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不苑：以自我為田野，成長出“擁抱混沌的勇氣”

學人簡介：邱不苑，寫作者、舞者，在生活與愛中摸爬滾打學習的人。劍橋大學在讀全獎博士，《南方人物周刊》前資深記者，三明治短故事學院編輯、寫作導師。邱不苑發表非虛構作品近百篇，曾被《南方人物周刊》雜志社評為“年度最佳記者”“年度最佳新人”，作品曾入圍“騰訊·谷雨計劃”非虛構月度榜單。2025年10月，邱不苑老師出版新書《劍橋一年：關于愛與擁抱的自我民族志》，該書是一部關于精英教育思考與女性情感成長的非虛構文學作品。故事以作者收到劍橋錄取通知書與決定離婚這兩件幾乎同時發生的事為起點展開，主要記錄她在劍橋一年的求學生涯，由此回溯其怎樣來到英國，走進劍橋，并引申出其背后的人生經歷與蛻變。

本文為學人Scholar公眾號志愿者辛宇、王純、董雪桐圍繞《劍橋一年》一書對邱不苑老師所作采訪。

01

《劍橋一年》：把自己作為田野

學人：您在書封提到您采用“自我民族志”方法，將個人創傷作為研究的田野。那么，在學術規范與極度私密的情感表達之間，您是如何把握平衡的？這種方法對您理清自身經歷和理解更廣泛的女性處境，起到了什么獨特作用？

邱不苑：我先從“平衡”這個問題答起。我認為這種問法本身隱含了一種對立：好像私人情感不符合學術規范，而學術規范排斥私人情感。但自我民族志這種方法的價值觀正是在挑戰這種二元論。

民族志本是了解他者的人類學方法，當把自我作為田野時，我們其實轉換了一種認識論：如果自我與他者、主觀與客觀的界限并不分明，那么我們完全可以重新解構什么是知識、什么是他者、何為私人與公共……我們要挑戰的正是這個界限。

所謂“客觀中立”的研究規范，常被視為排除私人情感、客觀看待他者的態度，但這背后本身存在一種霸權，且“客觀”本身也是一種想象。在選擇任何議題時，我們已帶著主觀進入知識場域。若不認清這種“客觀”帶來的霸權，就會不自覺地延續殖民主義的學術規范。將自我帶入，正是要質問：私人情感本身，可不可以就是知識產生的來源？如果我們不去正當化情感在學術研究中的位置，便是在暗中為原有的霸權知識體系助力。

我并沒有在找平衡，因為我認為私人情感本身就是研究的田野，是知識的來源。這是《劍橋一年》的一個核心思想：我書寫大量私人故事、自我故事和情感故事，直到最后一章寫“擁抱”，是想說明，正因為我們的教育不斷規訓和沉默我們的身體與情感，所以當我們在親密關系中遭遇的創傷與問題時，我們不會擁抱自己，而是習慣在寫作中懲罰和自我懷疑。所有這些都與身體及情感在知識體系中被貶低或排除息息相關。我想把私人情感重新拉回正當的知識生產領域。

學人：那么，通過這種自我民族志式的書寫，對您個人梳理經歷，以及理解更廣泛的女性處境，具體起到了什么作用？

邱不苑：寫作對我個人起到了極大的梳理和療愈作用。它像煉金術，將無形的情緒提煉為有形的文字，當你能夠為經驗和情緒賦名時，就仿佛擁有了將它們從身體中拋出去的魔法。從一開始恐懼、顫抖著書寫，到現在能坦然敘述，這對我而言是巨大的釋懷。

同時，正因為帶有自我民族志的色彩，它會迫使你去思考私人經驗背后更大的共性與結構性問題。比如，最初的寫作沖動或許是出于情緒發泄的需要，但落筆后你會自問：這背后更深層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我的前夫在關系中不會處理憤怒？為什么那么多男性在家庭中天然認為自己是父權結構的掌權者？為什么在我的婚禮上，司儀（即使是女性）會自然地把話筒交給男性？這背后是怎樣的父權結構、重男輕女傳統和社會角色認知在起作用？寫作讓我試圖穿越簡單的二元對錯評判，去看到每個人行為背后更深的結構性原因。

