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城故事 | 父親的筆墨與勛章

作者：張萬杰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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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圖由AI生成。

父親出生于1923年臘月初八，那是個書香氤氳的年代。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父親自幼便與伯父一同在祖父的學堂里研文識字，終日浸潤在筆墨書香之中。年歲稍長后，他便開始協助祖父管理學堂，在鄉里人的眼里也算是個文化人。鮮少有人知曉的是，他還是一位受過箓戒的正一派道人，通風水之術，能辨陽宅陰地，亦會為亡魂超度祈福，鄉鄰們平日里，都恭敬地稱他一聲“張先生”。我常常揣想，當年父親潛心鉆研這些神秘學問時，內心定是滿懷敬畏與虔誠，那份純粹的信仰，便是他飄搖亂世里，一方安穩的精神歸處。

世事變遷從不由人，解放后，道士的身份被歸為封建迷信，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徹底改寫了父親的人生軌跡。幸而他識文斷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被調往多個部門擔任會計，總算是有了一份安穩營生。可到了20世紀50年代，一波接一波的激烈政治運動，裹挾著壓抑的氛圍與無盡的紛擾，讓心性通透淡然的父親愈發覺得力不從心。幾番內心掙扎與痛苦抉擇后，他終究選擇放下世俗的一切，回到故鄉，以農耕度日。想來那時的他，心中定藏著萬般無奈與不舍，但比起俗世的牽絆與紛擾，他更念惜內心的澄澈與寧靜，便這般堅定地踏上了歸田之路。

在我心中，父親從不是羅中立油畫《父親》里，那般滿臉溝壑、眼神呆滯的農人模樣。他身形瘦長，約莫一米七五的身高，常年留著干凈整齊的平頭，濃眉大眼，眼神清亮有神，高挺的鼻梁襯著圓潤的鼻尖，唇形寬厚飽滿，笑起來格外溫暖。若不是那對略顯顯眼的招風耳，年輕時的他，定是位英俊瀟灑的翩翩少年，走在鄉間小道上，不知要引得多少姑娘側目回望。

記憶里的父親，總愛穿一身淡灰色中山裝，衣料雖早已褪去往日鮮亮，卻沉淀著歲月的痕跡，也藏著父親刻在骨子里的堅韌；下身配一條筆挺的黑長褲，即便經過了無數次洗滌，顏色早已黯淡發白，卻始終保持著平整干凈。每當我望見他身著這身衣裳，身姿挺拔地走在田間小徑上，步伐穩健有力，神情從容自若，那一幕，便成了我此生都難以忘懷的風景。

父親于我的影響，早已刻進骨血，融入余生歲月里，他的諄諄教誨，從不是生硬的叮囑，而是藏在一言一行中。幼時我初學寫字，他便常告誡我，寫字是人的門面，字跡工整美觀，便如相貌周正俊朗之人，自然能受人喜愛、得人尊重。每年春節，他總會牽著我的手，挨家挨戶品評鄉鄰家門上的好對聯，一字一句教我領會筆墨筆法與文字神韻。等我上了初中，他更是直言囑托：“今后，家里的春聯就由你負責了。”正是這份沉甸甸的托付，讓我愈發用心練習毛筆字，而這份愛好，也陪著我走過往后無數風雨歲月，成了我心底的慰藉。

兒時我總跟著父親到地里勞作，閑暇歇息時，他便會低聲哼唱些曲調，聲音低沉渾厚，詞句卻模糊不清，我全然聽不懂，追問他唱的是什么，他也從不多作回答。后來我才慢慢恍然大悟，那些哼唱，大抵是他從前修習道經時的經文唱誦，那些礙于時局，再也不能宣之于口的信仰，都悄悄藏在了這一聲聲低吟淺唱里，藏在了無人知曉的心底。

