號，所謂“自首”缺乏任何實證。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文件，四句判斷擲地有聲：一未出賣同志，二未攻擊馬克思主義，三未吹捧國民黨，四未乞求不死。《多余的話》不再被當作“投降書”，而是一篇帶有自省意味的獄中文稿。過去多年懸而未決的疑點，一下子化解大半。

1982年9月，中紀委向十二大作工作報告，再次確認瞿秋白“堅持不屈不撓的斗爭，遭敵人殺害”。會場內外，無人再提“叛徒”二字。至此，瞿秋白的名譽完全恢復，《多余的話》也終獲正名。

爭論為何持續如此之久？一是傳播路徑反常，敵營報紙先登令人生疑；二是文本基調低沉，與烈士固有形象反差明顯；三是特殊年代政治話語偏激，把復雜的個人情感讀成“投降聲明”；四是關鍵原始材料長期塵封，致使謠言有可乘之機。這幾個因素疊加，哪怕幾十年過去，仍能掀起波瀾。

回看檔案紙頁上的墨跡，高光與陰影并存。英雄并非鐵板一塊，他也有失意、自嘲，甚至絕望。但說到底，瞿秋白在槍口前沒有低頭，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至于《多余的話》，它記錄了一位革命者復雜而真實的內心世界，也見證了歷史判斷如何受到時代氛圍左右。爭議由此而來，又終于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