《劍橋一年》

作者：邱不苑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5

學人：您提到從最初的痛苦書寫到完成自我療愈，并嘗試觸及更深層的問題。在這個從瓦解到新生的過程中，是哪個具體的瞬間或時刻，讓您決定將這段經歷寫成一本完整的書？

邱不苑：很難說有一個具體的時刻，這更像一種逐漸累積的勇氣。最初會有顧慮和恐懼，比如擔心他人反應。但在與朋友交流和作為寫作導師指導女性學員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自己不是一個人有類似經歷。我書中提到“心理淤青”的概念——很多人在關系中沒有遭遇原則性問題（如家暴），卻充滿了日常細微的、不被理解的不適與痛苦，這些常被我們自己覺得“不重要”而掩蓋。如果無人書寫，如果大家都覺得“家丑不可外揚”，這些經驗中的知識將永遠丟失。所以，我覺得必須去看見和言說。到這時，書寫不再僅僅為我自己，也為許多有類似遭遇的女性或關系中的弱勢方。同時，在劍橋的學習經歷，接觸女性主義和后殖民理論，也給了我理論上的勇氣，讓我意識到個體經驗本身就是公共經驗。

學人：您的寫作基于對一段經歷的回溯。請問您是如何處理“回憶”的？回憶是對過往經歷的真實再現，還是感受的再現？回憶可能夾雜著后天的創傷性回溯或美化的再造，您如何在書寫中處理“真實”與“感受”？

邱不苑：感受本身就是一種真實，關鍵在于我們如何理解“真實”。通常話語中的“真實”被等同于“客觀中立”，但這種“客觀中立”真的存在嗎？尤其在處理人際情境時，主觀真實同樣是真實的一種，視角不同，我們看到和感受到的真實就不同，但每種視角的真實都有其價值。

在回憶和書寫中，我能做到的是充分尊重我自己的主觀真實。它混合了我所記憶的事件如何發生，以及我當時的感受。當然，事件中的其他方會有他們自己的立場、記憶和“羅生門”，但作為寫作者，我只能呈現我這一部分的真實。

學人：您也提到自己是非虛構寫作導師。從記者到作者，《劍橋一年》的寫作，讓您對非虛構寫作的理念有沒有新的認識或更新？

邱不苑：與其說是理論更新，不如說是實踐的深化。我曾鼓勵學員勇敢書寫、不要過于在意評價，但輪到自己時，我經歷了和他們一模一樣的恐懼、擔憂和自我懷疑，這讓我更切身地體會了寫作者的心理過程。

關于真實與倫理的問題，在寫作中和出版后都會被不斷追問。你自己也會不斷自問：到底什么更重要？是保證安全，還是言說本身？言說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為了私人發泄，還是為了引發更廣泛的共鳴或揭示結構性問題？寫作是一個不斷接近和打磨“我為何要寫”的過程。

另外，國際上對非虛構的看法有逐漸與虛構融合或模糊界限的趨勢。我們開始討論，所謂的Nonfiction本身也是Creative的。每個人的回憶都或多或少經過主觀意愿的加工，而那個主觀目的本身就是一種“真實”。能否清晰意識到自己的敘事目的，而不是混沌地書寫，這很關鍵。當你在組織回憶時，這種基于主觀的敘事重構，算虛構還是非虛構？界限本身是模糊的。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具體地感受到了學術界為何會有這樣的討論。

英國西約克郡Arvon寫作營的山間小屋

學人：除了與您有相似經歷的女性讀者，您還希望《劍橋一年》與哪幾類讀者產生觸動或深度對話？您希望它面向何種公眾議題？

邱不苑：除了女性讀者，我也非常希望觸及對教育、對思考知識與身體情感關系感興趣的讀者。在全國新書分享時，我在重慶的那場活動就完全圍繞教育話題展開。書店主理人是一位母親，她說希望她13歲的女兒讀這本書。盡管有人覺得開篇寫離婚對青少年或許沉重，但她認為，親密關系與身體情感的教育恰恰需要從小開始。

我們的教育前18年過于強調成績和頭腦知識，有意壓制和沉默身體與情感。課堂上身體被規訓，情感表達（如“早戀”）被禁止。但18歲后，社會又突然期望我們能處理好親密關系。這中間的斷層導致許多問題。我希望這本書能引發對教育改革的關注：如何正視身體與情感？如果知識不只意味著頭腦知識，身體實踐和情感體驗也是知識，那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知識、更新教學和評估方式？

書中后半部分詳細寫了我在劍橋一個非常注重具身化（embodiment）的學習項目中的經歷，這種上課和論文指導方式如何改變了我對學術、知識的認識，并促使我反思自己與身體、情感的關系。我也將導師指導我的方法用在我的學生身上，看到他們從認為論文必須寫“外在于我”的課題，轉變為研究與自身真切相關的問題，這帶來了很大的改變。我希望我的書也能帶來類似的啟發。