待到80年代后，道士行當在民間漸漸恢復，父親偶爾也會幫鄉鄰超度亡魂、相看風水，賺些零錢補貼家用，也算圓了幾分舊日的念想。

一天，我從單位回家，父親就跟我說：＂杰耐，你幫我做一件事，可以啵？＂

我問：＂什么事？＂

父親：＂你是曉得的，我所有的做道士的那一套資料工具都毀盡了，你會畫，你幫我畫一幅＇圣像＇＂

我說：＂我又沒見過＇圣像＇，我怎么能畫得了。＂

父親：＂我來告訴你怎么畫，我說你畫，你照我說的畫就可以了。＂

我答應了父親，并且真的給他畫了一幅，然后他在這幅圣像的兩邊提寫了一副對聯：

道通天地陰陽理；

士入筆墨鬼神驚。

我讀了一遍這副對聯，跟父親說：＂你這口氣也太大了吧！＂

父親只是微笑卻沒有反駁我。只是70年代初的那場重傷，早已拖垮了他的身體，讓他不復往日康健——他曾在廬山人民醫院因腳傷住了整整一年，出院后傷口遲遲難以痊愈，往后再想做重體力活，便常常顯得力不從心。

至今我仍清晰記得那件小事，彼時父親挑著半擔米從紅燈商店往家走，中途歇息時，鄰家的小娥姑娘撞見了，熱心地上前搭話：“華湘叔，我幫你挑一段吧！”父親打量了小姑娘一番，笑著應下，爽朗地遞過扁擔。小娥接過擔子便快步往前走，父親跟在身后，眼看著兩人的距離越來越遠，心里滿是擔心，生怕累著孩子，急忙喊：“小娥，你等等我。”連著喊了好幾遍，小娥卻沒有停步的意思，依舊快步朝前。父親急了，一邊在身后快步追趕，一邊大聲喊：“你這個小娥，太不懂事了！我只是讓你嘗嘗挑擔子的滋味，你倒好，還挑上癮了！快把擔子還給我，不然我回家要找你爹算賬！”小娥聽出父親語氣里的認真，連忙放下擔子，一臉茫然：“華湘叔，你怎么還生氣了呀？”父親故意擺出嚴肅神色：“我好心讓你挑，你一口氣挑這么遠，都讓你一個人挑了，我拿么事挑？”

如今回頭再想，父親哪里是在生小娥的氣，分明是心疼一個孩子，不愿讓她為自己受累罷了，那份藏在責備里的幽默與溫柔，時隔多年想起，依舊讓人暖心。

后來我去了蓮花洞工作，回家的次數便少了許多，每次休假歸家，父親都格外歡喜，總拉著我絮絮叨叨，說著家里的瑣碎小事，講著村里的新鮮見聞。那時的我年少輕狂，心性浮躁，總嫌他話多，常常透著幾分不耐煩。有好幾次，吃過晚飯我想著上床歇息，他卻又坐在床邊陪著我說話，我實在困得厲害，便對他說：“爹，我有些困了，想睡覺了，有話咱們明天再說好嗎？”話音剛落，父親便立刻起身，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般，神色局促地說：“哦，是啊，是我疏忽了，你早點睡，不打擾你了。”

如今再憶起那個畫面，心底只剩滿溢的愧疚，那時的我哪里懂得，他的句句絮叨里，全是盼我歸來的殷切，藏著對我的滿心掛念與不舍。

90年代初，我停薪留職，去廬山擺攤謀生，每年都要為落實承包攤點的事煩心焦慮。有一次我回家，父親格外高興，拉著我的手說：“杰耐，你過來，我有事跟你說。”

我笑著說：“什么事啊，看你這么開心。”

他臉上帶著幾分神秘：“自然是好事，你跟我來。”說著，便領著我走到床邊，從枕頭底下摸出一把舊鑰匙，用鑰匙打開家里那臺老式寫字臺右側的抽屜，又伸手摸索出抽屜底下的隔層，從一本舊書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張泛黃的信箋。那張信箋上印著一行紅字，寫著：

“江西省廬山南山公路建設指揮部”

