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是由復旦發展研究院和豐實集團共同打造的中美關系研究的學術平臺
美國與以色列聯合發動的軍事行動震驚世界。伊朗在遇襲后迅速作出回應,在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的同時,還向以色列本土及海灣地區國家發射彈道導彈與自殺無人機,雙方均損失慘重。截至目前,本次沖突的嚴重程度已超出預期,并迅速外溢演變為中東地區的多線高強度對抗,不僅直接沖擊全球能源供應鏈的安全與穩定,更引發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塑以及大國間戰略博弈的全面升級。
國際社會對此反應不一,并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敘事:支持方視之為“必要的自衛”與“去核化的必要手段”,反對方則將本次沖突定性為“非法侵略”與“對主權國家元首的暗殺”。本文將分析當前國際社會對本次軍事行動的兩種敘事,并分析美國聯合以色列發動本次軍事行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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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發動襲擊當天,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講話,宣布美國已開始在伊朗開展“重大作戰行動”。 圖源:The White House
01
支持方敘事:自衛與威懾
在國際關系中,“敘事”通常在三個層面發揮作用。第一是國際體系層面。政治行為體通過公開話語,表達對國際秩序本質、國際正義原則的理解與立場,或圍繞“應當構建何種國際秩序”展開激烈的話語競爭與辯論。第二是政策與議題層面。行為體針對具體議題性質,戰略性地運用話語手段進行影響,例如在國際談判、軍事威懾、危機溝通等場景中,通過修辭選擇、框架設定來塑造博弈情勢、改變談判結果或危機走向。最后是身份認同層面。行為體在國際舞臺上持續投射和建構自身身份,通過敘事展示核心價值、信念體系以及行為可信度,從而強化自我定位并影響他者認知。
最強而有力的支持性敘事來自于美國。特朗普政府將此次軍事行動明確界定為“必要的防御性行動”與“重大作戰行動”,旨在消除伊朗對美國及其盟友的迫在眉睫威脅。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平臺上,特朗普多次發帖,將哈梅內伊之死定性為“正義的實現”,并呼吁伊朗軍警與革命衛隊成員“投誠”,并與“愛國力量”合作,共同重建國家。他同時發出嚴厲警告:若伊朗持續報復,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毀滅性力量”。在真相社交平臺上一則約八分鐘的視頻聲明中,特朗普強調,美以聯合打擊系在多次外交努力失敗后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其核心目標是確保美國及其人民“永不受核武裝伊朗的威脅”。
本周一上午,特朗普接受CNN記者杰克·塔珀(Jake Tapper)長達九分鐘的電話采訪,內容涵蓋沖突預期持續時間、對伊朗大規模報復的意外反應,以及伊朗權力繼承前景等議題。他表示,美軍正對伊朗實施“猛烈打擊”,但“真正的大規模攻勢尚未展開,更猛烈的一波即將到來”。特朗普稱:“我們正在狠狠打擊他們,進展非常順利且極為有力。我們擁有全球最強大的軍隊,并正在全力運用它。”
針對伊朗領導層真空,特朗普指出:襲擊導致伊朗高層遭受毀滅性打擊(超過48位高級領導人喪生),他們曾“狂妄地將關鍵人物集中一處,自以為不會被發現”,但情報精準鎖定并實施打擊。目前伊朗“領導層不明朗,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誰在實際掌控國家”。他諷刺道:“或許他們運氣好,能選出一個懂行的人,但目前一切都處于混亂。”
特朗普還將伊朗對海灣阿拉伯國家及美軍基地的報復性導彈/無人機襲擊視為“迄今最大意外”。美國國務院于3月1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伊朗對巴林、伊拉克(含庫爾德地區)、約旦、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聯酋等主權領土發動的“不分青紅皂白、肆無忌憚”襲擊,強調這些行動“毫無正當理由、針對主權國家、危及平民并破壞民用基礎設施”,進一步凸顯伊朗作為地區不穩定根源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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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敘事分析。 圖源:作者自制
