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徐立清被授中將后，為何主動給黨中央寫信：請求辭去我的職務

1956年1月的北京，天氣格外陰冷。總后醫院的一間病房里，彭德懷推門而入，看見病床上的徐立清，明顯消瘦了許多。彭德懷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你好好養病，別惦記工作。”沉默了一會兒，徐立清緩慢地說：“彭老總，我這副身體，怕是難以再勝任總干部部的工作了，想提前退出現役，到地方或者省軍區去，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這一句“退出現役”，在1955年剛授完銜不久的當口，說出來頗為突然，也頗讓人意外。

要知道，一年前，他剛被授予中將軍銜，而且還排在中將之首。許多人帶著祝賀的目光看他，黨中央和軍委也寄予厚望。這樣一位在革命隊伍里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的老干部，為何在榮譽與重任面前，卻轉過身去，把辭職的請求鄭重其事地擺到了黨中央面前？這件事，如果單從“職務”和“待遇”去理解，很難說得通。要看懂，就得把時間往回撥，從他少年時的經歷講起。

徐立清1909年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一個貧苦農家。祖輩幾代都是面朝黃土的莊稼人，家里連一個識字的人都沒有。他小時候放牛路過私塾門口，聽見里面朗朗的讀書聲，總會在門外站一會兒，心里打鼓：要是有一天也能坐在里面，那該多好。父親當然明白兒子的心思，只是家里窮得很，上學意味著要擠出糧食去孝敬先生，這對一個貧苦農戶來說，壓力一點不小。

有一次，家里勉強攢出幾斗糧，父親咬咬牙，把徐立清送進了村里私塾。那種又緊張又欣慰的心情，可以想見。村里的私塾雖然不收固定學費，但按慣例要給先生送糧、送點菜。他家有糧，就去上課；沒糧，就只好在家放牛、下地干活。前后十年，他勉勉強強讀了三年多書。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對于一個泥腿子出身的孩子來說，這已經是父親竭盡全力的結果了。

有意思的是，讀書的時間雖然斷斷續續，但對徐立清來說，這幾年的啟蒙極為關鍵。一方面，他成了家里第一代能認字的人；另一方面，書本上的“天下事”和生活中的“窮與富”，擺在一起時，總讓他覺得哪兒不對勁。尤其13歲那年，因為跟當地一個大戶人家的孩子同名，他被要求改名。兩個同名，為何只能讓窮人家孩子改？這件看似小事的變名字，讓他早早意識到：這個世界并不公平，有人不勞而獲，有人辛苦一生卻抬不起頭。

從那時候起，“窮人能不能當家做主”的問題，在他心里扎了根。少年人思路簡單，卻很執拗。他一邊在地里干活，一邊琢磨：難道天生有人“貴”，有人就該“賤”嗎？這樣的想法，并沒有因為生活的艱難而淡下去，反而在后來接觸革命宣傳時，與共產黨提出的“翻身做主人”迅速契合在一起。

1926年秋，北伐軍打到武漢，鄂豫皖一帶的農民運動被大大推動。減租、退押、反苛捐的口號在鄉下流行開來，一些地方開始組織農民協會和少年先鋒隊。1927年5月，黃安地區的革命活動已經頗有聲勢，農會、赤衛隊、宣傳隊擠滿了鄉間的祠堂和場院。徐立清就在這一年，參加了少年先鋒隊和農會的活動，開始真正走上革命道路。

在他眼里，共產黨帶著窮人反對地主、土豪劣紳，廢除苛捐雜稅，打糧開倉，是實實在在替底層人出頭的力量。他很快就得出一個樸素的結論：窮人要翻身，就得跟共產黨走。這個判斷，后來撐起了他在漫長戰火歲月里的堅持。不過，1927年大革命失敗，形勢急轉直下。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叛變，白色恐怖席卷開來，農村的農會被取締，工農武裝被追捕，連參加過少年先鋒隊、農會的年輕人，也都成了危險的對象。

那一年秋天，黃安的農會被解散，工農革命軍被迫轉移，國民黨地方當局開始大肆逮捕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徐立清隨時可能被抓，只能跟著鄉親外出躲避。這段經歷，很難說有多少驚心動魄的大場面，卻讓他嘗到了“革命不是說說而已”的滋味：入了這條路，一旦回不了頭，就得準備隨時付出代價。

1929年，他參加了紅軍，編入當地紅軍隊伍。偏偏這個時候，國民黨軍隊正在對鄂豫地區進行“會剿”，正規軍成建制地壓上來，紅軍只能機動轉戰。徐立清所在的部隊，被部署在豫東南一帶，一邊打游擊，一邊開辟新的根據地。部隊從鄂豫皖輾轉，戰斗、行軍、籌糧、動員群眾，幾乎沒有停歇的日子。