下方是鋼筆行書手寫的＂證明＂：

茲證明，張華湘同志糸江西省廬山紅旗公社紅燈大隊社員，于一九七O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修建廬山南山公路時，因工負傷，請有關部門給予照顧為感！

落款：

江西省廬山南山公路建設指揮部

落款處還蓋著一枚因年久褪色模糊的大圓公章。

父親把信箋小心遞到我手里，眼神里滿是期許：“你拿著這個證明，去廬山管理局找找領導，讓他們照顧照顧，給你安排個攤點，也省得你年年為個攤子發愁。”我匆匆掃完這張薄薄的舊信箋，滿心都是不耐煩，脫口便道：“這能有什么用？”父親語氣小心翼翼，連忙補充：“當初領導原本是答應給你大姐安排一個吃商品糧的指標的，最后不曉得是什么原因，冇辦成。剛好你現在拿著這個試試，說不定能有用呢！”

我滿心煩躁地反駁：“都過去二十多年了，誰還認這個？再說南山公路建設指揮部早就解散了，現在的領導憑什么認這個賬？你又不是抗日、長征的老干部，沒人會買賬的。”

父親望著我，慢慢說起過往：“當年，南山登山公路開通的時候，領導對我們這幾個受傷的人可客氣了，讓我們坐在頭一輛車上，車頭扎著大紅花，我們幾個人胸前，也都戴著大紅花呢。”那時的我只顧著宣泄自己的煩躁，全然沒看見父親眼中的期許在一點點褪去，只剩下難以掩飾的失落與黯淡。后來我才慢慢明白，這薄薄一張紙，是父親用一只受傷的腳換來的榮譽，在他心里，這從不是一張普通的信箋，而是一枚帶著血與痛的勛章，是他拼盡全力，能為我尋來的全部底氣。

父親曾是紅旗公社紅燈大隊的社員，當年被義務抽調去搞＂大會戰＂是常事，他曾作為民工參加谷山湖、柘林湖、大扈灣(63所)、廬山南山登山公路、黃貓垅水庫、紅燈水庫等工程建設。在修建廬山南山公路時，他所在的施工路段上方，是登廬公社光華大隊的工區。那是1970年11月29日，公路施工工地正值中午，光華大隊的經辦人在分發雷管時違規吸煙，引發365支雷管驟然爆炸，釀成了一人當場死亡、二人重傷、十人輕傷的悲劇，我的父親，便是那兩位重傷者之一。

那天中午，父親和同村做工的社員吃完午飯，就在原地歇息，突如其來的一聲巨響，震得地動山搖，山上的石塊紛紛崩落，一塊巨石徑直朝著父親的頭頂砸來。他倉促間側身躲避，僥幸避開了那塊致命的巨石，可另一塊碎石，卻狠狠砸在了他穿著草鞋的右腳腳背上。父親慘叫一聲，當場便昏死了過去。

父親被緊急送往廬山人民醫院救治，萬幸撿回了一條性命，可右腳的大拇指與食指被砸成了粉碎性骨折，醫生從他的傷口里，一共取出了三塊碎骨。那段日子，組織上安排了年僅十七歲的大姐，在醫院貼身照料父親。

有一天上午，大姐從廬山回了家，母親早已在門口焦急等候，一見她便連忙問道：“你爹他現在怎么樣了？傷得重不重？眼下好點了啵？”大姐安撫著母親：“爹爹是腳受了傷，醫生說不要緊的，他讓你別擔心，還說想看看杰耐，讓我把他帶到廬山去。”

當天下午，我便跟著大姐，從東林寺出發，走過虎溪，沿著當年慧遠法師上廬山的小徑，一步步艱難前行了兩個多小時才登上了土壩嶺。那年我剛滿八歲，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登廬山。大姐緊緊牽著我的手，終于到達了位于大林路的廬山人民醫院。我和姐姐穿過院門，只記得走了一條長長的走廊，又拐了好幾個彎，才到父親的病房。