不過,反對聲音在美國國內同樣明顯,主要體現在國會層面圍繞憲法授權與戰爭權力的激烈爭論。根據《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報道,民主黨主流派迅速動員,旨在通過立法機制限制特朗普總統對伊朗的進一步軍事行動。他們將此次空襲定性為“非法且違憲”,強調白宮未經國會明確授權即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違反了憲法賦予國會的宣戰權與戰爭權力決議框架。
參眾兩院民主黨議員要求特朗普政府提供詳細解釋,包括行動的戰略依據、情報基礎及后續計劃。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蒂姆·凱恩(Tim Kaine)作為參議院決議共同發起人,公開表示:“每一位參議員都必須就這一危險、不必要且愚蠢的行動公開表態。”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埃德·馬基(Ed Markey)直接稱行動“非法且違憲”。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則敦促政府立即向全體參議員提供機密簡報,并要求官員公開作證。他在上周六上午與國務卿魯比奧通話后強調,政府須“坦誠向國會和美國人民說明”空襲目標及后續行動意圖。然而,該決議即使在國會通過,其實際約束力也僅具象征意義,因為根據戰爭權力決議機制,任何終止敵對行動的指令需經總統簽署,而特朗普顯然不會自愿讓步。
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數共和黨人也加入反對陣營。肯塔基州共和黨眾議員托馬斯·馬西(Thomas Massie)宣布將與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眾議員羅·卡納(Ro Khanna)合作,推動眾議院決議,迫使眾議院在復會后就伊朗行動進行投票表決。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重申其一貫憲法優先立場:“我的就職誓言是效忠憲法,因此我必須謹慎行事,反對另一場總統單方面發動的戰爭。”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湯姆·蒂利斯(Thom Tillis)則表示,在決定進一步軍事行動是否需國會授權前,議員們應充分掌握情報與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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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共和黨眾議員馬西在社交媒體上對特朗普發動戰爭行為的批評。圖源:X
作為美國的盟友,歐盟、英國等地區性組織與國家在伊朗遇襲后更多呈現出追隨性的角色。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稱伊朗局勢“令人極為擔憂”。她在X上發表文章稱:“確保核安全,防止任何可能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或破壞全球防擴散機制的行動至關重要。”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尊重國際法。在布魯塞爾,歐盟首席外交官卡婭·卡拉斯(Kaja Kallas)稱伊朗局勢“十分危險”,并表示保護平民是當務之急。但她也指出,伊朗政權“已造成數千人死亡”,其對恐怖組織的支持“對全球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法國、德國和英國領導人于上周六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敦促伊朗停止其核計劃,停止在該地區采取破壞穩定的行動,并“停止對其人民實施令人發指的暴力和鎮壓”。三位領導人還明確表示,他們的國家均未參與此次空襲,但他們與美國、以色列以及該地區的其他伙伴“保持密切聯系”,并可能對伊朗采取“必要且相稱的防御行動”,英國還授權美國使用英國的軍事基地,以保證對局勢的控制力度。在不直接卷入軍事行動的前提下,歐洲的敘事不僅保留與華盛頓的聯盟紐帶,同時為可能的政權更迭鋪設“民主轉型”正當性,也避免被指責為“幫兇”。可以看出,在歐洲國家的敘事中,其更多投射出“負責任的調解者”與“人權法治捍衛者”形象,其呼吁“保護平民”“通過談判解決”,以此區別于特朗普的“強人化”修辭,同時強化歐洲的道德感。然而,這種定位也暴露了其弱勢——在美國主導的戰場上,歐洲話語影響力有限,更多扮演事后呼吁克制的旁觀者角色。
