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從中國滿載而歸，德國卻傳來強硬聲音，對華態度極不友好

北京的會議室里，合同一份接一份簽下；柏林的論壇現場，卻有人高喊，“面對中國，我們不能當天真的傻子。”

2026年2月下旬，德國總理默茨剛剛結束任內首次訪華之行。

30家德國龍頭企業隨行，十多項合作協議落地，他直言“與中國脫鉤是錯誤的”。

然而，就在默茨“滿載而歸”的同時，德國國內卻傳來刺耳雜音：對華強硬、充滿戒備，甚至帶著敵意。

默茨的北京之行，為什么說是“滿載而歸”？

如果只看德國國內隨后傳出的強硬雜音，很容易忽略一個事實：從成果本身來看，默茨這次訪華，是近幾年德國對華外交中最務實、也最“重分量”的一次。

首先看陣容。

2026年2月25日至26日，默茨完成就任德國總理后的首次訪華。

這不是一趟“探路式訪問”，而是一場高度準備、目標明確的經濟外交行動。

隨行的并非象征性代表，而是約30家德國頭部企業高管，覆蓋汽車、化工、生物制藥、機械制造、能源、物流等德國制造業的核心命脈。

這一規模，被德媒直接形容為“默克爾時代以來之最”。

其次看成果。

訪問期間，中德雙方在經貿領域密集推進合作：

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會議重啟，60多家中德龍頭企業直接對話；

雙方企業達成10余項商業協議，涵蓋汽車、機械、能源、物流、金融等關鍵行業。

這些不是“愿景文件”，而是直接落在產業鏈上的合作安排。

對正處在增長乏力、能源成本高企、制造業承壓狀態下的德國而言，這類合作的現實意義，遠遠大于書面語言。

第三，看更敏感、也更重磅的一點，空客訂單。

默茨在北京對外界明確透露，中國可能向空中客車公司追加最多120架飛機的采購計劃。

盡管具體型號和時間尚未公布，但這一消息本身，已經足以在德國國內引發強烈關注。

原因很簡單：在全球航空市場競爭激烈、波音深陷質量與信任危機的背景下，中國訂單對空客而言，幾乎等同于“壓艙石”，而空客又是德國制造業的重要支柱之一。

換句話說，這不僅是中德合作的成果，也是默茨為德國本土產業“爭資源、搶訂單”的直接體現。

再看默茨本人的表態。

在訪華前后，默茨多次強調一個關鍵詞：“對華脫鉤是錯誤的。”

他明確承認，中國已經是“無法繞開的世界大國”，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重大國際問題無法解決。

這番表態，與其競選時期和早年對華偏強硬的姿態相比，明顯更務實、更現實。

一邊簽協議，一邊放狠話

然，默茨還沒離開中國，德國國內的風向卻已經開始“變調”。

就在他在北京密集會晤、為德國企業爭取合作空間的同時，柏林傳出了截然不同的聲音。

2026年2月25日，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克林拜爾在公開場合談及中國時，語氣異常強硬。

不僅指責中國“無視公平競爭原則”，還反復強調歐洲不能做“天真的傻子”，必須對中國“清醒起來”。

這番話迅速引發關注，并不是因為措辭激烈，而是因為時機極其微妙。

在德國政治生態中，對華問題早已被高度政治化。

任何一位總理，只要對中國表現出務實甚至友好的姿態，國內就必然會出現“平衡性反彈”。

此外，強硬言辭的背后，是德國制造業正在經歷的結構性陣痛。

過去幾十年里，德國企業習慣于扮演“技術輸出者”和“規則制定者”。

而如今，在新能源、智能汽車、自動化設備、部分機械領域，中國企業已經成為直接競爭者，甚至是技術引領者。

面對這種變化，德國政界內部出現了兩種反應路徑：

一種是默茨式的：承認現實，通過合作尋找新平衡；

另一種，則是克林拜爾式的：把競爭壓力重新包裝成“規則問題”“公平問題”。

后者的優勢在于，它能迅速凝聚情緒，卻不必正面回答一個更難的問題，

德國制造，是否真的在部分領域失去了領先優勢？

最后克林拜爾的表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嵌入在歐盟整體政策氛圍之中。

近年來，歐盟頻繁討論所謂“去風險”，并在電動車、鋼鐵、補貼政策等領域，對中國啟動調查或加征壁壘。

對德國而言，既無法徹底脫離中國市場，又難以在歐盟內部顯得“過于例外”，于是就形成了一種矛盾姿態：

行動上，企業持續加碼在華投資；話語上，政客不斷強化對華警惕。

這就解釋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

德國是歐盟內對華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卻也是對華“警告聲”最頻繁的國家之一。

為何德國高喊“去中國化”，卻始終離不開中國？

近年來，德國政壇頻繁出現“去中國化”“去風險”的聲音，但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是，在行動層面，德國不僅沒有遠離中國，反而越來越難離開中國。

這種“嘴上疏遠、身體誠實”的矛盾狀態，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現實因素疊加后的結果。

首先，中國市場的體量，德國無法替代。

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是德國制造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之一。

無論是汽車、機械、化工，還是高端裝備，中國市場都直接決定著德國企業的訂單規模和盈利能力。

過去幾年，即便在政治氛圍趨緊的背景下，中國依然多次超過美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

這意味著，對德國而言，“去中國化”并不是轉向其他市場就能解決的問題，因為目前沒有任何單一市場，能夠同時提供中國這樣規模、增長潛力和產業配套。

其次，德國長期以“工業體系完整”自豪，但現實是，許多關鍵零部件、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已經與中國供應鏈高度耦合。

一旦強行切斷聯系，德國自身的產業鏈穩定性將率先受到沖擊。

正因如此，德國企業普遍對“去中國化”持謹慎甚至抵觸態度。

再者，德國企業與德國政界的判斷明顯分裂。

政界高喊“去風險”，更多是回應國內選民情緒、盟友壓力和意識形態需要；而企業關心的，是成本、效率和競爭力。

結果就是：政治層面不斷放話“警惕中國”；商業層面卻持續擴大在華投資，推進“在中國、為中國”的本土化戰略。

最后，中國不再只是市場，而是創新中心。

過去，德國把中國視為“銷售終端”；如今，中國在新能源、數字化、智能制造等領域，已成為全球創新的重要源頭。

對德國企業而言，離開中國，不僅意味著失去市場，還意味著失去技術迭代和產業升級的關鍵場景。

這也是為什么，越是高喊“去中國化”，越難真正“去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