這一階段，他作戰勇敢，肯吃苦，也肯動腦子。1930年，年僅20歲的徐立清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加入黨組織后，他迅速從普通戰士成長為政治工作干部，先是在紅一軍第三十二師擔任經理處書記，后來又到紅四軍任職，做政治部組織方面的工作。對于一個出身鄉間、讀書不多的人來說，這種變化并不輕松。理解政策、處理干部問題、做思想工作，都需要學習。他強迫自己在極其緊張的戰斗間隙看文件、記筆記，慢慢把政治工作做得有條不紊。

長征期間，他已經是紅四方面軍總衛生部的負責人之一，負責全軍衛生工作。那時的醫療條件極為艱苦，藥品匱乏，手術器械不足，很多時候只能靠簡易包扎和后送。徐立清帶著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少非戰斗減員：沿途發動群眾擔架隊，集中有限藥品給重傷員，嚴密統計傷病員情況，爭取把每一個還能搶救的戰士救下來。這種看似瑣碎又艱難的工作，在長征那種極端環境下，實則至關重要。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將臺堡會師后，紅四方面軍主力在徐向前指揮下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向河西走廊挺進，準備打通與蘇聯的聯系通道，同時牽制國民黨軍和地方軍閥的注意力。西路軍遠征的結果，后人都知道：在甘肅、青海一帶腹背受敵，補給困難，終釀慘重損失。

西路軍失敗后，1937年初，徐立清和其他散失部隊、傷病員在祁連山一帶堅持游擊。他們隱蔽在山溝里的時間并不長，最終還是被敵人搜捕。被俘后，他和秦基偉等人被押往甘肅涼州，關進監獄。40多天的牢獄生活，很壓抑，也很危險。敵人會不會殺人滅口，沒人說得準。偏偏在這種情況下，他沒有把時間消耗在哀嘆上，而是抓住“放風曬太陽”的機會，和戰友們湊在一起商量獄中斗爭的可能。

在他的牽頭下，獄中成立了黨支部。黨支部工作重點很清楚：一是思想上做好犧牲準備，二是只要有一線機會，就設法集體越獄，重新投入斗爭。如果能找到大部隊，就歸隊；找不到，就地發動群眾，重建武裝。這些安排，看似“紙上談兵”，但在那種生死未卜的環境里，恰恰支撐著許多人的精神狀態。后來，在黨中央多方營救和各方面斡旋下，他們終究獲釋脫險。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國抗戰爆發，不久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8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又改稱第18集團軍，下轄三個師。由原紅四方面軍等部隊組成的第129師，以劉伯承為師長，徐向前為副師長。此時的徐立清，已經被任命為129師政治部組織股股長，很快又擔任騎兵團政治處主任、政治部組織部長等職。

抗日戰爭時期，129師主力轉戰太行、太岳等地，開辟根據地，開展游擊戰。徐立清帶隊下鄉，發動群眾，組織民兵，配合部隊打伏擊、破交通、襲據點，幾年下來，積累了大量一線政治工作的經驗。值得一提的是，他對干部管理和教育格外上心，注意在戰斗間隙給連隊骨干做思想動員，強調紀律和群眾工作，減少部隊“打仗勇猛但不懂政策”的情況。

1940年以后，組織上根據需要，把他調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既為了補上理論短板，也為將來承擔更高層面的工作打基礎。畢業后，他先留校工作一段時間，隨后又到陜甘寧留守兵團新編第四旅擔任政委，負責部隊政治建設，直到抗戰勝利。

日本投降后，局勢迅速變化。蔣介石一面接收日偽，一面調集兵力向解放區施壓。1946年6月，美蔣當局發動全面內戰。8月，徐立清被任命為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主任。緊接著，西北野戰軍組建，中央考慮到他的資歷和能力，讓他擔任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協助部隊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作戰和整編。

1947年3月起，胡宗南指揮的國民黨軍主力25萬，向陜甘寧邊區撲來。當時西北野戰軍只有兩萬五千多人，兵力對比懸殊，而且胡宗南部隊裝備優良，又是蔣介石的嫡系主力。許多指戰員心里多少有顧慮：正面硬拼恐怕吃虧。徐立清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在一線抓政治工作，強調“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細致解釋部隊機動作戰的方針，讓大家明白：兵力對比不等于勝負已定，關鍵還是要打活仗、打巧仗。

有不少戰士后來回憶，當時政治部不只是喊口號，而是通過干部會、連隊會，反復分析敵我情況，講清楚“敵強我弱”表面背后的脆弱環節，講清楚根據地區域廣大、群眾基礎較好等優勢，才緩解了前線的思想波動。這種在關鍵時刻穩定人心的能力，正是長期政治工作經驗積累的結果。

解放戰爭后期，西北戰場形勢好轉，胡宗南集團不斷被削弱，徐立清的政治工作經驗，在軍隊整編、擴大與地方政權建設中，都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可以說，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他的戰功與其說體現在戰場一線的“沖鋒陷陣”，不如說體現在一件件看上去枯燥卻關乎全局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上。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解放軍面臨一個新的課題：從長期戰爭狀態，轉向正規化、現代化建設。部隊規模龐大，干部來源復雜，如果沒有統一規范的干部管理制度，容易出現標準不一、政策混亂等問題。1950年9月，根據中央軍委決定，總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負責全軍干部的任免、調配、考核和訓練。羅榮桓兼任部長，徐立清則擔任副部長，分管具體工作。

