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演習中的對手想象

文︱劉瀾昌

在內華達沙漠上空2.2萬英尺處，戰機交錯而過，雷達屏幕上光點閃爍。英國《每日電訊報》用一種接近小說的筆法開篇，說那是一場“與中國的戰爭演習”。敘述中的指向并不隱晦：在擁有51年歷史的“紅旗”演習中，假想敵首次被賦予第五代戰斗機的輪廓，影子落在殲-20與殲-35身上。

“紅旗”創立于1975年，冷戰余溫尚在。半個多世紀的演變，使它成為美國空軍乃至盟國空軍最具象征意義的對抗平臺。今年在內華達州奈里斯空軍基地舉行的演習，集結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空中力量，百余架戰機、約3000名軍事人員參與其間。美國海軍陸戰隊的F-35B“閃電”、英國“臺風”戰斗機與“航海家”加油機出現在同一片空域，藍軍與紅軍在規則內彼此試探。

報道的焦點不在規模，而在角色設置。紅隊首次編入改裝后的F-35B，用以模擬殲-35的戰術動作。假想敵不再是過去的低強度目標，而是被定義為“擁有高技術能力”的對手。飛行員訓練目標從模擬打擊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武裝分子，轉向應對第五代戰機的隱身與信息化能力。演習敘事由此發生轉折。

選擇誰作為假想敵，從來不是偶然。軍事問題專家宋忠平的判斷直截了當：在“紅旗”演習中，美國向來選擇世界最強國家為對手。公開報道顯示，殲-20、殲-35具備全天候作戰能力。能夠同時列裝兩種隱身戰機的國家，只有美國和中國。對手的形象由能力決定，也由戰略判斷塑造。假想敵的升級，是對現實軍力格局的回應。

演習報道中的細節安排，同樣值得留意。藍方戰斗機護航“航海家”加油機，擊落一架疑似第五代F-35B“敵機”。勝利場景被刻畫得具體而生動。演習之后還將舉行規模更大的“竹鷹”演習，地點在太平洋東部。敘事的延伸，使訓練與地理空間發生關聯，強化了戰略方向的暗示。

“紅旗”之所以被反復關注，不僅因為戰機型號的更迭，還在于它被賦予的象征意義。它既是飛行員磨礪技術的舞臺，也是戰略想象的展示窗口。紅藍對抗的輸贏判定，在技術評估之外，還承載政治語境。宋忠平指出，某些時候輸贏存在主觀因素，背后有政治需求。若要凸顯對手強大，營造威脅敘事，對手方贏得勝利也并非不可。

歷史上，印度曾參加“紅旗”軍演，其蘇-30戰機在演習中多次擊敗美國F-15戰機。關于是否存在“放水”的討論，在當時就已出現。外界揣測美方意在試探印度蘇-30的戰術與性能。這段往事提醒人們，演習既是技術交流，也是信息收集。勝負記錄不等同于實戰結果，卻能成為觀察對手的窗口。

報道強調藍方的勝利細節，與紅隊模擬第五代戰機的設定相互呼應。藍方擊落“敵機”的場景，既展示能力，也維持心理優勢。紅隊的角色被設定為強勁對手，藍隊的表現因此獲得更高含金量。演習敘事在這種結構中自洽。

第五代戰機的出現，使空戰邏輯發生變化。隱身、信息化、數據鏈整合，使單機性能不再孤立存在。宋忠平提到，實際戰場中僅聚焦單機性能的比拼并無意義，決定勝負的是體系作戰能力。紅旗演習的復雜編組與跨軍種協同，正是圍繞這一邏輯展開。F-35B被編入紅隊并進行改裝，既是戰術模擬，也是體系對抗的預演。

奈里斯空軍基地的天空，成為技術與戰略的交匯點。藍軍與紅軍分隊對抗，飛行員適應潛在對手戰術，地面指揮系統實時整合數據。演習并非單純的飛行表演，而是對作戰流程的演練。假想敵的能力設定越接近現實，訓練價值越高。

報道開篇的渲染語氣，為讀者構建緊張氛圍。媒體敘事往往強化沖突感，以吸引關注。軍事演習本身具有象征張力，媒體表達則放大這種張力。將演習與具體國家掛鉤，使抽象訓練獲得明確指向。對公眾而言，這種指向增強理解；對戰略觀察者而言，它是信號。

51年的“紅旗”，見證了對手形象的更迭。冷戰時期的蘇聯，反恐時期的低強度目標，如今的高技術對手，演習的假想對象隨著國際格局變化而調整。假想敵的升級，也是一種自我校準。訓練對象越強，演習標準越高。

在奈里斯的跑道上，戰機起降的轟鳴掩蓋了敘事中的爭論。紅藍對抗的成績單如何解讀，各方自有立場。可以確認的是，演習的焦點已轉向高端對抗。第五代戰機被放入紅隊，意味著對未來空戰形態的預設。

當媒體在沙漠上空描繪“與中國的戰爭演習”時，實際發生的是一場規則內的訓練。對手的名字出現在報道中，是能力對比的結果，也是戰略環境的反映。紅旗演習的天空，既承載飛行員的技術挑戰，也映射大國之間的安全想象。戰機在2.2萬英尺處盤旋，地面的世界繼續運轉。演習會結束，敘事會更新，對手的形象卻會在新的周期中被重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