停泊在倫敦運河上的一排船屋

學人：您反復提到想革新知識生產的范式，那么對您目前的認知和觀念來說，哪些書籍或理論家比較重要？您現在的博士研究關注哪些議題？

邱不苑：如果只推薦一本，我常推薦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的Teaching to Transgress。貝爾·胡克斯也是女性主義領域的領軍人物，在那本書里，她談到自己作為大學老師，甚至不知如何在課堂上提出上廁所的難題，由此展開對身體、情感、欲望在教育中位置的探討。這本書對我理解“知識是什么”非常關鍵。

我現在的博士研究也沿著這條路徑。我和同門正在編輯一本英文論文集，主題是“生活與愛作為研究方法”（Living and Loving as Research Methodologies）。我們提倡的研究方法，不再二元化地區分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而是主張研究者真實的生活、親密關系和愛等生命經驗，本身就可以作為研究方法。我的博士論文方向大致是把自己的生活當作田野，更具體地關注“以日常生活瑣事為基礎的教學法”，探索日常生活中任何微小的瑣事如何成為知識的來源。

學人：您畢業后的初步規劃，或者說將來的創作設想是什么？

邱不苑：我比較理想的狀態是能同時跨界三個領域。一方面，希望在高等教育學術圈繼續從事與后殖民女性主義相關的研究；另一方面，希望繼續寫書，特別是中文寫作，將生活經驗與知識生產結合；第三，希望能真正參與到創新教育的社會實踐中去。如果都能實現，會是“三棲”的狀態。當然，未來無法規劃太遠，還需看機遇。

02

劍橋經歷：擁抱混沌的勇氣

學人：您在書中反復提到了“愛與擁抱”這個身體實踐，并且將它具象化為街舞、脫口秀等身體活動。能否分享一個您認為最觸動您的通過運用身體實踐來突破困境的實例？

邱不苑：要舉實例的話，我推薦街舞和擁抱，它們非常真實地改變了我，我也都詳細地寫進書里了，我想知道你作為讀者對哪一個更有感觸，我再決定分享哪個。

學人：街舞吧。

邱不苑：我正經學街舞是九年前。我是有一些舞蹈經驗的，但是一開始學的是hip hop。學街舞則是在一種完全沒有計劃，而且是完全被欲望驅使、被吸引的情況下走進舞蹈教室的。當時一個非常帥氣的女生和一個街舞老師在跳舞，我覺得太帥了，就徑直走了進去。其實在此之前我根本沒有想要上hip hop課，所以這為我后續的學習埋下一粒種子。

我們談到教育的時候普遍會認為教學法就是設計課綱、教法，幫助學生學得更好。但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學習的起點其實與感性的欲望、吸引力息息相關，我們每個人應該都有這種經驗。比如，小時候你把自己喜歡的老師的那門課學得特別好，但是很不愿意上不喜歡的老師的課。這其實跟知識本身的吸引力沒有太大的關系，而是跟上這門課的人對你的吸引力有關。總之，我當時就是被這么一個帥氣的女孩子吸引，而后開始學習街舞的。

我學了兩年街舞還處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一直都沒有獲得突破。真正的突破是在兩年之后，有一次街舞老師對我們非常不滿，他覺得一群成年人，為什么跳起舞來渾身軟綿無力，不敢發力？hip hop這種舞蹈很需要用身體去釋放力量，但是我們釋放力量不夠，這不是因為沒有力量，而是因為我們不敢。這個不敢的背后其實是因為我們長久以來被某種社會規訓所約束。

邱不苑所在的劍橋校舞蹈競賽隊在全英高校舞蹈比賽中得到的獎杯

我從小學習古典舞、民間舞，這種舞蹈要求舞者很端正、很優雅，所有動作都要輕盈，例如腳點地不可以踩出很大聲音，因為那是很粗魯的表現，所以我們的一言一行其實都已經被一種無形的社會規訓所文明化了，導致我們壓抑了很多本來應有的力量，而不敢去或者也不知道怎樣去釋放。所以，為了讓我們釋放力量，街舞老師要求我們做一個非常簡單的動作——跺腳。他要求我們把全身的力量都投入到跺腳這個動作里去，把腳狠狠地跺在地上，發出很大的聲音。于是我們這五六個成年人就開始跺腳，一開始還是會很擔心吵到別人，跺得很輕、很斯文，也很拘謹，老師就一直讓我們再用點兒力。我們就這樣卯足了勁兒持續了5分鐘，跺得舞蹈教室塵土飛揚老師才滿意。通過跺腳，我發現身體其實有非常多的力量和能量，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或者不敢去釋放它。街舞或者hip hop是一種和其他舞蹈與眾不同的訓練身體的方法，它以不同以往的邏輯來代替文明的規訓。在hip hop這個舞蹈里，狂野、有力量、不受約束、粗獷才符合標準。

