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訪華，黃金互補期終結后的試探

2026年2月下旬，德國總理默茨率領自默克爾時代以來最豪華的經濟代表團抵達中國，首站北京，第二站專程前往杭州，走訪了宇樹機器人等前沿科技企業。

這一行程的背后藏著一個意味深長的邏輯：宇樹機器人所代表的，正是中國在具身智能領域以應用驅動、快速迭代為核心的新型創新范式——而這恰恰是德國工業文化中最陌生也最需要補課的那門課。

默茨此行官方定性是“尋求戰略伙伴關系”，但行前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已毫不含糊地將中國定性為“有系統地重新定義國際秩序”的新強權。

一手批評、一手合作——這種看似矛盾的姿態，其實精準折射出德國當下真實的處境：一方面深陷結構性經濟危機無法自拔，另一方面又無法回避中國對其戰略利益構成的多維挑戰。德國在外交上的模糊，顯示的是現實的兩難。

德國經濟的危機并非渲染

有人會問：德國GDP去年僅下降0.1%甚至勉強錄得0.2%的微弱正增長，這算什么危機？

這個質疑看似有理，實則忽視了德國經濟下行的深層性質。德國萊布尼茨經濟研究所的測算顯示，自2022年以來的多重危機造成的累計實際經濟損失已接近一萬億歐元，遠超2001至2004年經濟停滯期的約3600億歐元，也超過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的約5250億歐元。

以上數據衡量的不是GDP的絕對跌幅，而是相對于潛在增長軌道的永久性損失，這才是判斷危機深度的真正刻度。

企業倒閉數據更令人警醒。2025年德國破產企業數突破1.76萬家，創下20年來新高，其中2025年12月單月破產數較前一年激增15%。這一數字的可怕之處不在于規模，而在于覆蓋面——從老牌制造商到零售業態，從餐飲到物流，破產潮跨越幾乎所有行業。

曾是東德最大香腸制造商、擁有3000名員工的Eberswalder Wurst宣布關廠，時尚品牌Esprit在德國市場退場，電商巨頭Zalando關閉位于埃爾福特的物流中心、2700人失業。

英國《經濟學人》對此有一個準確的判斷：此前德國的危機往往集中于特定產業，如今的低迷已蔓延至所有產業的橫截面。這是系統性問題，不是局部調整。

就業數據則提供了另一個維度的佐證。德國工業部門2025年全年流失12.4萬個就業崗位，降幅2.3%，其中汽車行業獨占5萬個。自2019年新冠疫情以來，工業就業人數減少已接近5%，汽車行業更是大幅下降13%。

同期，依賴對華出口的就業崗位自2021年峰值的約110萬人已縮減超過40萬，降幅超過三分之一。這意味著曾經由中國市場繁榮支撐的德國工人就業，已大規模陷入空洞化。德國經濟研究所（IW）的分析指出，這不只是統計數字，而是德國特定地區、特定產業工人的真實生計斷裂。

推動這場危機的力量是多元且相互疊加的。能源成本首當其沖——去俄化后德國天然氣價格長期高于美國及亞洲競爭對手，制造業“開工即虧本”的困境在化工、冶金、玻璃等高耗能行業已不是個例。

外部需求萎縮也在持續施壓，過去德國出口的全球市場邏輯建立在兩個前提下：一是中國這個最大增量市場的持續擴張，二是歐盟內部市場的穩定消化能力。如今兩個前提同時動搖。而內部積弊——數字化滲透率不足、審批官僚化嚴重、基礎設施老化、工程師短缺、勞動力人口結構失衡——則是德國長期以來未能疏解的慢性病。

德國工業聯合會（BDI）主席彼得·萊賓格的措辭是“正在自由落體式下跌”，并明確指出“這不是周期性下滑，而是結構性衰退”。這句話來自代表逾10萬家制造企業的頂級游說機構，其重量不可輕估。

AI時代的工業4.0幻覺

如果說德國經濟危機的第一重打擊來自全球貿易格局的重組，那么第二重打擊則恰恰來自德國最引以為傲的領地——工業4.0。

工業4.0作為概念，德國是全球的原始發起者。2011年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這一詞匯首次進入世界視野，其愿景是通過物聯網、信息物理系統（CPS）和智能制造將工業生產帶入第四次革命。

十余年過去，德國在工廠自動化的硬件層面確實積累了深厚優勢——西門子、博世、SAP等企業構建的工業互聯網底層能力在全球仍屬一流。然而，工業4.0的核心承諾——數據驅動的生產優化、跨系統的實時協同、從硬件到軟件服務的商業模式轉型——在德國工業界的真實落地率卻遠低于預期。

以上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國制造業以中小型“隱形冠軍”為主體（VDMA的3500家成員企業中約90%雇員不足250人），這類企業普遍資源有限、數據孤島嚴重、數字化轉型內生動力不足。概念的先發優勢并未自動轉化為產業數字化的全面領先。