海灣阿拉伯國家則采用更直接的“受害者-自衛者”敘事框架,將伊朗襲擊定性為“公然侵犯主權”“懦弱侵略”“野蠻行為”等。黎巴嫩總理納瓦夫·薩拉姆(Nawaf Salam)在X上表示,該地區正面臨“危險的局勢發展”。薩拉姆補充說,黎巴嫩“絕不接受任何人將國家拖入威脅其安全和統一的冒險行動”;沙特阿拉伯譴責伊朗“公然侵犯主權”、“懦弱侵略”,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致電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本·扎耶德表達“完全團結”,表示“隨時提供一切支持”。之后,沙特王儲與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通電話,就伊朗在遭美以空襲后對海灣國家發動的報復性襲擊交換意見。沙特外交部表示,伊朗的野蠻行為將導致該地區的局勢進一步升溫并聲明重申沙特有權力保護其領土和利益,其中包括采取必要措施回應侵略;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國防部譴責伊朗對其國土的“公然攻擊”,并關閉駐德黑蘭大使館、召回外交人員,認為伊朗“直接拖累其安全綠洲形象”。阿聯酋外交部譴責伊朗導彈襲擊海灣國家是對鄰國主權的侵犯,強調地區國家安全不可分割,呼吁通過外交對話化解危機,并重申保留合法回應權利。總之,海灣國家的敘事不僅強化了遜尼派陣營的反伊朗共識,還間接呼應特朗普“伊朗是邪惡根源”的體系定位,為海灣國家在戰后中東秩序重塑中爭取更大話語權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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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一系列空襲后,抗議者在倫敦聚集。 圖源:美聯社
02
反對方敘事:規則捍衛與克制呼吁
聯合國、中國、俄羅斯以及伊朗自身在此次沖突中的敘事呈現出高度一致的“規則捍衛者”角色。其將美以行動定性為“違反國際法”“無端侵略”“破壞和平與安全”,并將伊朗報復框定為“被迫自衛”或“主權回應”,從而挑戰特朗普“預防性正義”與“終結核威脅”的合法性敘事,同時呼吁外交回歸以維護多邊秩序。
在國際體系層面,這些國家與實體高度一致地援引《聯合國憲章》第2(4)條禁止使用武力的核心原則,以及安理會授權的必要性,從而系統挑戰美以“預防性自衛”與“必要秩序維護”的合法性敘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將美以打擊與伊朗報復并列譴責為“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可能引發無人可控的連鎖事件”,呼吁立即停火并回歸談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明確指出美以行動“未經安理會授權、違反國際法”,對戰火外溢至海灣國家主權深表關切,并贊賞海合會將“對話與外交”視為唯一出路。俄羅斯外交部將襲擊定性為“預謀已久的無端侵略”,普京更將哈梅內伊之死描述為“對人類道德與國際法規范的憤世嫉俗違反”。伊朗則將美以行動框定為“非法侵略”“針對主權國家元首的暗殺”“對伊斯蘭世界尤其是什葉派的宣戰”,視之為對全球反霸權秩序的直接挑釁。這些行為體通過統一訴諸憲章與國際法,重塑敘事主導權,削弱美以行動的正當性,并在全球南方與非西方陣營中強化“反單邊主義”共識,為多極化國際秩序的競爭提供話語支撐。
在政策與議題層面,這些敘事聚焦“立即停火”“防止外溢”“回歸外交”的務實路徑。古特雷斯呼吁“緩和局勢”“一切必須防止進一步升級”。中國敦促“停止軍事行動”“防止戰火蔓延”,支持地區國家“從睦鄰友好出發加強溝通協調”,并表示愿“積極勸和阻戰”。俄羅斯要求“立即恢復外交對話”,拉夫羅夫明確表示莫斯科愿與美以就伊朗局勢展開對話。伊朗雖宣布建立臨時領導委員會、啟動全國哀悼,并誓言“合法復仇”與“嚴厲懲罰”,但外長阿拉奇強調報復“針對美在海灣的存在,而非鄰國”,刻意將行動限定為“自衛”而非“無差別升級”。這種話語策略一方面維持國內威懾與凝聚力,另一方面避免被貼上“魯莽升級者”標簽,為潛在談判保留回旋空間。