當標準完全被改寫，代之以用身體去感受和學習的時候，才會真實地意識到：原有的規訓是如何操控身體？如果要學習達到另外一種表現方法，這中間還要走多少路？這會成為自我覺察的開始。所以我就是通過跺腳這么一件小事，開始逐漸去思考怎么釋放自己身體的力量。其實在跳街舞時，如何釋放身體的力量這件事我并沒有做得特別好，直到老師讓一個小男孩給我們示范的時候我才被點通，原來身體是要這樣子去釋放力量的。

這個小男孩雖然這么小、個子還不到桌子的高度，但是他可以這么肆無忌憚地達到爆發的狀態。我想可能是因為小孩子被規訓得比大人少一些。看完他的演示，我就嘗試用他的感覺自己做了一下。老師看到后認為我進步明顯，就是那一個瞬間，我領悟了。

后來，我還把這段經歷寫成了一篇關于街舞的論文。我意識到這段學習街舞的經歷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成人和小孩二元對立關系的破除。如果我們一直以頭腦的知識為標準，那孩子累積的經驗可能永遠都達不到成年人的水平，但是當我們把身體作為另外的衡量標準時，會發現教學關系中的等級已經發生了調轉，即孩子是老師，而不是成人，因為他們受到了更少的規訓，所以就學街舞這件事情，確實給予我探索跟身體、力量和情感的關系深刻的啟發。

學人：回看劍橋大學，它作為一個世界頂尖的學術殿堂，在您重寫人生腳本的過程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是一個實驗室還是一面鏡子？是讓您更好地發現自己還是去做一個更新的工作？

邱不苑：好像兩者都有一些，它首先肯定是讓我能夠照見自己，才可以在認識自己的基礎上去做某一種更新，所以這兩件事其實是混合的。比如我剛剛提到的跳街舞的經驗，或者是我在親密關系中的經驗，這些都是我在上劍橋之前就已經具備的。

但是劍橋學習的過程其實是讓我在回看這些經驗時意識到，原來我還可以用學術的方式、用破除二元對立的方式去看待這些經驗到底給我帶來了什么。所以，它一方面讓我重新照見了這些經驗，同時又讓我知道這些經驗背后還有更多可以變成知識寶庫的東西。我去劍橋之后抱著一種既然來了就應該多體驗、多嘗試的開放心態，這又會鼓舞我去做更多以前不敢嘗試的事情，比如用英文表演脫口秀。但是在此之前，我甚至連中文脫口秀都沒有嘗試過，因此這種經歷會不斷塑造我。

這種不斷嘗試新事物的驅動力不僅會帶來實際行動的改變，也讓我對周邊所有的社會關系、討論的話題，討論的視角都發生變化，隨之而來的是我周遭人際關系的改變以及我對自己的重新認識。我從不同的人身上，發現原來同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這個部分書中也有涉及。

ACE課堂：拿著老師分配到的“魂靈探測儀”在校園草坪上找鬼

學人：您在書的開頭提到，無論離婚還是去劍橋，都是一個動蕩和重建的過程。普通人處在這樣的人生變故時往往會面臨兩難，即一方面需要內在堅定的信念去驅使做這件事情，另一方面似乎無法完全擺脫對社會認可的依賴。請問，您如何處理這種“向內求”和“向外證”（個體回應社會對個體的期待）之間的張力？

邱不苑：我28歲去劍橋的時候，通常的社會期待是這個年紀的女性應該成家生子、照顧家庭。我對社會期待的定義是一個需要人們普遍遵循的樣板，但它不一定適合我的個體情況，所以我會把它們進行剝離，社會期待是社會期待，它不是對我個人的要求。

我自己身邊的小環境目前還是比較開放跟寬容的。我認為當你的自我越來越強壯、自立，周邊的人也會不得不尊重你的獨立，因為他們發現沒有辦法真正影響控制你的選擇。

學人：您在書的寄語部分提到我們要有“擁抱混沌的勇氣”，您的人生經歷也同一般的社會期待具有距離。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在面對人生軌跡的時候都會有迷茫和斷裂，請問您做出選擇的勇氣來源于何方？您認為如何培養這種勇氣？可能付出的代價是什么？

