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登奎晚年評價：毛主席在處理國家主權領土問題上，一筆賬都不欠

對貴州的關心，緣起于半個世紀前。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從絕境中找到新出路，毛澤東的戰略主動權自此奠定。 紀登奎雖然那時尚在陜北，但他深知會議分量。 建國后，毛主席親筆為遵義會議舊址題寫館名；1976年又親題“貴州大學”四字。 這些年頭過去，外界偶爾忽略這一段歷史，他便會替老人家“補課”。 在貴州看到畫冊里只登周總理而缺毛主席照片，他當即皺眉，嘟囔“毛主席去哪兒了”。 語氣不重，卻沒人敢接茬。

晚年里他接待學生、記者，總繞不開一個主題：毛澤東處理主權與領土問題的剛性原則。 他說話慢條斯理，偶爾夾帶豫東口音，關鍵處又鏗鏘有力：“同美國、蘇聯打交道，主席一分錢情面不賣。”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毛主席在會客室叫人搬來一把藤椅，笑著對這位美國總統特使說：“你們跑得夠快，可還是讓我們等急了。” 基辛格后來回憶，那短短一句就道破主動權所在。 紀登奎每次講到此處，都重現毛主席的口吻，邊說邊揮手，“那神情，仿佛老人家又坐在對面”。

1950年冬，紀登奎與毛主席首次在開往武漢的列車上見面。 霧氣彌漫的車窗映出兩人身影，他匯報河南冬修水利的難題。 毛主席連問三句“能不能把河水攔住”，紀登奎連答三聲“能”。 這段問答，他回憶時仍覺驚心動魄，“主席要的不只是方案，更是決心”。 次年春汛，淮河再次告急，河南民工硬是把土石壩筑到月牙般彎曲的河道里。 毛主席批示：“紀登奎的辦法可行。” 線路圖旁留下一行字：治淮要算長遠賬。 這讓紀登奎明白，領土也罷，河山也罷，治國必須算大賬。

自1953年起，他在信陽、開封、濮陽三地輾轉任職，調動頻繁卻步步高升。 周邊人以為他官運亨通，他卻清楚每一次升遷背后都有毛主席對地方工作的督察。 比如1963年7月，他因“贊助貧農辦社”經驗被點名表揚，三個月后即被增補為省委常委。 他常掛在嘴邊一句話：“主席心里裝的是十三億畝耕地，這才把我提上來。”

1969年5月，九屆一中全會后不久，他奉調進京負責組織口，四個月里光是夜里同毛主席談話就有三次。 有一次凌晨兩點半，毛主席忽問：“如果邊境真打起來，北京軍區能頂得住嗎？” 他如實回答：“我外行，得請行家。” 毛主席點頭：“知不足，難得。” 第二天，他便把粟裕請來。 粟裕帶著參謀沿北疆跑了五千多公里，拿出防御預案十三冊。 紀登奎說：“那幾個月我像學生一樣追著名將跑。” 此后他在軍內呆了七八年，自認“頂多算掛名政委”，但關鍵節點沒出紕漏。

1974年，中美建交仍在博弈。 有一次外事簡報會上，他談及石油禁運、臺灣席位、東京會談等材料，收尾一句：“在領土問題上，主席從不掛賬。” 會議室陷入短暫沉默，幾位年輕外交官交換眼神，似被提醒又似被叮囑。 這一幕多年后被記錄在檔案里，可見他對毛澤東外交遺訓的堅守。

不可諱言，紀登奎對軍務并不擅長。 1975年蘇軍在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北京軍區壓力陡增。 他常對幕僚說：“戰略上要藐視，戰術上不能糊弄。” 深夜燈火下，他與軍科院專家推敲火箭炮數據；天亮后又跑到昌平靶場踩泥。 他自謔“門外漢”，卻硬撐著把一堆圖表背得滾瓜爛熟。 多年后，北京軍區老參謀感慨：“紀老賞識專業，自己不強行指揮，這一點贏了人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沒多久，他便向中央請辭北京軍區第一政委。 當面告訴鄧小平：“軍隊需要懂行的人，我夠不上，別耽誤大事。” 鄧公勸留，他擺手：“調我干啥干啥，我是服從組織，但也知道什么擔子自己壓不住。” 這一請辭至今仍被視作“知人自省”的案例。

1988年3月13日，病榻上的紀登奎接到外地來信，信封印著一枚赤色印章，上書“遵義”。 他費力撐起身子，把信貼在床頭。 護士問緣由，他微笑道：“這是算舊賬的地方，毛主席留下的賬早結清了。” 三個月后，他悄然離世，未留下太多遺言，唯獨那句話成了聽者的集體記憶——主權問題，一筆賬都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