在身份認同層面,聯合國一貫展現出“中立調解者”形象,古特雷斯以普世呼吁強化其調解權威。中國與俄羅斯則鞏固“負責任大國”與“多邊主義捍衛者”定位:中國強調“維護中東和世界和平穩定”“共同努力”,俄羅斯突出“守護國際法”“反對獵殺外國領導人”的道德高地。伊朗則將自身塑造為“受害主權國家”與“伊斯蘭抵抗象征”:總統佩澤什基揚稱哈梅內伊之死為“對穆斯林的宣戰”,革命衛隊誓言“歷史上最猛烈進攻”,以此激發國內團結與什葉派跨國認同,同時向阿拉伯鄰國傳遞“非針對你們”的信號,避免地區進一步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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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敘事分析。 圖源:作者自制
03
美國對伊行動的多重紅利:國內民意、外交籌碼積累與地緣政治態勢重塑
第一,在政治意圖方面,特朗普意圖通過塑造強人形象扭轉長期民調不利局面,努力為共和黨中期選舉沖刺造勢。2025年下半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在內政層面接連遭遇重挫:其一,執法沖突持續發酵。僅在2026年1月,移民局特工在明尼蘇達州當街槍殺一名擁有美國國籍的公民,此類事件的多發引發媒體與民眾對政府執法方式的猛烈抨擊,侵蝕了特朗普在核心支持者之外的社會信任基礎。其二,司法戰線意外失守。美國最高法院在中國春節期間裁定特朗普發動的關稅戰法律依據并不成立,這一來自保守派大法官的“背刺”令特朗普極度受挫。第三,經濟民生領域的深層困局始終未獲緩解,成為侵蝕特朗普支持率的隱性但致命的基底因素。盡管特朗普任內曾以“股市繁榮”和“低失業率”為政績背書,但普通民眾對通脹高企、生活成本持續攀升的感受更為真切。從食品能源價格到日常消費賬單,持續的通脹壓力并未隨著外交姿態的強硬而緩解,反而在選民日常的柴米油鹽中發酵為“餐桌上的不滿”。上述事件疊加發酵,使特朗普支持率持續承壓,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前的選情亮起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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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攔截導彈產生的殘骸在迪拜的杰貝阿里港一處碼頭引發火災。 圖源:路透社
在此背景下,這位一向以“不愿打仗”自居的總統開始將戰略重心向外轉移,試圖通過塑造強硬果決的“強人領袖”形象重新挽救民意。曾在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擔任副國家安全顧問的查爾斯·庫珀曼(Charles Kupperman)向《紐約時報》表示,他不認為特朗普在應對外國威脅方面的想法有所改變,“與伊朗接觸的外交努力永遠不會取得特朗普想要的結果,純粹是一場政治作秀。”如果特朗普真正實現了伊朗政權更迭,則將擁有一項前任總統都不敢嘗試的成就,從而獲得選民好感。而且,特朗普還尤其重視拉攏特定選民的支持。具體而言,其近期武力威脅動作呈現出鮮明的“選民定向”特征:對委內瑞拉采取強硬姿態,意在爭取在美國人口結構中占比舉足輕重的拉美裔選民,而這一群體傳統上偏向民主黨,特朗普試圖以此為切口撬動民主黨票倉。而對伊朗不斷升級軍事威懾,則被普遍解讀為向具有強大政治影響力的猶太資本示好,同時也可借打壓什葉派力量,拉攏阿拉伯裔選民。這種“雙重示強”的策略,本質上是一場圍繞特定族裔選票的政治精準投放。
第二,對外強硬有利于在未來國際談判中積累談判籌碼。當前,美國在多個外交戰線上面臨困局。美中戰略博弈持續升溫,美歐之間在能源、補貼及安全責任分擔問題上的分歧不斷凸顯,盟友體系的協調成本日益高昂。尤其在特朗普高調提出“購島”方案、試圖強行推動格陵蘭收購案的沖擊下,美歐間的盟友裂痕被徹底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丹麥首相怒斥該提議“荒謬”,德國、法國等西歐主要國家領導人紛紛公開表達不滿,強調對領土主權的尊重不容討價還價。在這一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塑造“敢于動武”的強勢形象,為未來的談判桌鋪路。
作為一向強調“交易藝術”的總統,特朗普在其所著的《交易的藝術》一書中曾坦言:在談判中,不妨先向對方拋出一個匪夷所思的條件,以此打破心理防線,然后再進行談判,這樣就可以謀取到想要的利益。如今,這套商業邏輯正被完整移植到外交場域。
