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這幾天的氣氛,有些微妙,一邊是政治人物持續喊出“抗中保臺”的口號,把兩岸關系描繪成隨時可能擦槍走火的緊張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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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企業界和臺商群體比誰都清楚,真正決定訂單去留、產能布局和供應鏈穩定的,從來不是口號,而是現實的市場規則和政策環境。
當這種現實與政治立場撞在一起,矛盾往往會被一個具體的事件引爆,讓裝睡的人再也躺不住。
這次引爆矛盾的,是國臺辦的一份“點名”,2026年1月7日,國臺辦在例行發布會上宣布,將臺灣內部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劉世芳、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鄭英耀列為“臺獨”頑固分子,并將檢察官陳舒怡列為“臺獨”打手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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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出臺一套懲戒措施:禁止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港澳、限制其關聯機構合作、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并依法終身追責。
該企業不僅在江西、廣東、云南設有生產基地,還累計獲得超過1800萬元人民幣的政府補助,一邊是“頑固分子”的懲戒名單,一邊是親屬在大陸產業鏈中的具體位置——這種反差,構成了事件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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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芳為什么被點名?親屬經商究竟涉及哪些事實?國臺辦所說的“出手嚴懲”,抓手在哪里?
先說第一層:劉世芳為何被列入名單,國臺辦對她的定性很明確——“赤裸裸宣揚‘臺獨’分裂謬論,打壓參與兩岸交流的臺灣人士,迫害在臺大陸配偶”。
這包含三個層面的指控:言論上的分裂主張、對兩岸交流活動的打壓、針對陸配群體的政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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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島內政治體系中,內政部門掌管的遠不止治安和戶政,社群組織的活動審批、特定群體的居留穩定性、兩岸交流項目的許可尺度。
這些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每天發生在大陸配偶、兩岸交流參與者身上的制度性感受,當國臺辦將她列為“頑固分子”并點出“迫害陸配”時,指向的正是政策執行層面的具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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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2月27日報道,相關企業在大陸累計獲得政府補助超過1800萬元人民幣,其中云南保山的榮鋰科技獎補資金1664萬元、廣東江門榮炭電子材料補貼151萬元等。
這些數字之所以引發關注,是因為“政府補助”代表的不只是市場交易,還包含政策資源的投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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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也公開批評這是政治恐嚇,強調營收與獻金關聯的說法帶有政治操作痕跡。這里的關鍵不是“誰說真話”,而是爭論焦點已經從“是否存在”轉向“如何關聯”。
企業經營事實相對清晰,但經營事實與政治立場、政治獻金之間能否構成因果鏈條,才是真正的爭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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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事件引發關注的原因:不需要任何陰謀論,只要把公開信息放在一起,公眾就會自然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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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掌管內政、土地與社會治理的政治人物,長期接受某類產業人士的政治獻金,而這些人士或其關聯企業又與大陸市場存在深度經營關系,社會應該如何評估“利益沖突”的可能性?
這“三宗罪”是輿論的概括框架,但與國臺辦對劉世芳的指控高度契合:宣揚分裂論述、打壓兩岸交流、針對陸配群體,這三種選擇疊加,自然構成“破壞兩岸關系”的系統性行為。
當這種政治立場與家屬在大陸的經營事實并置,就會出現公眾無法忽視的“錯位感”。錯位感不是法律概念,卻是政治風,—因為政治最忌諱的就是“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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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國臺辦2月27日的回應顯得格外有指向性,發言人在回答相關問題時提出“兩個決不允許”:決不允許“臺獨”頑固分子及其親屬在大陸投資經商謀利,決不允許支持“臺獨”、破壞兩岸關系的人一邊在大陸賺錢、一邊干“吃飯砸鍋”的事。
這兩句話的關鍵在于兩個擴展:懲戒對象從“本人”擴展至“親屬”,范圍從“頑固分子”擴展至“支持臺獨、破壞兩岸關系的人”,它傳遞的信號是:過去那種“政治上對抗、經濟上套利”的灰色空間,正在被逐步壓縮。
1月7日的懲戒清單中已經埋下伏筆,“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關聯企業”和“金主”這樣的措辭,意味著未來的治理工具可能不止于輿論譴責,而是合規審查、準入限制、合作切斷等更具執行力的方式——直接觸及“能不能做生意”的問題。
島內當然也有自己的應對,賴清德2月25日出席臺商春節聯誼晚會時,多次使用“中國大陸”稱呼,強調在對等尊嚴前提下愿意展開建設性對話,提及兩岸經貿關系密不可分,希望推動產業鏈合作與正常化往來。
聯合新聞網的觀察指出,他表達了對恢復觀光旅游及學位生交流的期待,并將兩岸政策定位為“穩健”、降低誤判風險。
這套表態放在臺商場合,有其現實考量:對臺商而言,最怕的就是政策搖擺、誤判導致市場與供應鏈受沖擊。
但把賴清德的“緩和語調”、國臺辦的“懲戒清單”、以及劉世芳事件涉及的“親屬經商”并置來看,可以得到一個更復雜的現實:兩岸關系正在進入一個更“可計算”的階段。
口頭緩和或許能暫時降溫,但真正決定溫度的,是規則邊界怎么劃、成本怎么算、誰被納入監管范圍。
過去有些人習慣把兩岸當成“動員工具”,選舉時高舉對立,治理時把交流當作風險管控;但當家屬、金主、企業又離不開大陸市場時,這種玩法的成本會越來越高。
因為透明化時代,最致命的往往不是別人的揭發,而是自己留下的公開記錄會自動拼圖:官網寫明的生產基地、媒體查到的補助金額、獻金平臺顯示的捐款流向,都會成為公眾判斷的依據。
劉世芳這場風波,可能不會只停在“誰的外甥做生意”這樣八卦的層面,它更像一次壓力測試:測試島內政治人物能否承受“立場—利益一致性”的審視,也測試兩岸政策工具從口號走向制度后,社會將如何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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