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星期五(3月6日)引述三名美國知情官員消息,披露俄羅斯正在向伊朗提供有關美國軍事資產的位置信息,涵蓋美軍在中東地區的軍艦和飛機等核心部署。面對這一敏感爆料,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60分鐘》采訪時拒絕予以證實,卻先拋出一句極具威懾性的表態:“我們密切關注一切。”隨后進一步宣稱:“美軍司令對一切了如指掌,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情報。我們知道誰在與誰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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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言論恰逢俄伊協作爆料引發外界對美國情報能力質疑的敏感節點,難免引發廣泛討論:赫格塞斯的表態究竟是為穩住局勢、震懾對手的“吹牛話術”,還是美國真的具備通過手機后門、黑客網絡攻擊等手段,竊聽所有其想監控人員通話記錄的“全能實力”?答案并非非黑即白:美國確實擁有全球頂尖的情報監控體系,手機后門、網絡攻擊等均是其常用竊聽手段,赫格塞斯的言論有一定現實支撐,但“知道誰在與誰通話”所隱含的“竊聽一切”,本質上是夸大其詞的政治宣傳,而非可實現的技術現實——美國的監控能力始終存在難以突破的技術與現實局限。
首先必須明確:赫格塞斯的言論并非完全空穴來風,美國情報機構的監控能力,尤其是針對通話的竊聽能力,早已通過諸多公開案例得到證實,手機后門與黑客網絡攻擊更是其核心手段,這一點從近年來曝光的多起泄密事件與網攻案例中可清晰佐證。作為全球網絡攻擊與竊密的始作俑者,美國自“9·11”事件后,便以“國家安全”為名,通過立法擴大情報部門權限,投入巨額資源構建規模化監控網絡,借助大數據、機器學習等新技術,讓原本在信息獲取與分析上捉襟見肘的情報系統,快速成長為具備大規模竊密能力的“恐怖機器”,竊聽通話、竊取數據早已成為其常態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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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機后門利用方面,美國情報機構早已實現對各類智能設備的全鏈條滲透,無需依賴額外黑客攻擊即可實現隱蔽竊聽。美中情局“史上最大數據泄密案”曾揭露,其前軟件工程師向維基解密提交的8761份機密材料顯示,中情局不僅可在三星等品牌的網絡電視機中植入竊聽程序(即“哭泣的天使”項目,讓電視“假關機”后錄下房間對話并傳輸給情報服務器),還能利用病毒、木馬等工具入侵蘋果、安卓智能手機,暗自竊取通話記錄、語音信息等核心情報。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還通過供應鏈滲透預置后門,例如2023年俄方披露,蘋果公司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合作,在iOS系統中預留未公開接口,導致數千部外交人員手機遭竊聽;維基揭秘的泄露文件還顯示,CIA已掌握iOS系統14個安全漏洞、安卓系統二十多個安全漏洞,可借此實現隱蔽竊聽,而蘋果、谷歌等科技公司只能通過持續升級系統修補漏洞以應對。此外,美國還強制運營商在合約機中預置“Carrier IQ”等監控軟件,曾在1.41億部設備中非法收集短信、按鍵信息及通話內容,實現“被動式竊聽”,進一步擴大了竊聽覆蓋范圍。
黑客網絡攻擊則是美國突破加密通信、實現精準竊聽的重要補充手段,其技術成熟度與攻擊范圍均處于全球領先水平。NSA等機構長期收集零日漏洞,研制各類網絡攻擊武器,針對手機、通信基站等設備發動精準攻擊,獲取通話數據。例如2019年曝光的“Simjacker”攻擊,NSA利用SIM卡漏洞,通過發送特殊格式短信,即可觸發漏洞并執行惡意指令,實現對手機用戶的通話監聽、位置跟蹤,此次攻擊涉及全球29個國家的61家運營商,覆蓋10億手機用戶。更具威懾力的是,美英情報部門曾聯合組建小組,通過黑客手段侵入全球最大SIM卡制造商金雅拓的內部系統,盜取用以保護手機通信隱私的加密密鑰,無需得到電信運營商和相關外國政府同意,即可監聽全球手機通信,且不會留下監聽痕跡,相當于掌握了“萬能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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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NSA的“量子”系統可劫持運營商流量,在用戶訪問網頁時植入木馬,突破iOS、安卓等系統的安全防護,進而竊聽通話內容;其“三角測量行動”更是利用iMessage零日漏洞,無需用戶操作,即可竊取手機麥克風錄音、通話記錄等敏感數據。國家安全機關近期破獲的美國安局重大網絡攻擊案也證實,NSA曾利用境外品牌手機短信服務漏洞,秘密網攻控制中國國家授時中心工作人員的手機終端,竊取敏感資料,足見其網攻竊聽手段的隱蔽性與攻擊性。這些案例充分證明,美國確實具備通過技術手段,竊聽特定目標通話的強大能力,赫格塞斯的表態并非完全“吹牛”。
