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進程演化與中國經濟 | 施展札記66

最近在讀關于大宗商品的書籍，偶然獲得一些新的觀察角度。

中國在1992年開始市場化改革。當時冷戰剛剛結束，中國遇到幾個有利條件。

一方面，蘇東集團的便宜原材料大規模涌入全球市場，導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帶來了全球經濟的低通脹，催生了一輪高增長，中國遇到很好的全球宏觀經濟環境。

另一方面，當時西方世界對于未來有足夠的信心，甚至是盲目樂觀，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這方面可能也起了相當的作用。“歷史終結”意味著地緣沖突不再存在，全球被視作一個平滑、統一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的企業便排除了其他考慮，而以“最大化效率”作為單一目標，來規劃自己的全球布局。“全球平滑、統一市場”的預設，也使得向中國的大規模產業轉移成為可能。

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但是，90年代中國的經濟仍然面臨著一個不確定性：中國對美出口的最惠國待遇需要每年審核一次，對美出口的貿易條件本身存在不確定性。西方企業如果要大規模外包等操作，沒有足夠的政策確定性，就不敢做長期投資，只能做短期投資。更多的是來料加工、組裝等不會受到政策波動影響、容易規避風險的業務。

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對外貿易條件有了確定性，“全球平滑、統一市場”假設當中的最后一個不確定性也被排除了，西方企業敢做十年期起步的長期投資了；這種長期投資也把各種金融杠桿充分地撬動起來，于是進一步刺激了中國制造業的快速崛起。所以，中國內部的一些條件是中國制造業能夠崛起的基礎，但加入WTO，讓這些條件在一定時期內被鎖定為不可逆，大規模地提升了中國制造業崛起的速度和效率。

但是另一個悖反也就逐漸出現了。

隨著中國崛起到一定程度，在2015年左右，全球秩序開始出現嚴重的不均衡。實際上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西方企業把世界視作平滑市場進行全球化布局，可是每個國家的財政空間仍然是獨立的，財政空間相應地對應著福利分配，對應著選票，因此世界并不是平滑的。但是經濟空間卻被預設為平滑的，時間夠長的話，一定會引發矛盾。

中國的超大規模具有巨大的馬太效應，制造業體量越過某個門檻后，各種制造業都更加向中國轉移外包，讓西方國家的實體經濟逐漸陷入困境，但西方國家的金融和科技創新領域，卻因為利用著中國的超級高效的生產網絡，而放大了比較優勢，發展得更快。

這讓西方國家開始陷入某種內部的經濟撕裂，經濟撕裂接下來傳導為社會撕裂，社會撕裂再傳導為政治撕裂，政治撕裂的表現之一就是各政黨在政策上會競相極化，因為社會的中間群體出現塌陷，政策向中間靠無法獲得更多選票，極化反倒成為理性策略。于是，各國在政治上開始出現反全球化的民粹風潮，人們的觀念開始變化了，“歷史終結論”本身終結了，世界不再被視作一個平滑、統一的市場了。

到了這一步，各種各樣的政治性對抗重新出現，地緣沖突也回來了。只要地緣沖突重新回來，之前所抱持的“全球統一、平滑市場”的預設不在了，貿易條件也不再像之前那樣確定了。于是，各種資本就不會再繼續做以十年為單位的長期投資了。對于與中國在同生態位競爭的那些國家來說，比如印度、越南等，這種新的環境是很不利的；沒有哪個國家會自外于地緣沖突，那就意味著，像印度、越南這樣的國家，接受組裝、來料加工等短期投資的機會很多，但獲得長期投資的機會會大幅縮水。

同時，越是這種情況，對西方國家來說，它們的比較優勢在于高端服務業、金融產業，其資本越發不會去投資制造業。而能夠有興趣去海外投資制造業的，只有為了規避各種貿易壁壘、被迫要出海的中國企業。我這幾年調研訪談到大量的中國企業，它們把相對來說屬于短期、輕量投資的組裝環節轉移出去，但是需要長期、重投資的上游供應鏈環節，仍然依托留在中國的龐大供應鏈網絡；這是近幾年來貿易戰愈演愈烈、中國出口總量卻仍持續走高的原因。這種搞法會引發其他問題，但那是另一種邏輯了。

于是，又一種悖反浮現。隨著全球化1.0的終結，驅動的卻是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程不斷往前推進。以這些企業為載體，把政治上割裂的全球化空間，在經濟層面上重新縫合起來，但是底層的驅動機制、表層的風險及成本函數，各種結構全都變了。

全球化1.0的終結主要是在政治層面，經濟層面上很可能正在緩慢浮現全球化2.0的輪廓。這是我們觀察未來世界演化的一個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