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勝當班長時打土豪結果給跑了，卻抓住土豪小老婆，籌款立了功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授銜典禮結束的那個黃昏，黃永勝端著茶杯靠在窗邊。將星在肩，掌聲猶在耳邊，他卻想到二十七年前的隆冬：同樣冷風獵獵，不同的是，那時自己只是一個十九歲的班長，腳下草鞋半邊破，身上灰布衣打著補丁。

1928年1月上旬，井岡山糧倉快見底，炊事班每天往鐵鍋里倒紅米時，都得再加一瓢水。門板當床，稻草當被，別說肉，連鹽都是摻著沙子往下抖。毛委員、朱軍長決定派幾個小分隊下山籌款，“打土豪、籌軍餉”成了唯一出路。目的地鎖定遂川草林圩，一來圩日熱鬧，二來那兒的黃禮瑞、郭朝宗兩家正是遠近聞名的豪強。

當時九連抽簽選人，黃永勝領到前鋒任務，帶八名戰士成一個“尖刀班”。他個頭一米八有余，衣服雖然補丁摞補丁，可總能收拾得干干凈凈；再加那股子桀驁勁，弟兄們背地里說他“像個官”。出發前，營長伍中豪拍拍他的肩膀：“老黃，好好干，回來給你們打牙祭！”一句話把大伙饞蟲勾出來。

隊伍行至大坑圩，一條齊腰深的小河攔住去路，岸對面民團百余人列槍阻截。黃永勝不廢話，舉槍一指，“沖！”他和兩個戰士當先撲進冰水，寒氣鉆骨頭縫，可腳步半分沒慢。民團見紅軍這樣瘋，不等貼岸就轉身逃。繳獲了七八條槍和幾床棉被，小規模卻提振士氣。入夜分飯，還是紅米配咸菜。炊事兵悄悄嘟囔：“這哪叫牙祭？”黃永勝夾了口飯，咬牙沒說話——想吃肉？得先從土豪肚里掏。

草林圩三條主街，二十四行商號，圩日能擠下上千人。黃永勝到圩口轉一圈，先把最大兩家店鋪門板上貼了“限三日交銀洋二千、谷五百石”字條，自信滿滿地等。三天過去，大門鐵鎖紋絲不動，土豪早已卷款跑得沒影。空屋子里只搜到些首飾，硬通貨一文未見。黃永勝皺眉：硬拼不成，得換法子。

有意思的是，突破口來自一個十一二歲的放牛娃。黃永勝蹲下問：“讀書去不去？”“沒錢，爹娘也沒力氣。”小家伙低頭搓草葉。黃永勝順勢說，土豪家的孩子卻在私塾里搖頭晃腦，“憑啥？”一句話點燃了孩子的委屈，他立刻透露：土豪躲在七里外的山坳，三個長工輪流探消息。黃永勝順藤摸瓜，盯住回村的長工，夜半摸到山坳。

狗叫聲劃破寂靜，土豪黃禮瑞從后門翻墻逃遁，只剩個年輕小老婆躲在稻草垛里。女人哭得上氣不接下氣，聲稱“家徒四壁”。黃永勝一聲冷喝，命人立木牌、書罪狀，嘴里憋一句：“不拿出銀洋，天亮就示眾。”不到子時，土豪派人送來一千余塊大洋，另有銅元小銀毫若干。更重要的是，小老婆帶著搜出夾墻暗格，幾籮筐銀元嘩啦滾出來。

錢糧到手只是第一步。黃永勝明白，要想讓百姓真正站出來，必須嘗到甜頭。他讓戰士挑選布匹、食鹽、洋油，夜里挨家挨戶送到貧苦農戶門口，再當街分給老少。起初人們縮在門后不敢伸手，擔心紅軍走了土豪回來清算；見紅軍不拿一文，反倒把最肥的布疋遞給瘦小孩，膽子慢慢大了。幾日后，草林圩“捉土豪”儼然成了全民運動：誰家糞缸底下挖出銀元，誰家屋梁里掏出金條，主動挑著籮筐往紅軍臨時倉庫送。

到正月前夕，共得銀元兩萬余、布疋七百多擔、糧谷若干。這個數字在井岡山相當于一個多月全部軍費。布疋被裁成統一灰布軍裝，戰士們第一次告別花花綠綠的“百衲衣”。銀元里篩選成色好的，連夜押往根據地山頂，后來鑄成“工字銀幣”，在周邊幾縣流通，解決了貨幣短缺難題。

年前的最后一天，全班八人領到兩套新軍裝和五塊白洋。洗漱完畢，大伙圍著一口大鐵鍋等菜。鍋蓋一揭，雞鴨肉香撲鼻而來，還有黃永勝垂涎已久的燒泥鰍。他親自下廚，把一條泥鰍夾起，輕輕一吸，只剩光溜溜的骨頭，笑得眼角皺成一團：“這回真算牙祭！”

草林圩行動把黃永勝的名字寫進了營、團首長的筆記本。膽大，卻不蠻干；能打，更會籌劃；對戰士好，也懂得發動群眾。后來他轉戰贛南、閩西，闖雪山、過草地，立功無數，但談起“一步上將路”，老人家總笑說：“先抓了個小老婆，逼出了幾籮筐銅板。”一句玩笑，背后是血與火的淬煉，也是那個年代最直接的生存邏輯——沒有糧餉，寸步難行。

很多年后，人們記住的是黃永勝的大將風度，卻容易忽略那段曲折的開始。一個班、八個人、七百擔布、兩萬銀元，看似數字簡單，卻撐起井岡山最困難時刻的物資命脈，也讓后來身著灰布軍裝的千余名紅軍，再次點燃了槍口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