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張瀟予：莫迪一邊“去殖民化”，一邊死磕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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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瀟予

編輯|余佳軒

審核 |朱依林 單敏敏

2025年11月8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學生及民眾在帝國理工學院2025年開放日參觀校園。圖源：“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

2025年11月，印度總理莫迪在第六屆拉姆納特·戈恩卡講座上呼吁，要將印度從麥考萊強加給印度人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他明晰了未來十年路線圖，計劃于2035年即麥考萊《英語教育法案》提出200周年之前，扭轉“奴役印度的教育體系”，清除殖民遺毒。該法案將英語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將西方文化和科學置于印度傳統學習之上。莫迪認為，麥考萊的理念讓印度人付出了沉重代價，對殖民遺產的持續尊崇使印度深陷自卑的過去，阻礙了這個國家的身份和文化認同發展。

一、印度殖民歷史中的關鍵轉折

1835年，印度總督參事會第一任法律委員麥考萊提出的《英語教育法案》標志著英國殖民政策出現重大轉型，體現了其從“東方主義”方針向“英國主義”霸權的過渡。在此之前，英國東印度公司圍繞1813年《特許狀法案》規定的教育經費分配問題長期存在爭議。“東方主義”派主張保護并弘揚傳統的梵語與阿拉伯語學術體系，以維持殖民地社會秩序與穩定；而日益壯大的“英帝國主義”派則倡導推行以英語和西方知識為核心的教育模式。1835年，麥考萊發表《論教育》，為全面改革印度教育體系提供了系統的理論依據與意識形態支撐，從而打破政策僵局。

麥考萊關于教育的論調體現出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以及對印度本土知識傳統的明顯輕視。他斷言西方文學與科學在本質上優于印度及阿拉伯學術體系的整體成就。其理論核心為“向下過濾理論”，主張教育應集中于印度社會的上層精英階層，使其成為文化傳播與行政管理的中介力量。這一群體被設想為“雖具印度血統與膚色，但在品味、觀念、道德和智力層面皆具英國人特質”。通過將英語確立為優先教學語言，麥考萊旨在培養一個認同英國價值觀并效忠于殖民統治的官僚階層，從而有效推動英國的政治治理與商業利益。

隨后，在印度總督威廉·本廷克勛爵主導下，《英語教育法案》的頒布使上述提議得以制度化，正式將國家資助從傳統教育機構轉向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西方科學與人文學科教育。該法案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留下了雙重遺產：一方面，它推動了啟蒙思想與現代科學理念向南亞次大陸的傳播，為日后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與發展提供理論參考；另一方面，它也確立了一種基于語言的社會等級結構，導致本土語言被系統性邊緣化，并在受英語教育的精英階層與廣大民眾之間形成持久的社會隔閡。因此，1835年的教育改革被視為印度殖民歷史中的關鍵轉折。

二、莫迪推動認知層面去殖民化

此次莫迪關于“清除殖民思想”的呼吁是對他提出的“甘露時代”愿景的再一次回應。2022年，莫迪在印度獨立75周年之際，將2022年至2047年這段時期命名為“甘露時代”，目標是要在2047年獨立百年之際使印度成為全球發達國家。莫迪對建成“甘露時代”共有五項承諾：建設“發達印度”（Viksit Bharat）、根除殖民思想、傳承本土文化遺產、加強團結、提升責任感。

為重建印度身份認同，莫迪采取多項改造殖民化文化符號的行動，包括重新命名地標、提升印度民族英雄地位等。例如，2022年9月，莫迪將象征殖民遺產的新德里印度門前的國王大道（Rajpath）改名為“責任大道”（Kartavya Path），稱此舉是為強調公共服務的理念而非殖民者特權。再如，將安達曼—尼科巴群島首府布萊爾港更名為室利維賈亞普拉姆（Sri Vijaya Puram），并以印度最高軍事榮譽勛章獲得者的名字命名其21座島嶼。

在教育領域，莫迪政府致力于通過系統性教育改革推動認知層面的去殖民化。2020年頒布的“國家教育政策”（NEP）被視為實現“認知去殖民化”的綱領性文件，旨在擺脫以歐洲為中心的知識范式，重建印本土思想自主性。該政策的核心舉措之一是將印本土語言確立為基礎教育階段的主要教學媒介，從而打破19世紀由麥考萊所確立的語言等級結構。同時，印度教育部著力推廣“印度知識體系”（IKS），該體系以吠陀經和考底利耶《政事論》等印度古代經典為理論基礎，內容涵蓋阿育吠陀、瑜伽、哲學、科學、藝術、數學、語言學等實踐領域，旨在彰顯本土認知方式與知識傳統的合法性。這一結構性變革標志著教育模式從殖民時期服務于行政管理需求的“工廠式”人才培養，轉向融合“師徒制”（Gurukul）教育理念的多學科、整體性發展路徑。

二、英語在印度何去何從

英語雖源于殖民歷史，但已成為印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在宏觀層面，英語是信息技術與業務流程管理兩大產業的基石，這兩個行業合計貢獻了印度約8%～9%的國內生產總值。英語為印度與西方市場之間的高效溝通提供了語言基礎，使其在全球外包市場中占據超過一半的份額，并推動印度成為“世界辦公室”。作為一種關鍵語言基礎設施，熟練掌握英語的勞動力群體有效降低了印度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交易成本，顯著提升了印度作為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的競爭力。

從微觀經濟視角來看，英語能力成為決定個人收入水平和社會流動性的關鍵因素。研究表明，印度勞動者的英語熟練度與其所獲“工資溢價”呈顯著正相關，即在具備相似技術資質的情況下，英語流利者通常能夠獲得明顯高于非流利者的薪酬。這一現實促使英語從一種教學媒介轉變為具有戰略意義的經濟資產。在印度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中，英語被視為一項必要技能，直接影響個體能否順利融入正規經濟體系并實現職業發展。因此，推動英語教育的普及化，即將其從少數精英階層的專屬資源轉化為大眾可及的基礎能力，對于提升印度二三線城市青年的就業競爭力至關重要，也是促進印度國家釋放“人口紅利”、實現向“發達印度”轉型目標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總而言之，盡管當前印度的去殖民化實踐強調恢復本土語言的尊嚴，但這并不意味著應摒棄英語本身。相反，真正需要革除的是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低效官僚體制與僵化的社會等級結構。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英語已在印度實現本土化，衍生出如“印式英語”（Hinglish）等融合性語言形態，深度嵌入多元文化社會。如今，英語已內化為印度服務于全球外交、技術創新和現代服務業增長的實用工具，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在邁向“發達印度”進程中，英語或將是建設一個面向未來、深度融入全球化且自立自強的印度的關鍵支撐力量。

作者簡介：張瀟予，中國傳媒大學區域國別傳播研究院南亞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本文轉載自“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2026年2月12日文章，原標題為《張瀟予：印度“甘露時代”的去殖民化實踐與英語地位之辯》

編輯：余佳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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