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廣元：行政審判的三重“嬗變”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把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為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提供了科學指引，對行政審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四川省廣元市兩級法院堅持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以府院聯動為橋梁，以實質解紛為歸宿，不僅致力于權益保障和定分止爭，更著眼于治理升級，在秦巴山區的層巒疊嶂中，探索出從“被動應訴”到“主動糾錯”、從“程序空轉”到“案結事了”、從“末端裁判”到“源頭預防”的立體化路徑，實現了行政審判的三重“嬗變”，繪就了一幅官民和諧、政通人和的基層法治美好圖景。

制度破冰：從“被動應訴”到“主動糾錯”

過去，行政審判時常面臨一個難題：有時撤銷一個存在微小瑕疵的行政行為，未必能解決當事人的實質訴求，還可能影響公共利益與行政效率；而維持該行為，既不符合法律規定，還可能使當事人合法權益受損。如何突破這“兩難”境地？

廣元法院的答案是：推動建立違法行政行為主動糾錯容錯免責機制，變司法“單兵監督”為執法司法協同共治。2024年11月，廣元市中級人民法院推動市委依法治市委員會出臺《廣元市行政機關開展行政行為自糾工作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為行政機關主動、規范糾錯提供了制度依據；在全市法院設置8個行政復議窗口，聯合市司法局成立行政爭議化解中心，推動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無縫銜接，進一步形成了化解行政爭議的合力。

《辦法》的出臺，是廣元市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里程碑，是四川省范圍內系統性開展行政行為自糾工作的較早探索，也是對最高人民法院“鼓勵行政機關先行化解、自行糾正”工作要求的基層響應。《辦法》要求黨委、政府加強對行政行為自糾工作的領導，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自糾的基本原則、責任主體、適用情形以及實施程序，更關鍵的是建立了正向激勵機制以確保自糾機制的實施。

2024年12月，在一起市場準入許可糾紛中，某縣法院在立案階段發現案件爭議焦點明確、法律瑕疵較小，存在通過行政機關自我糾錯而快速化解的可能，于是依據《辦法》精神，引導企業優先申請行政復議，同時通過府院聯動平臺向涉事部門發送《行政行為自糾建議函》。

收到建議后，涉事部門迅速啟動內部審查，在復議程序中主動糾錯，與企業和解。一場潛在的行政訴訟尚未開庭便消弭于無形。

“感謝法院的建議和企業的反饋，這幫助我們及時發現了工作中的疏漏。”該部門有關負責人在溝通中表示。

企業負責人對結果非常滿意：“原本以為要打一場‘持久戰’，沒想到通過法院和行政機關的聯動，問題在復議階段就快速、徹底地解決了。行政行為自糾，展現了法治的進步和政府的擔當，讓我們企業切實感受到了營商環境的優化。”

《辦法》并非憑空而來，其基礎是多年來不斷夯實的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與實質化府院聯動兩項制度。前者，確保人民群眾“告官能見官”，也讓“關鍵少數”親身感受程序價值。后者，則凝聚了法院與行政機關“主動糾錯優于被動敗訴”的深度共識，有效壓實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主體責任。

正如廣元市司法局局長李城所言：“主動糾錯不是‘示弱’，而是行政機關自我完善的法治擔當。糾正的是瑕疵，但立起來的是公信。”

自《辦法》出臺以來，全市法院已有效引導行政機關在10余起案件中主動糾錯，既維護了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也保全了政府的公信力，生動詮釋了“監督就是支持、支持就是監督”的法治內涵。

實質化解：從“結案了事”到“案結事了”

“我們白紙黑字簽的投資協議，前三期都執行得好好的，怎么到了第四期就要收費？”2024年冬天，某公司負責人帶著一摞厚厚的材料與一肚子委屈，來到某區法院的訴訟服務大廳。

時間回溯至2010年5月。為吸引重大產業項目落地，經開區管委會與該公司簽訂某綜合項目投資協議書，協議約定：免征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等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分多期建設，前三期均順利完成，管委會依約未收取任何配套費。

變故發生在2022年。當公司啟動項目第四期建設，并按慣例向管委會申請辦理相關手續時，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答復。“政策環境在不斷調整，全額減免的依據確實需要重新評估。”管委會也有顧慮。就這樣，一場關于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的行政糾紛，讓某公司與某管委會對簿公堂。

為維護政策的剛性，也守護企業的信心，承辦法官多次組織雙方進行協調，向企業解析政策變化的客觀性，對管委會則強調承諾作出的嚴肅性，努力在合法性框架內尋求公益與私益的最佳平衡點。

一次次溝通、一輪輪協商，法官的專業和耐心一點點彌合著分歧。最終，雙方各退一步：管委會同意退還130余萬元，企業自愿放棄剩余部分，款項已于2025年底結清。

這是廣元法院將調解貫穿始終、推動行政爭議實質化解的一個縮影。全市法院著力改變“官了民不了、案結事不了”的局面，將“案結事了、政通人和”作為核心追求，系統性構建起“三層過濾、精準施策”的糾紛化解網絡。