但必須清醒認識到,“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情報”不等于“知道誰在與誰通話”,更不等于“竊聽一切”——赫格塞斯的言論,本質上是結合美國情報優勢的政治宣傳,存在明顯的夸大成分,這與其自身履歷特點也有一定關聯。作為憑借對特朗普的忠誠上位、缺乏高級別行政管理經驗的國防部長,赫格塞斯習慣通過強硬表態彰顯美國實力,此前就曾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極具威懾性的言論,此次面對俄伊協作的爆料,其言論更多是為了震懾對手、安撫國內輿論,而非對美國監控能力的客觀描述。更為關鍵的是,美國的情報監控始終存在諸多技術與現實局限,無法實現“無差別、全覆蓋”的竊聽,所謂“竊聽一切想監控人員的通話記錄”,只是難以實現的政治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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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術層面來看,加密技術的普及與更新,不斷壓縮美國竊聽的空間,使其難以實現“竊聽一切”。如今,全球主流通信軟件(如微信、Signal、Telegram等)均采用端到端加密技術,通話內容僅在通信雙方設備之間傳輸,即便美國情報機構通過黑客攻擊獲取設備權限,也難以破解加密算法、獲取完整通話內容。正如斯諾登在維基揭秘曝光CIA黑客項目后所糾正的,美方攻擊的是智能設備的操作系統,而非加密應用本身,即便侵入設備,也無法直接破解端到端加密的通話內容,只能通過獲取設備底層權限等間接方式獲取信息,無法做到“無往不利”。
同時,手機廠商與通信運營商也在不斷強化安全防護,修補后門漏洞、升級加密協議,進一步提升了通話安全,讓美國的后門竊聽與黑客攻擊難度大幅增加。此外,美國的監控技術雖先進,但仍受限于設備硬件與網絡環境,對于偏遠地區、無網絡覆蓋區域的通話,或采用小眾加密通信設備的目標,其竊聽能力將大幅下降,甚至完全失效,無法實現“全覆蓋”竊聽。
從現實層面來看,美國的監控行為受到法律約束、目標優先級限制,且存在“監控盲區”,無法實現“無差別竊聽”。根據美國《電子監控法》(Title III)等相關法律,美國情報機構實施電子監聽需獲得高級官員批準及法院授權,且需遵循嚴格的程序限制,并非可以隨意竊聽任何人員的通話。盡管美國國安局的指導條令第18條規定,未經最高法院大法官書面允許,不得監聽美國公民及境內組織,但實際操作中,美方常通過與外國情報機構合作,讓他國收集美國公民情報后分享,以此繞開法律紅線,即便如此,這種操作也無法覆蓋所有監控目標,仍存在大量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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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美國的監控資源有限,需優先針對所謂“國家安全威脅”目標(如恐怖組織、敵對國家相關人員)進行監控,無法對所有想監控的人員實施無差別竊聽——全球數十億手機用戶、海量通話記錄,即便有大數據技術支撐,也難以實現全面監控與分析,必然存在大量“監控盲區”。
綜上,赫格塞斯“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情報。我們知道誰在與誰通話”的表態,是“實力展示”與“政治宣傳”的結合體。美國確實擁有全球頂尖的情報監控能力,手機后門滲透、黑客網絡攻擊等手段成熟且常用,能夠實現對特定目標的精準竊聽,這是其言論的現實支撐,并非完全吹牛;但“知道誰在與誰通話”所隱含的“竊聽一切”,則是明顯的夸大其詞,受加密技術發展、法律約束、資源限制等多重因素影響,美國根本無法實現對所有想監控人員通話記錄的全面竊聽。
赫格塞斯的這番言論,本質上是在敏感時期釋放的威懾信號——面對俄伊協作的爆料,通過夸大自身情報能力,震懾對手、穩住局勢,同時安撫國內對情報系統的質疑。但輿論需清醒認識到,美國的情報監控能力雖強,卻并非“全能”,其“竊聽一切”的宣稱,更多是政治話術,而非技術現實。而美國動輒以“國家安全”為名,濫用手機后門、黑客攻擊等手段實施全球竊聽,既侵犯他國主權與公民隱私,也破壞全球網絡安全秩序,這一點,遠比其言論本身更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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