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山西地界上,有一場談判辦得挺“邪門”。
談判這頭是八路軍一一五師陳士榘支隊,那頭是一支想帶著家當入伙的晉軍營級隊伍。
咱們都知道,那個年頭拉起隊伍不容易。
你要是手底下有五百多號弟兄,幾百桿槍,去投奔誰,那都得是座上賓。
接收的那一方,怎么也得封個官,許個愿,最次也得讓你原職留任不是?
可偏偏陳士榘支隊不按套路出牌。
派來的聯絡參謀叫梁乃強,帶回來的話硬邦邦的,聽著就讓人牙疼,核心意思就一條:
想入伙沒問題,但所有人必須官降一級。
你是營長就得干副營長,副營長去當連長,連長直接去排里蹲著。
這筆買賣,要是擱在任何一個舊軍閥身上,那是要把桌子掀了的。
這哪是來收編,分明是讓人家把臉往地上蹭,順帶還得把隊伍吞了。
為啥?
因為他是個明白人,看懂了這支隊伍骨子里的成色。
這事兒起頭也是巧。
那時隊伍正休整呢,陳士榘的隊伍打旁邊過。
這位父親眼神毒辣,一眼就瞧出門道來了——別看這幫人穿得五花八門,甚至有點破爛,可那股子精氣神,絕對是八路軍、共產黨的底子。
他當場拍板,做個了個膽大包天的決定:全營拔寨,悄悄跟上去。
這一跟就是三天三夜。
到了平漢路邊上,陳士榘那邊的人實在忍不住了,梁乃強參謀過來盤道:你們這幫晉軍,像個尾巴似的甩不掉,到底想干啥?
這會兒,父親才把心里的底牌亮出來:我是黨員,這是決死2縱隊的兵,我們要歸隊。
順嘴還報出了事變前黨組織留下的接頭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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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延安那邊一對賬,身份沒跑了。
既然是一家人,那就別藏著掖著,打開天窗說亮話。
梁乃強帶回來陳支隊首長的三點意見,也就是那份所謂的“不平等條約”:
頭一條,歡迎得很;
第二條,部隊得往山東去建根據地,離山西老家十萬八千里,誰去誰留,全憑自愿,不許強按牛頭喝水;
第三條,就是那個出名的“降級使用”規矩。
看著這些條件,父親心里其實有本明白賬。
他這一路跟過來,眼睛可沒閑著。
進了陳支隊的地盤他才發現,這支隊伍從團長到喂馬的、燒飯的,幾乎清一色都是“南蠻子”。
這幫“南蠻子”是啥來頭?
那是爬過大雪山、趟過爛草地的老紅軍。
在這幫人堆里,所謂的“降級”,說白了就是“對標”。
你那個營長的水平,放到經過長征火爐里煉過的紅軍隊伍里,撐死也就夠當個副手。
這不丟人,這是實事求是。
父親點了頭。
他把這三條杠杠,一字不差地傳給全營弟兄。
接下來的事兒,就顯出他對部隊那種絕對的掌控力了:
全營552個腦袋,只有兩個兵說離家太遠,不想去山東。
父親也沒廢話,一人發了5塊現大洋,打發回家。
剩下550條漢子,連人帶槍,整整齊齊編進了八路軍一一五師陳士榘支隊二團。
這550人的加入,讓二團的腰桿子瞬間硬了一倍。
日子往后推,證明這個“降級”的寶押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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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干的是三營副營長。
瞅瞅他的搭檔都是些什么狠人:
營長賀健,后來的吉林省軍區司令;教導員李覺,后來二機部的副部長;副教導員穆欣,后來光明日報的社長。
再往下扒拉,你會發現這支隊伍里簡直是臥虎藏龍,含金量高得嚇死人。
1939年12月,隊伍開到了魯西南,跟決死二縱隊的一個團合在了一起。
在連級干部堆里,父親撞見個才18歲的娃娃連長,叫吳忠。
這娃娃別看年紀小,打起仗來簡直不要命。
父親后來回憶說,吳忠沖鋒的時候經常光著膀子,那是真不怕死,跟瘋了一樣。
這個吳忠,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1955年授銜時最年輕的開國少將之一。
你想想,在這么一群神仙打架的隊伍里,你要是還想擺譜、爭個級別高低,那才是真不知天高地厚,讓人笑掉大牙。
不過,想融進這樣的王牌部隊,那是得交“投名狀”的。
這投名狀,通常就是血。
1940年3月,山東冠縣伏擊戰。
父親帶著人馬伏擊鬼子。
亂戰中,一顆子彈奔著他左肩就來了。
這子彈鉆得刁鉆,從肩窩進去,前胸看著就是個小槍眼,可后背連骨頭帶肉給炸開個大窟窿。
整條左胳膊,就剩根肩胛骨在那吊著,看著都懸。
那時候醫療條件差得要命,傷口化膿、爛得流湯,那味兒都沒法聞。
這就顯出加入主力部隊的另一個“隱形紅利”了——后勤有保障。
雖說缺醫少藥,但他碰上了曾國華將軍的夫人。
曾國華當時在后方醫院,他夫人親自上手,給父親清洗換藥。
整整伺候了三個月,這條胳膊算是保住了,人也歸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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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槍,成了父親軍旅生涯的一個拐點。
回到團里一看,老戰友們都散開升官了。
賈躍翔去了魯南軍區,白云進了司令部當作戰科長,王曉提了團參謀長。
父親因為身子骨的原因,一線拼刺刀的高強度活兒是干不了了,1940年6月,一紙調令把他弄到了冀魯豫軍區司令部,當二科(偵察)科長。
這一動,讓他直接進了冀魯豫軍區的“大腦中樞”。
看看當時圍在他身邊轉的都是些什么大神,就知道這個臺階有多高:
司令員楊得志,政委張霖之,副司令員楊勇,副政委蘇振華。
頂頭上司,那是黃埔一期出來的參謀長閻揆要。
這就是“平臺”這倆字的分量。
當年那次看著吃虧的“降級”,讓他從一個地方武裝的小軍官,直接蹦到了正規野戰軍核心機關當參謀。
在這個偵察科里,一共也就五六個參謀,可哪怕是個描圖的都不簡單。
有個叫王欽裕的見習參謀,當時才十六七歲,還是個半大孩子。
誰能想到,這個畫圖的娃娃后來成了十六軍的政委。
后來的抗戰日子里,父親在這個高起點的平臺上,那是蹭蹭地長本事。
他先后給一分區當過參謀長,跟萬里搭過班子;給三分區當參謀長,跟趙健民配合;還干過敵工部副部長、獨立旅參謀長。
回過頭再琢磨1939年的那個拍板。
要是當時為了那點面子,死活不肯“降級”,或者拎著槍回山西老家當個山大王,最后是個啥下場?
在那個亂世,一支幾百人的地方武裝,要么給鬼子當點心,要么被國民黨一口吞了,再不濟也就成了土匪流寇。
父親選了一條看著“虧大發”的路:降級、背井離鄉、受人管束。
可就是這個“虧”,讓他帶著那550個兄弟,拿到了一張通往新中國的船票。
這筆賬,算得那是真夠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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