第一層：堅持全域調解，實現對話消解。樹立調解優先工作導向，對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案件，依托府院聯動機制，搭建“圓桌對話”平臺，邀請相關職能部門參與協調，推動官民雙方從“對抗”走向“對話”。

第二層：落實一案一策，實現攻堅拔寨。對重大敏感案件，要抓住環節、人物、時機這三個關鍵，聚焦爭議產生的決策、執法關鍵節點，打破部門壁壘，推動實質化解。

第三層：做實穿透式審判，實現提質增效。以穿透式審判為核心，通過“庭前會議﹢職權調查﹢專業法官會議”機制，對每一起案件的事實、證據、法律適用等進行嚴格把關，并以專題調研、專案評查等工作為抓手，確保裁判質量。

2025年以來，廣元全市法院行政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縮短28天，糾紛解決速度顯著加快；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訴率、申訴申請再審率等均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調解率上升至53.13%、居全省首位，行政機關對法院行政爭議實質化解工作的滿意度達90%……數據背后，是廣元法院行政審判工作質效的不斷優化，更是群眾司法獲得感和法治政府滿意度的全面提升。

廣元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曹建奎表示：“全市法院以實質化解行政爭議為牽引，不僅是從源頭上杜絕程序空轉、減少衍生案件的治理升級，更是法治政府建設的‘精準校準器’和社會穩定的‘有效減壓閥’，提升的是審判質效，優化的是營商環境，夯實的是執政根基。”

職能延伸：從“治已病”到“防患未然”

“行政審判的終點不應止于個案裁判，而應始于治理升級，需要在行政機關‘關鍵少數’上下足功夫。”在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2025年第三期“敏學大講堂”上，廣元中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楊紅梅的授課引起廣泛共鳴。

聽完她的授課后，四川高院行政庭庭長王玥評價道：“廣元法院將行政審判職能向前、向后做了極致延伸，解決行政案件‘兩高一低’難題的工作經驗值得全省法院行政審判條線借鑒學習。”

以“三個課堂”系統工程為抓手，提升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能力，持續開展行政爭議源頭預防，正是廣元法院防“病”于未然的治本之道。

與市、縣黨校深度共建，將行政訴訟案例教學固化為領導干部任前及在職培訓的必修內容，從源頭上為“關鍵少數”植入法治基因，以黨校“必修課”劃出依法履職“基準線”。機關“定制課”是由資深行政法官帶著從類案中提煉的“問題清單”和“風險指南”，精準普法，推動行政法律法規從紙面上落到廣大行政執法人員的行動上。“第三課堂”是沉浸式的“庭審觀摩課”，常態化邀請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旁聽庭審并開展研討。

如今，“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理念日益入腦入心、見行見效。

一次“庭審觀摩課”后，某機關工作人員感慨：“過去往往依賴經驗，現在明白了，法治思維是我們基層干部最大的‘底氣’，是讓老百姓心里服氣、我們自己心里也踏實的‘硬標尺’。”

如果說“三個課堂”治“未病”，那么司法建議、行政審判白皮書則治“已病”和“欲病”。針對執法突出問題，2025年以來，全市法院向行政機關發出司法建議42份，反饋采納率達100%。其中，關于社保基金先行支付的司法建議有效解決了轄區內社會保障領域大量行民交叉案件。市中院每年定時發布的《行政審判白皮書》，如同一份法治政府“體檢報告”，通過深度分析上一年度案件“病理”，為各級政府識別管理薄弱環節、優化執法流程提供“藥方”。同時，常態化發布典型案例，以案釋法，在潛移默化中提升群眾法治素養。

打鐵還需自身硬，無論是案件辦理還是職能延伸，都依賴于一支信念堅定、業務精進、作風優良的人才隊伍。廣元中院以“淬蕓”文化為引領，倡導“凡我在處，便是法院”的自覺與擔當，系統性開展人才培育：通過“青藍結對”共進、“同上一堂課、同讀一本書”等方式，讓兩級法院員額法官與法官助理在個案切磋與學習研討中提升專業素養；與高校共建研究基地，引入學術理論的“活水”；通過評選優秀庭審、優秀案例、審判業務專家等樹立標桿，在團隊中形成了見賢思齊、砥礪奮進的濃厚氛圍，持續為隊伍“淬火加鋼”……

“從筑制度之基的破冰勇氣，到行化解之實的司法智慧，再到謀長遠之治的格局擔當，廣元法院的行政審判‘三重嬗變’，是深刻的自我革新，也是對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目標的躬身實踐。”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蒼溪縣白驛鎮岫云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李君如是說。

廣元中院院長周興復表示，廣元法院將繼續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做深做實行政爭議實質化解工作，更好托起“民”的期盼、校準“官”的尺度，努力在每一起案件中實現‘三個效果’有機統一，為保障人民權益、促進依法行政、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貢獻更堅實的司法力量。(陽玉婷)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