邱不苑：我的勇氣來自低谷期被壓抑很久之后的自救力量，也來自身邊的朋友和師長對我的正向支持、引導和啟發。《劍橋一年》這本書前半部分提及的經歷就是人到了那個境地，心里還殘存著不希望活在他人期待中的信念和主動改變的動力。

除了離婚，書中還寫到是否出國這部分內容。我當時比較糾結是否要辭去一份穩定的工作，我的朋友就問我顧慮什么。我的回答是經濟來源，因為辭職后大概在半年到一年內沒有收入。朋友又問我損失的具體金額。我的回答是五六萬。于是，朋友給我分析，如果為了五六萬放棄未來的可能性，那接下來的時間都會生活在同樣的思維慣性模式里。這個朋友的話對我的啟發很大。事后我在復盤這件事情時意識到，我們不敢做出改變，其實是因為困在愛惜沉沒成本的思維模式里，因為舊世界都是安全和確定的回報，而新世界意味著未知和恐懼。

這個時候你要做出怎樣的選擇？我想這確實需要勇氣去踏出直面未知和恐懼的那一步。當你每一次面對的選項都是選擇未知和不確定性時，你會發現其本身實則沒有那么恐怖，比如我選擇出國，選擇留下來，選擇離婚，選擇劍橋，不管當時是否害怕或恐懼，沒有一個決定讓我事后后悔，甚至讓我落到更糟的境地。當你發現走進原來害怕的地方，還活得好好的，甚至活得更好時，你就會不斷地獲得正向反饋，越來越大膽，也越來越敢去做別人不敢做的選擇的勇氣，這是一個選擇的復利。

但當你做出的選擇是一直困在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或者情境里時，你會發現做出改變現狀的所有選擇的成本就越來越高，因為你從未培養和不確定性相處的“肌肉”。這種訓練跟健身一樣，如果你從來都沒有練過這塊肌肉，你無法突然舉50公斤的杠鈴。一個小的選擇，就像是加舉鐵片的過程，通過一點一點加碼到最后支撐起50公斤的重量。所以勇氣是可以培養的，是在一個一個細小的選擇中不斷更新自我覺察的過程。

羅賓遜學院的秋天

我有一個朋友在過去這十年做了和我完全相反的選擇，比如我們當時都想要辭職，結果我辭了，她沒有。當然，這也跟我們周邊的環境有關，我的環境會讓我很有意識地去找我欣賞的人——他們過上他們想要的人生，他們的態度會比較開放，所以我傾向于做開闊視野的選擇；但是她處在一個相對更穩定、更功利的環境，她的領導會恐嚇像她這樣的年紀辭職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而且她還有房貸、車貸，辭職的風險也確實很大，所以只好選擇留下來。一旦做出留下來的選擇，隨著時間的推移，辭職的成本就越來越高，她也就越來越難離開了。

03

女性視角：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息息相關

學人：下面是關于女性視角和女性敘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關于“向前沖”與處理“廢墟”的問題。當前女性敘事有一個傾向：將女性敘事與大女主搞事業、自我提升綁定，但是您的書深入情感的廢墟去探究那些并不直接、功利的正面提升。請問，您認為正視和處理情感以及創傷在女性成長中處于一個什么位置？以及它與我們所說的一味“向前沖”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

邱不苑：我認為，處理情感的創傷需要和不同女性的具體處境聯系。比如，有的人比較幸運，沒有那么大的創傷需要去處理，直接跨到“向前沖”的一步。但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這樣一個父權制的大環境下——多多少少在人生的某些階段都會遇到類似的情感創傷或者廢墟需要去處理。

不僅是女性，男性也一樣，只是男性更習慣于去壓抑、漠視它們。他們覺得情感這種事情太小兒科、太私人了，不屑于去處理。其實不管男女，大家都需要處理情感的“廢墟”，每個人都需要自我覺醒、自我成長，為你的“向前沖”奠定基礎，永遠沒有所謂的一直“全然向前沖”的狀態，因為向前沖是有基礎的——你需要有一個很穩固的自我心理基石，才能讓自己在“向前沖”的過程里不被輕易地打倒，打散，打趴。