AI時代的到來則使這一落差急劇放大，并以一種德國不擅長的方式重寫了競爭規則。當今AI革命的核心資產不是精密機床或可靠的流程工程，而是海量數據、算法生態與快速迭代的軟件創新能力——而這三者恰恰是德國的系統性短板。

德國沒有形成具有全球規模的消費互聯網平臺，缺乏能與谷歌云、亞馬遜AWS、阿里云、微軟Azure相抗衡的本土云基礎設施，也沒有能聚合龐大用戶行為數據的AI訓練底座。

在生成式AI、大模型推理與強化學習等前沿方向，德國既無OpenAI量級的基礎模型公司，也缺乏如中國DeepSeek這樣以架構創新實現彎道超車的顛覆者。歐洲監管層面對數據隱私的高度敏感（GDPR），在保護公民權利的同時，也客觀上抬高了AI訓練和部署的制度成本。

更深層的問題是創新文化的錯配。德國以嚴謹、可靠、以質量為核心的工業文化在精密制造時代是護城河，但在AI驅動的應用創新時代，這種文化有時反而成為枷鎖。

“先把產品做完美再推出”的邏輯，在面對“先發布再迭代”的互聯網式創新競賽時往往落于下風。默茨專程前往杭州參訪宇樹機器人，這個細節絕非偶然——宇樹的四足機器人從技術立項到產品商業化，走過了一條典型的中國式快速試錯路徑，其核心競爭力不在于某一項技術指標的碾壓性領先，而在于軟硬件的快速整合與應用場景的持續拓展。

這種“應用驅動、速度優先”的范式，對主導著工業機器人全球市場的德國KUKA（現已被美的收購）來說，是一場值得認真審視的競爭啟示。

當然，斷言德國制造業已全面落伍是一種草率。在高端數控機床、特種化工、專業醫療器械、工業傳感器等深度垂直領域，德國的技術壁壘依然扎實。

蔡司的光學、赫羅伊斯的特種材料、英?？档墓I過程控制——這些企業的護城河建立在幾十年的工藝積累與行業認知上，不是單靠數據量和算法就能短期顛覆的。但是，他們真正的風險在于：如果德國不能在AI與高端制造的交叉點上盡快找到新的增長邏輯，這些護城河的維持周期也將面臨挑戰。

中德經濟的黃金互補期已終結

過去四十年，中德經濟合作建立在一個近乎完美的互補邏輯上：中國提供勞動力成本優勢、制造產能和龐大的市場需求；德國提供技術、品牌、資本和精密制造能力。

這一模式在21世紀頭二十年為雙方創造了巨大的共同紅利。然而，當中國完成了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歷史性躍升，這種互補性便不可避免地演變為競爭性。

美國智庫榮鼎集團2月10日發布的報告將這一轉變明確命名為“激烈產業競爭時期”，并梳理出三個核心趨勢：德國對華出口的結構性下滑、德國企業在華利潤率與市場份額的雙重萎縮，以及兩國在全球第三方市場上的直接競爭日益加劇。

汽車產業是這一范式轉移最觸目驚心的案例。曾經，汽車出口占德國對華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大眾、寶馬、奔馳在中國市場的超額利潤支撐著整個德國汽車產業鏈的運轉。

而根據最新數據，2025年德國汽車對華出口暴跌66%，回落至2009年金融危機后的最低水平。與此同時，中國電動汽車品牌在歐洲市場的份額從2020年的不足1%飆升至2025年的12%。比亞迪、蔚來、極氪正在主動攻入德國企業的“腹地”。這已不是此消彼長的市場份額爭奪，而是產業話語權的結構性重組。

面對這一現實，德中之間的合作訴求必須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對德國而言，最迫切的需求有三：