在特朗普看來,“攜帶勝利的威風”往往能在外交博弈中形成先聲奪人的氣場優勢。當前,美伊談判陷入僵局。美國方面提出了伊朗難以接受的強硬要求——拆除所有核設施、交出鈾庫存、限制導彈射程并切斷對地區代理人的支持。盡管雙方立場相去甚遠,特朗普政府卻在展示軍事威懾的同時,由總統本人重啟外交渠道,釋放“寧愿達成協議也不愿發動戰爭”的談判信號。這種看似矛盾的“胡蘿卜+大棒”政策,實則暗含了特朗普一貫的博弈邏輯。若特朗普能在對伊朗的行動中,展現出如同對委內瑞拉那般果斷、強硬且不可預測的決策風格,對手在未來的談判中便不得不將“軍事選項”納入心理預期,從而在心理層面處于守勢。這種策略的要義在于:通過制造“敢于動手”的威懾印象,讓對手相信不妥協可能面臨更高代價,進而降低在談判桌上達成交易的心理門檻。
更為關鍵的是,如果特朗普能夠在對伊談判或武力威脅中取得明顯可感的勝利,他將攜帶這種“我有能力讓與美國對抗的一方付出代價”的政治資本走進未來的談判廳。這種威懾力一旦建立,即便不付諸實戰,也足以讓對手在談判中更多考量美方的訴求,從而降低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反之,若在國際舞臺上持續示弱或無所作為,對手在談判中的要價只會越來越高。而這正是特朗普在大國外交即將到來之前所極力避免的。而恰恰是基于這一判斷,伊朗政權才敢于在談判中堅持底線,始終不肯做出實質性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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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特朗普于1987年出版的書籍《交易的藝術》,該書由特朗普與記者托尼·施瓦茨合著。該書于1987年首次登上《紐約時報》 暢銷書榜首,并連續51周位居榜單。 圖源:維基百科。
最后,也是最直接的目的是,在伊朗政權當前內憂外患的虛弱窗口期對其施加決定性打擊,甚至直接促成政權更迭。即便無法一擊顛覆整個政權,只要能夠大規模摧毀伊朗的導彈庫、海軍艦隊及關鍵軍事設施,就能實質性地削弱其對外投射力量與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能力,從而使地區安全格局向有利于美以的方向傾斜。而特朗普更大的賭注還是在于政權更迭。盡管歷史經驗表明,單憑空襲難以推翻一個擁有深厚組織基礎的政權,但此次行動若能在持續高壓中逐步清除伊斯蘭革命衛隊、巴斯基民兵及核心領導層的資深成員,就可能為兩種變局打開縫隙:一是體制內部強硬派與溫和派的權力博弈演變為公開分裂,催生“自上而下”的政變;二是長期積壓的民生不滿與社會憤怒,在政權控制力削弱的瞬間被引爆為“自下而上”的民眾起義。在這場地緣政治的豪賭中,特朗普顯然寄望于內外夾擊的合力,能夠撬動那個無人能預知的“臨界點”,盡管可能性甚微。
04
軍事行動的雙刃劍:MAGA陣營的敘事危機與裂痕
首先,特朗普此次軍事行動與其長期以來對前任們的尖銳批評形成了鮮明反差,構成了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自我解構。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特朗普曾不遺余力地攻擊小布什、奧巴馬及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將他們在該地區發動的軍事介入貼上“永無休止的戰爭”這一標簽,并以此作為自己“美國優先”外交理念的核心賣點。他曾向選民承諾,自己將是那個終結“無謂戰火”、讓美國大兵回國的總統。然而,此番對伊朗的大規模打擊恰恰復制了其曾經鄙夷的行為模式:在缺乏聯合國授權與緊迫自衛理由的情況下,對一個主權國家發動軍事打擊。當“終結戰爭的人”成為“開啟新戰線的人”,其政治敘事的可信度便出現了難以彌合的裂縫。這種言行不一不僅削弱了其政策的道義感召力,也讓國內反戰選民與部分中間派對其真實意圖產生疑慮。更為吊詭的是,特朗普用以辯護此次行動的邏輯,即“鏟除恐怖源頭”、“防止核擴散”,與其批評前任時所嘲諷的“政權更迭”修辭如出一轍。
其次,從合法性維度審視,特朗普此次對伊朗動武的合法性敘事頻頻被《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戳破,充分證明其動武決策并非基于迫在眉睫的威脅,更像是一場趁虛而入的政治豪賭。而民主黨議員也紛紛因此對此次襲擊表示擔憂。他們表示,總統并未提供任何確鑿證據證明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脅,因此不應發動軍事行動。就特朗普反復渲染的伊朗核威脅而言,自2025年6月特朗普對伊朗核濃縮設施發動打擊后,伊朗的核能力非但未進反退,其距離具備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比過去幾年都要遙遠。盡管特朗普反復渲染伊朗最終將用導彈打擊美國本土的威脅,但就連美國國防情報局去年也得出結論,伊朗至少還需十年時間才能跨越技術與生產障礙打造出可觀的武器庫,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伊朗即將對美國、盟友或地區美軍基地發動攻擊。