我不是很清楚現在流行的女性敘事是什么，或者爽文大女主的女性敘事是一種怎樣的“向前沖”的狀態？

學人：一種“斷情絕愛”的狀態。

邱不苑：我覺得人當然可以做選擇，比如選擇只需要處理好跟自己的關系就自足自滿，不需要處在任何親密關系之中、所謂處在一種“斷情絕愛”的狀態。

但對我來說，自我本身就是一直處在關系之中的。親密關系或是關系，也不能狹隘地理解為一對一的異性戀范式下的親密關系，我覺得它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關系。這也是為什么我在書的后半部分——前三章都在寫我跟一個男人之間的糾結——寫如何從那個糾結中跳出來，以及到劍橋之后的故事。在此之后，我的人生開始和很多不同的人去建立鏈接，他們可能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師長，或者是曖昧對象、性少數群體等等。在多種多樣的關系中看見自我，找到自我，其實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讓你的世界更廣闊。當然，這并不妨礙我向前沖，因為一群人可以一起走得更遠了。至于完全斷情絕愛，我覺得要看斷的什么情、絕的什么愛，如果是那種toxic、很有毒的父權制范式下的兩性關系，那確實是得斷。

圖源：CathyPress

學人：談到女性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就會談到女性的處境或話語場。當女性議題被拋出的時候，性別對立這個概念也被拋出了。您認為作為一個女性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同時，在處理無論是與異性的關系還是您提到的與更多元的關系時，您是如何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同時，怎樣還能與他人產生比較深度的聯結？

邱不苑：其實這又回到了我剛剛回答的那句話，我覺得自我永遠不是獨立的，自我永遠都在社會關系之中，甚至不只是社會關系，也可以是跟自然的、跟非人類之間的關系。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性別獨立的話語，它產生于極其強調個體自我價值敘事的新自由主義這個時代大背景，所以你會看到非常多的情感博主在分析問題時，是以一種如何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分析我們如何處理兩性關系的。大家很多時候是不經思考地接受了這樣一種邏輯，因為我們所有的社會生產都是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大邏輯下，包括教育，也有分數排名這樣的競爭模式，畢業后到了社會上又繼續在企業里當牛馬，KPI考核讓所有人好像只有通過競爭才能夠抵達某一個金字塔的頂端。在這種競爭模式的機制之下，你就必須極其自我。

這種思維模式被帶到親密關系中，就導致我們要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或者某一種性別利益的最大化，導致我們必須采取對立，才能夠成為競爭中的贏家。我本人對這一套話語和邏輯是非常警惕的。我在劍橋所做的學術對這一邏輯也有批判和反思，我們想要用“后人類主義”這一理論作為思考的基礎。“后人類主義”強調把人類從中心的位置撤出來，放到一個認識論的邊緣或者說各種各樣的關系中，再去審視人。這樣就把一切為了人類的利益最大化服務，變成把人當成一個大關系網中的一個小節點，以此再去看我們如何能夠讓整個世界更好，或者是用一個更大的局面實現認識論轉變，讓整體的利益可持續化。在親密關系之中，自我不再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真正把自己放到關系里，觀察關系如何塑造彼此，我們又如何讓關系一起去進行某一種變革、進步。

正如“愛情是一個最小單位的共產主義革命”所說，兩個人如何在一段關系相處的過程中，以對方為鏡子去照見自己，也照見彼此。因為知道自己有很多盲區，而對方在關系里就是一面能夠照出自己盲區的鏡子，所以我們一起去彼此照見，一起去改變，一起去創造更新的世界，一起去“革命”，而不是去革彼此的命，搞性別對立。

學人：您在書中提到，想要去挖掘女性在傳統性別結構下以及親密關系里長久被壓抑和忽視的情緒，您在書中也探討了自己的經歷。那么，結合您的觀察和研究，您能否再具體描述一兩種未被言說的、在過往的經驗中沉默的或被忽視的情緒或困境？另外，您認為情緒是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女性的自我認知和人生選擇的？

邱不苑：如果要舉例說一個還沒有太被言說的情緒，那就可能是“羞恥感”。對我來說，羞恥感幾乎是一個塑造了女性群體的很根本的情感。我以前讀過安妮·埃爾諾的一本書，書名就叫Shame（《羞恥》）。讀這本書時我特別感同身受，我作為一個女生，從小就是在一種對身體的羞恥感的影響之下長大的，這種羞恥感會讓我們做出非常多的不自覺的自我規訓。

“羞恥感”體現在很多細節上，比如我們不敢擁有自己的話語權，不敢大聲講話，不敢表達自己的主張，甚至不自信、不信任自己的身體，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根本就覺得身體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羞恥，因為覺得女性的身體與性欲望高度相關。而在社會語境下，性和欲望本身又是和骯臟、風流等一系列的非常負面的、帶有色情意味的暗示相關。所以，我們有一種不敢正視自己的身體，拼命想要把它隱藏和消滅掉的沖動。這也會造成我們在處理兩性關系甚至是在自己的身體受到侵犯的時候，不敢真正承認自己的感受，而會下意識地自我譴責，覺得自己變臟了，然后不斷強化這個羞恥感。