其一，要求中國市場提供真正公平的競爭環境，減少隱性補貼和本地化供應壓力對德企的擠出效應；

其二，尋求關鍵原材料供應鏈的多元化，降低對中國稀土和電池材料的過度依賴

2025

年中國收緊稀土出口限制、并短暫暫停安世半導體出口，已讓德國汽車行業切身感受到供應鏈武器化的脆弱；

其三，在對等開放原則下，推動中國在政府采購、技術標準制定和金融服務市場上進一步開放，以抵消貿易失衡帶來的結構性不公平。

對中國而言，德國的價值也已進入重新校準階段。在純粹的技術吸收層面，隨著中國在眾多制造領域完成了本土替代，過去那種“以市場換技術”的邏輯已大幅弱化。

但德國對中國仍具有三個層面的不可替代價值：

第一，在高端精密制造的底層能力上

——特種材料、精密光學、工業軟件、專用設備——德國依然處于全球前列，這是中國實現從

制造強國

質量強國

躍遷過程中依然需要深度合作的領域；

第二，德國是歐盟最重要的政策塑造力量，處理好對德關系，在貿易爭端、技術脫鉤、人權議題等方面擁有與整個歐洲集體博弈的杠桿；

第三，在特朗普政府對歐盟施加持續經濟與安全壓力的背景下，一個尋求

戰略自主

的德國，客觀上具有與中國構建更多戰略對話空間的動機

——北京無疑清楚地看到了這個窗口。

未來中德合作更有價值的路徑，應當主動從傳統制造領域向三個維度延伸——

一是氣候與綠色技術領域的深度協作

德國在風能、綠氫、儲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上擁有成熟方案，中國則擁有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制造產能和應用市場，雙方在清潔能源技術的標準制定、共同研發與規模推廣上有巨大合作空間。

二是在全球南方的第三方市場合作

在非洲、東南亞、中東的工業化進程中，

德國技術標準

中國制造效率

本地運營體系

的協同模式可以實現

1+1>2

的效果，這是雙方在不直接競爭的場域中構建互利關系的可行路徑。

三是人工智能治理與數字標準領域的規則對話

面對中美兩國在

AI

領域的激烈博弈與規則碎片化，德國有動力也有能力在

AI

倫理、數據跨境流動、算法透明度等議題上扮演

第三極

角色，而這一角色的實現需要與中國維持足夠的對話渠道。

不要低估德國

在當前的敘事中，有一種傾向值得警惕：因為德國經濟陷入困境，對華出口暴跌，便低估甚至輕視德國對中國乃至對整個世界的戰略價值。這是一種視野短淺的誤讀。

首先必須清楚的是，德國是歐盟真正的“定盤星”。歐盟27國的共同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和對外戰略，在關鍵時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由柏林的態度決定。

對華加征電動汽車關稅，最終的決策過程中德國的反對意見發揮了相當的制衡作用；中歐投資協定的擱置與重啟，也與德國政界的立場高度相關。

換言之，對中國而言，德國是一個可以以小撬大的戰略支點——處理好與柏林的關系，本質上是在影響整個歐洲與中國的關系走向。這個邏輯無論中德貿易數字如何變化，都不會失效。

其次，德國的文化軟實力和模式吸引力并未隨經濟下行而消散?！暗聡圃臁彼休d的工匠精神與質量文化，是一種全球公認的信譽資產，而非單純的商業標簽。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將課堂學習與企業實訓深度結合的模式——是中國在應對產業升級中技能人才短缺問題時最感興趣的制度參照之一。

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在強調市場競爭效率的同時嵌入勞資共決機制和社會安全網，是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獨特路徑，其參考價值不因經濟波動而降低。

從更長的歷史尺度看，德國在統一后如何用十余年時間完成東西部地區的艱難融合，也是全球化語境下處理發展不均衡問題的寶貴經驗。

再者，德國的知識與科研底座仍然居于全球第一梯隊。馬普學會（Max Planck Society）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的全球聲譽，弗勞恩霍夫協會（Fraunhofer Society）在應用技術轉化上的系統性優勢，使得德國的研發體系具有從基礎理論到產業落地的完整鏈條。德國大學每年培養的工程師和自然科學家，即便有部分人才流向英美，總體上仍為德國高端制造提供了堅實的人力資本基礎。在量子計算、核聚變基礎研究、生物醫藥等未來產業的前沿陣地上，德國的科研積淀絕不可以用一兩年的GDP數據來度量。

還有一點容易被忽視：德國作為歐洲最主要的“現代化敘事”輸出者，其社會運行方式和政治文化對許多國家具有深遠影響。一個與中國保持穩定、成熟、規則化雙邊關系的德國，有助于為中國在歐洲乃至全球的形象提供正面背書；而一個對華充滿敵意、走向戰略封堵的德國，則可能成為歐洲內部形成對華強硬立場的核心催化劑。因此，北京對柏林的戰略價值認定，不應僅僅停留在雙邊貿易賬本上，而要放入整個中國與西方世界關系的宏觀棋局中來理解。

結語

默茨訪華，不是一次重燃激情的重逢，而是一次帶著清醒判斷的試探性會面。它意味著雙方都在承認：過去那個建立在高度互補基礎上的“黃金時代”已不可復制，但徹底切割既不現實，也非所愿。

這是兩個在結構轉型期都面臨巨大內部壓力的經濟體，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尋找最低限度互利空間的務實嘗試。

這個過程注定不會平滑?！跋到y性競爭者”的標簽一旦貼上，便不是一次訪問所能揭去的。但競爭與合作并存的雙軌框架，仍然是目前雙方都能接受的最現實邏輯。

默茨在杭州觀看宇樹機器人的那一幕，也許正是這種邏輯的最好注腳：即便競爭已近在眼前，觀察與學習依然是前進的必要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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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北大匯豐商學院智庫世界經濟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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