一進病房，我便朝著半靠在病床上的父親大聲喊了一句：“爹！”然后，眼淚瞬間便從眼角滾落。父親看見我，一下子便來了精神，語氣里滿是欣喜：“杰耐，你來了，累了吧！”我一邊往他身邊湊，一邊用力點頭，嘴上仍然倔強地說著：“不累。”父親伸出手，緊緊拉住我的小手，在我的頭上、臉上、手上反復撫摸著，過了許久，才緩緩對站在一旁的大姐說：“你累壞了吧，上午下黎山，下午又上黎山，走了一天的路，帶著杰耐去擦把臉，歇歇吧。”

恰在此時，一位年輕的護士走進了病房，隨手拉了一下病房門旁的一根細長繩子，只聽“咔嚓”一聲，病房里瞬間亮了起來。我又好奇又驚喜，一邊望著屋頂的燈，一邊看向那位眉目清秀的護士姐姐，她也笑盈盈地望著我，轉頭對大姐說：“小張，這就是你家大兄弟？”大姐應聲點頭，對著我說：“杰耐，快叫姐姐，她就是照顧爹爹的小李護士姐姐。”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見到電燈，不用添煤油、不用怕風滅的燈，拉一下繩子便亮，再拉一下便暗，那份新奇感，混著對父親傷勢的擔憂，成了我童年里一段格外深刻的記憶。

可那場重傷落下的病根，終究沒能根除，往后的歲月里，父親的身體，再也沒能恢復到從前的模樣。

父親最后一次理發，是我陪著他去的。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虛弱，從家到紅燈商店不過一公里的田埂土路，我們卻走得格外緩慢。走到沈家河，約莫是半程的路程，父親輕聲開口：“歇一會兒吧。”我們便在路邊席地而坐，身旁的螞蟻，依舊循著既定的軌跡，慢悠悠地爬行著。望著父親疲憊的模樣，我心頭一酸，突然問了他一個問題：“爹，你怕死嗎？”

父親笑了笑，語氣淡然又平靜：“哪有人不怕死的？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呢。”

我又追著問道：“那你這輩子，有什么遺憾嗎？”

他沉默了片刻，緩緩開口，語氣里滿是悵然：“要說沒有遺憾，那是假話。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太多事，從來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就說我這一生，眼看就要走到頭了，一輩子寫了不少字，念了不少經，可到頭來，一個字也沒能留下來。”

是啊，那些他親手寫就的祈福文稿，那些他逐字念過的超度經文，大多都伴著儀式付之一炬，即便筆墨再好、心意再誠，終究沒能留下一絲痕跡，這大抵便是他心底最深、最難以釋懷的遺憾了。

一晃二十六載光陰彈指而過，父親的身影在我心中，從未有過半分模糊。他的教誨，他的慈愛，他的無奈與堅韌，都早已深深融入我的血液，刻進我的骨髓里。他的一生，歷經風雨起落，從滿身書香的少年郎，到受人敬重的張先生；從安穩度日的公職會計，到躬耕田間的農人，幾番沉浮里，始終守著一份通透本心與純良善意。他沒有給我留下多少物質財富，卻用一生的言行，教我好好寫字、坦蕩做人，教我遇事從容、處世溫良。如今的我，終于讀懂了他當年的句句絮叨里藏著的牽掛，讀懂了他遞出那張被他視為珍寶，視為勛章的泛黃的舊證明時，滿眼的期許與真心，也讀懂了他那句“字沒留下來”背后的悵然與遺憾。

可父親大概永遠不會知道，他留在我心里的那些模樣——身著中山裝行走田間的挺拔，牽我品評春聯時的溫柔，病床前摩挲我手掌的溫熱，還有那些藏在時光里的叮囑與牽掛，早已勝過萬千筆墨，越過歲歲年年，成為我此生最珍貴的寶藏，永遠鮮活，從未消散。

2025年12月27日于三亞

【作者簡介】

張萬杰，1962年10生，江西九江人，現客海南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