在法律層面,特朗普空襲伊朗也并不符合國籍法的相關規定。特朗普在2026年1月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直言“我不需要國際法”,并明確表示何時適用國際法原則將由他本人根據對國際法的定義來裁定。這種將國際規則工具化的姿態雖不直接影響軍事決策的“硬權力”,卻在道義層面削弱了行動的正當性。事實上,特朗普之所以對這個伊斯蘭共和國動手,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敏銳捕捉到的戰略窗口:伊朗伊斯蘭政權正處于建立以來罕見的虛弱時刻,而他看到了一個在對抗47年后徹底改變游戲規則的契機。
而且,特朗普政府對伊朗動武,在程序上同樣面臨法律授權困境。此次行動的核心爭議在于,特朗普未經國會授權便單方面將美國拖入戰爭,其決策方式被批評者指為“像國王一樣行事”,繞過了美國憲法中關于戰爭權力的核心制衡機制。具體而言,批評人士指出此次軍事行動“非法”,因為國會并未投票通過。盡管憲法賦予總統應對安全威脅的武力使用權,但反對者堅持認為,針對伊朗這種規模和性質的打擊,必須獲得國會明確授權。“美國人民和國會理應立即得到答復,”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新罕布什爾州參議員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表示。她在聲明中指責特朗普“對使用武力抱有令人失望的輕率態度”,并呼吁國會“在事態進一步惡化之前”立即復會,就此事進行投票表決。作為回應,國會預計將在下周依據《戰爭權力決議》展開辯論并推進相關表決。兩項措施將分別在參議院和眾議院審議,旨在限制或終止軍事行動。然而,由于支持限制總統權力的一方缺乏推翻總統否決所需的足夠支持(即三分之二多數),這些措施幾乎肯定會失敗。此前對委內瑞拉事件的限制失敗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此次空襲已使這場辯論變得空前緊迫,因為它迫使每一位國會議員就特朗普放棄外交談判、轉而采取單邊軍事行動的決定明確立場。
同時,此次軍事行動所誘發的長期戰爭風險,構成了戰略評估中最具不確定性的核心變量。在行動前,美國情報機構曾研判,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身亡未必導致政府徹底更迭,更可能的情形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加強對政權的控制,且無論哪位宗教領袖正式接管,都仍將持強硬立場,但其實際影響力則難以預估。與此同時,伊朗境內外有組織的反對派力量據評估仍相對薄弱,短期內自發爆發起義的前景并不樂觀。更深層的擔憂在于,推翻政權可能導致伊朗陷入長期內戰,并激化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地區國家之間的新沖突。而由于特朗普政府明確希望避免在伊朗駐軍,美國對后續局勢的干預能力將相當有限。蘭德公司及保衛民主基金會(Rand an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fense of Democracies)前研究員阿里雷扎·納德爾(Alireza Nader)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坦言希望自己的預感是錯的,并期待政權早日垮臺,但他懷疑美以的戰爭策劃者可能低估了這個政權的韌性及其給各方造成巨大痛苦的能力。即便實現了領導人斬首,一個擁有深厚組織基礎的政權仍可能展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并將中東地區拖入一場更漫長、更不可預測的沖突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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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德黑蘭發生爆炸,人們注視著天空升起的濃煙。 圖源:美聯社