這種羞恥是父權下的一個很隱秘的武器，就是用羞恥感來控制女性。以至于在這種控制之下，結構性傷害的后果都要由女性自己來承擔，因為受害者會自我譴責。

除此之外，女性還不敢言說身體、性和情感。女性在談論這些話語的時候，會有一種難以啟齒的羞恥感，還有月經羞恥……其實我覺得女性這個群體它就是被“羞恥”所定義的，至少我們這一代是這樣的。

在書中講脫口秀那一章里，我微微寫到一點這類事情。當我第一次面對很多陌生人用非母語講所謂的一個“黃色笑話”（實際上并不色情）的時候，我的感受是：我是絕對不可能用母語去講這個段子的。哪怕在書里寫出來，我都會覺得很羞恥，因此那是全書唯一一個沒有翻譯的地方，因為我還是會有那個羞恥的感覺。

學人：您剛剛提到了羞恥感，提到了自我規訓，那么您會覺得這是一個東亞女性更容易遇到的問題嗎？您身處劍橋這樣一個跨文化的場域，是如何回看這種東亞性的女性屬性的？

邱不苑：在現在這個時代看來，這個問題好像的確是更東亞性的。我們和一些西方的女生也討論過類似的議題，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除了地域，它還有時代的變化在里面。比如中世紀的西方，女性也有類似的身體羞恥，只不過是到了現在，她們已經跨越了當年的困境，進入到另外一種對身體類型的要求里。

比如作為東亞女性，我們對于毛發的羞恥感會有很多，我的導師，作為一名白人女性，也會有類似的身體焦慮，但她焦慮的點跟我們完全不同。她焦慮的是大家太關注她的身體，由于她的身材太過性感、美麗，她經常被人找去做模特，會被很多目光吸引，但是她不想要被關注，而想把自己的身體藏起來。她知道，“她身體好”這件事是一種資本，甚至可以換得金錢，但是她希望大家破除這種關注。所以，她開始有意暴飲暴食，把自己吃得非常胖，避免大家關注她的身體。一直到現在，她的身體都沒有恢復到之前的狀態。

在這些例子中，你會看到人們對身體，尤其是對一副可以生育的性感的身體的關注，不管在東西方都是存在的，只是人們處理的策略不一樣，而且存在很大的個體性。我相信也有非常多西方的女生，困在一種“我在利用我的身體資本”的矛盾中，由此產生的相應的問題，即：我要與之同流合污，還是我要反抗它？

學人：我們聊到了東亞女性的問題，您也提到后殖民勢力下的女性主義立場，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與您目前在做的教育之間的融合？它們在融合之后對當代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或力量？

邱不苑：我覺得后殖民主義跟女性主義是我做研究的比較根本的兩套理論體系或價值觀。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本身就是息息相關的，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從曾經的弱勢者的視角想要去反叛、挑戰之前的一些學術傳統。這個學術傳統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殖民主義話語，就是依照西方標準建立起來的一套邏輯二元對立、理性大于感性、客觀大于主觀的哲學話語。這套方式定義了我們現在最主流、最傳統的學術知識。

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的冬日

當我們要用一種后殖民主義的方法和理論去重新思考學術的時候，在我看來就必須做到形式和內容的統一，你不能嘴上說或者論文里寫我們要“后殖民”、要反抗殖民主義的那些種傳統，同時還在殖民主義體系的話語之內不自覺地迎合他們的要求。對我們來說，后殖民主義很大程度上也是革新我們做學術的方式，如果說身體在之前那套殖民主義的話語里是被漠視的，那么當我們現在重新審視身體、情感和實踐時，用這樣的方式或思考方法，我們可以如何重新寫論文，定義知識和學術。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的實踐本身就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知識，不一定要用話語文本的方式去呈現，我們也可以用身體的方式去呈現，比如說一個表演，一個展覽，一個工作坊的實踐，甚至是生活本身，比如說一段親密關系。

