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鄧小平說：毛主席的錯誤，要毫不含糊地批評，但要實事求是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后，對“運動”和毛澤東的評價成為了一個敏感問題，鄧小平認為此時時機還不成熟，這個問題暫時不要碰。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針對與會同志開始反思“運動”慘痛教訓的情況，鄧小平在內部打招呼會上說：“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對‘運動’問題，現在也要回避。”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正式表態：“運動”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作。

但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黨內外要求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運動”的呼聲越來越高。1979年春，社會上出現了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鄧小平對此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反對態度，3月30日，他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其中第四項原則就是“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1979年10月，中央決定像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做一個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起草從一開始就遇到了最大的難題：毛澤東功績是第一位的，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的；錯誤是毛澤東一個人犯的，還是別人也有份；毛澤東犯錯誤的原因是個人品質問題，還是無產階級偉大革命家犯的錯誤；怎樣堅持毛澤東思想？

1980年2月29日，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關于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這表明黨決心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但也使部分群眾思想陷入混亂，有人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人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

種種情況表明，加快歷史決議起草進程刻不容緩。3月19日，鄧小平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了自己對起草小組起草的《（決議）提綱（草稿）》的意見，他認為這個提綱平鋪直敘，主題不夠鮮明，然后重點談了3條基本原則：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和胡耀邦

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4月1日，鄧小平在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回應了關于“毛澤東的錯誤別人有沒有份”的敏感問題，他說：“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

此后起草小組對提綱進行了修改，并抓緊寫出了一份決議草稿，鄧小平看后仍覺得不行，要求推倒重來。6月27日，他找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人談話，強調決議要正面說清楚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方面的貢獻，要把這些內容充分地表達出來。

鄧小平（右二）和胡喬木（左一）

7月3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胡喬木提出一個解決難題的方法：把毛澤東晚年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加以對照；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加以批判。這樣一區分，為起草工作打開局面找到了一把鑰匙。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起草小組又重寫了決議稿，印出了一個約6萬字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

這年10月，中央政治局決定組織全黨4000名高級干部討論決議稿，并印制了《供黨內高級干部討論稿》。與會人員討論的熱點和焦點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許多好的意見，但是也有一些片面以至極端貶低或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

鄧小平看了有關討論意見的簡報，首先肯定了大家“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同時，對于一些偏激的意見，特別是對毛澤東的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鄧小平認為必須予以澄清。

10月25日，鄧小平找胡喬木、鄧力群談話，堅定地表示：

對于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于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此外，根據討論中絕大多數人的意見，經鄧小平拍板、胡喬木親自執筆，補充了粉碎“四人幫”后4年的基本總結，強調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和黨的正確政策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恢復和發展，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召開，《歷史決議》草案在會上獲得一致通過。6月29日，鄧小平在大會閉幕式上講話說：“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