然而,對特朗普影響最為關鍵的是,此次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在其核心政治基本盤內部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反彈與深刻分裂。長期以來被視為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旗手的知名人士,紛紛站出來予以最嚴厲的譴責,這直接動搖了特朗普最依賴的政治根基。前福克斯新聞評論員、在保守派中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首席華盛頓記者喬恩·卡爾(Jon Karl)的采訪時,直斥美以聯合襲擊伊朗的行為“絕對令人作嘔,邪惡至極”。他更警告稱,此舉“將從根本上改變局勢”,對其政治運動產生重大影響。與此同時,曾因與特朗普決裂而辭職的佐治亞州前共和黨眾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在社交媒體上發出了措辭激烈的指責,稱此次背叛“感覺最嚴重,因為它來自我們都曾相信會改變現狀的那個人”。她痛陳:“這永遠都是謊言,永遠都是‘美國利益至上’。”其他一些知名的挺特朗普播客主持人和社交媒體影響者,如蒂姆·普爾、霍奇兄弟等,也紛紛發聲,批評這是對競選承諾的背叛,直言“解放伊朗人民不是我把票投給特朗普的原因”。
05
結語
3月5日,伊朗烈士和退伍軍人事務基金會表示,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打擊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增加到1230人。前線上的鮮血直流,與后方政客面對采訪時的群情激昂形成鮮明對比。無獨有偶,特朗普政府的成員們似乎像他們尊崇的領袖一樣,喜好以極為簡單粗暴的說辭來形容本次軍事行動。如國防部長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反復使用如“壞蛋”(bad guys)、“笑到最后”(got the last laugh)等短語來描述本次“勝利”。復雜的地緣對抗態勢在他們的敘事中簡單降格為了有仇必報與黑白分明的善惡敘事。但不可否認的是,伊朗也曾是中東“最西化、最親美”的國家,在其搖身一變成為“反美先鋒”的背后,是否有歷史遭到了刻意的遺忘?1953年CIA推翻穆薩迪克的政變直接扼殺了伊朗民主實驗,扶植沙阿專制統治;1980年代兩伊戰爭中華盛頓對薩達姆的傾斜支持加劇了伊朗的“圍城心態”與反美偏執......令人寒心的是,當代美國敘事正在將這些從未真正愈合的歷史創傷取代。
更令人憂慮的是,美國民主的結構性脆弱在本次軍事行動中也暴露無遺。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已授權至少七次海外進攻性軍事行動,本次對伊朗行動未經國會正式授權,3月4日眾議院以47:53的微弱差距否決了限制進一步行動的《戰爭權力決議》,國會監督形同虛設;官方理由也反復游移,從“摧毀迫在眉睫的核威脅”到“消滅導彈與海軍能力”,再到“幫助伊朗人民實現自由”,戰略目標也并不連貫。如果所謂的“短期勝利”轉為長期消耗戰,一如過去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屆時美國國內分裂將急劇加劇,CNN于本周一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近六成美國人不贊成美國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大多數人認為兩國之間發生長期軍事沖突的可能性較高,多數美國人對新一輪中東戰爭持深刻懷疑態度。
最根本的危險在于,以安全之名而發動的軍事行動往往不是在化解沖突,而是在制造更多不可逆的敵意與仇恨——正如1953年政變在伊朗播下的反美種子,最終催生了1979年伊斯蘭革命。伊朗政權固然曾犯下罪行:支持恐怖主義、鎮壓異見人士等。但承認這些罪行,并不等于可以無視美國政策的長期后果。忽略歷史教訓,只會讓“終結威脅”的豪言變成制造更大、更不可預測威脅的現實。如果華盛頓不能超越道德二元論的陷阱,并重新平衡外交威懾與軍事冒險的尺度,這場行動很可能不僅無法帶來中東地區的持久穩定,反而加速美國民主的內耗,并為中東乃至全球埋下未來幾代人難以化解的仇恨與悲劇種子。
參考文獻
https://www.wsj.com/politics/policy/democratic-lawmakers-decry-iran-attacks-as-illegal-46c1d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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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作者 | 靳鈺塏 魏博偉
排版 | 蒲云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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