女性主義其實是在同一套邏輯之下，看起來我們反對的是一套父權的結構，但那套父權的結構和殖民主義的結構是共謀的，就是在整個歷史中，這兩套話語已經非常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為什么《劍橋一年》是一本非常女性主義的書？并不是因為它只是一個看似大女主離婚后去劍橋讀書的故事，更是因為它的內核對我來說是一個強調身體與情感的故事，而身體跟情感在歷史上總是和女性相連，女性又總被認為是更感性的。文學史里有非常多的“瘋女人”的形象，因為人們覺得女人才會情感失控，才會歇斯底里，而男性通常都是以一種非常理性的、指導大局的形象出現。實際上，“歇斯底里”這個詞的出現本身也是為了污名化女性精神失控的現象。

那么，當我們說女性主義的時候，其實也是同時在批判或者是挑戰一個以理性知識為中心和霸權的知識體系。所以，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是緊密結合的，它們的看法、觀點或者做學術的方式都有非常多的共通之處。其實我把二者結合起來，就是在以另外一種方法做學術，找到一個理論根基，書寫我自己的故事，我不需要去平衡我的身體和私人情感，因為我的私人情感就是我的學術研究。

學人：您剛剛提到了“歇斯底里”，這是一個很福柯的問題，由此也引出一個關于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這樣的后現代理論和后現代視角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在面對一個現象、一個矛盾的分析和思考時，直接穿透這些現象回到一個對于結構與權力關系的討論時，是否會對這個現象的具象性有一定程度的抹殺？比如給她打上“女性”的標簽或者“被殖民”的標簽，會不會在某種程度上抹殺了其個性？您是如何對后現代理論再反思，避免這樣標簽式的問題的？

邱不苑：我對部分學者的理論不是特別能進入，尤其當他們的理論討論雖與自身經驗相關，但會隱藏自我經驗，只呈現思考結果。而貝爾·胡克斯等女性主義學者則不同，她們會暴露自我，讓讀者清晰地看到思考如何經由個體經驗抵達。

其實每種思考都離不開思考者自身的主觀認知，但呈現方式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流派處理自我與學術知識關系的方法有差異，沒有絕對的對錯。我的知識體系決定了我需要知識與實踐高度相關、能產生聯結，才能理解和進入；但有些人可能更傾向于穿透個體直達結構性討論。這兩種方式都有其意義和價值。

關鍵是，要尊重知識入口的多元，不能將某一種入口變成唯一霸權，否則會磨滅其他人理解知識的方式。我之前很長時間無法進入學術，覺得自己不適合理論研究，看理論著作總是一頭霧水，直到在劍橋接觸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學者的作品，加上導師的指導，才慢慢找到了方向。

學人：您在采訪中反復提及身體與教育，想了解您如何在教育實踐中運用被壓抑和忽視的身體部分？拋開文字與理論，實踐中該如何發掘和運用這一維度？

邱不苑：我可以結合劍橋的具體上課方式來回答，我在書里也寫了很多。我所在的專業是藝術創造力與教育（ACE），其他分支的同學都覺得我們的上課方式很“奇怪”，因為我們的教學形式非常多元且靈活。

第一節課老師會讓我們圍成圈，想象手上有一個杯子，通過拋杯子游戲，在杯子的不斷變化中討論關系性、主觀知識的交流與生產；會做兩點連線游戲；會去植物園觀察葉子分型；甚至會在校園里“抓鬼”——以此討論歷史、未來，思考當下的認知如何被過往與未來的“痕跡”所影響。我們還會做藝術裝置，在實踐過程中展開討論。

這種教學沒有預設的討論方向，因為每個人的視角不同，即便經歷相同，看到的也可能不一樣，所以每節課都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探索。其他專業大多是執行計劃式的：入學前確定研究課題，按學期推進采訪、田野調查、梳理資料；而我們的專業更注重個人對未知的探索，允許自我更新與改變。入學時帶的課題只是一顆種子，過程中可以隨時調整，老師會包容各種天馬行空的想法。我最終的畢業論文題目和“擁抱”相關，這是入學時完全沒想到的，也得益于這種開放的教學模式——它和尊重身體、情感的邏輯一致，因為身體與情感本身就是不斷變化、無法提前預設的。

學人：謝謝邱老師接受我們訪談。最后，我們想請您給“學人”的讀者和《劍橋一年》的讀者留下一段話。

邱不苑：很多人問我，是不是因為上了劍橋，才能寫出這本書，好像我那些所謂“失敗”的感情經驗，只有通過“進入劍橋”這樣的大事件才能獲得正當性。其實，劍橋只是給了這些經驗一個被更多人看見的機會。

這種改變并非劍橋專屬，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并實現。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中的“劍橋”——每個人與自己和解、找到自我力量的方式都不同，劍橋是我的幸運之選，而你們也一定會有屬于自己的獨特路徑。

*文中圖片未注明出處者，均為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