在這個崗位上，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特別強調通過院校系統培養干部。他明確主張：軍隊要建設現代化，干部素質必須整體提高，不能只靠戰場選拔。院校培養既要有系統的軍事知識，又要有政治教育，既要抓好教員隊伍，也要重視從部隊中選拔有潛力的干部去學習。干部的選調、培訓和畢業后的分配，他都要過目。很多文件上都有他批注的意見，有的甚至字跡潦草，顯然是深夜匆忙寫就。

建國頭幾年，許多老紅軍、老八路文化水平有限，但又擔任重要職務，新老交替如何安排，既要考慮功績，又要兼顧軍隊長遠發展，這類問題頗為敏感。徐立清在處理時，既堅持原則，也盡量做到耐心溝通，盡力減少誤解。不得不說，這段工作后來在1955年授銜時，起到重要鋪墊作用。

一、主動“讓銜”的中將

1955年，全軍實行軍銜、勛章和薪金制度的準備工作全面展開。這項工作政策性強、涉及面廣，與每一名干部的切身利益直接相連。既要看現任職務，又要看歷史功績，還要兼顧各大戰略方向、各兵種之間的平衡，可以說繁瑣而敏感。總干部部承擔著關鍵任務，評定師以上干部，尤其是一千多名將官，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據當時在總干部部工作的人回憶，徐立清經常帶頭加班，一封封檔案看，一份份材料核對，橫向比較、縱向排隊，有時忙到深夜，秘書在沙發上打盹，一睜眼發現他還伏案寫著意見。按中央軍委劃定的標準，正兵團級現役高級干部，一般授上將軍銜。徐立清所在的職務、資歷、戰功，符合上將條件，這一點在總干部部內部并無爭議。

然而，名單上報前，他卻在上將名單中把自己的名字劃掉，轉而寫進中將名單。他的理由很簡單，卻也有些“別扭”：自己是總干部部副部長，又具體參與授銜工作，如果位列上將，難免讓人感覺“自己給自己定級”，授中將更妥當些，對工作也更有利。羅榮桓知道后，當面找他談話，明確表示不同意：“上將擬定名單不能隨意更改，你的條件是符合標準的。”說完，又把他的名字重新寫回上將名單。

即便如此，徐立清還是不放心，又先后給彭德懷和羅榮桓寫信，反復說明希望授予自己中將軍銜的想法。老戰友們聽說后，有人直截了當地勸他：“你的條件夠上將，非要當中將，這讓其他上將同志怎么想？”話不算客氣，但問題點得不假。要是在普通人那里，這種勸說多半足以讓人“順勢而為”，可他并沒有改變主意，只是解釋說：“我是總干部部的副部長，負責授銜，與別人不一樣，他們會理解的。”

家里人也沒有阻攔。夫人黨秀玉態度明確：“咱們不要在名利、待遇上和別人爭高低，你要爭個中將，我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差不多同時期，許光達也主動向中央軍委提出降低自己的軍銜。兩人的想法頗有相似之處。徐立清聽說后，還專門打電話與許光達交流。許光達的回答很干脆：“這是我們個人的想法，跟別人沒關系，堅持下去，做個榜樣。”兩位老紅軍在電話里簡單交流，卻道出了他們對“軍銜”這件事的共同看法：軍銜是工作需要，不是個人炫耀的資本。

最終，周恩來親自找徐立清談話，聽他把理由一條條說清楚。斟酌再三，周恩來同意了他的請求。后來他感嘆說：“主席說許光達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我說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鏡子，是難得的一位好同志。”這話并不是客套，而是一種高度概括：在軍隊普遍重視榮譽、許多老同志理應獲得高等級軍銜的背景下，主動“讓銜”，確實需要心態上的淡泊和政治上的清醒。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隆重的授銜儀式。徐立清被授予中將軍銜，位列中將名單之首，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授銜儀式結束后，羅榮桓特地將他叫到一邊，說了一句頗為意味深長的話：“立清，你對革命的貢獻是很大的。”這句話既是安慰，也是肯定。徐立清當場只簡單回應：“感謝您對我的鼓勵，感謝軍委對我的信任。”不再多說。

從結果看，他的軍銜等級低于多數資歷相當的老戰友，但并未影響組織對他的重用。相反，他在授銜問題上的態度，成了軍隊內部廣為流傳的一段佳話，很多干部提起“讓銜的中將”，馬上就會想到他和許光達。對于那個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仍在探索建軍規律的年代來說，這樣的示范作用，無疑具有一種隱性的約束力：功勞可以記在冊上，軍銜可以按規定評定，但在名利面前保持一分清醒，始終是被看重的品質。

二、1956年的那封辭職信

如果故事只寫到授銜，已經足夠完整。但讓人印象更深的，是1956年那封主動提出辭去職務的信。授銜剛過去幾個月，他便向黨中央提出，要求辭去軍委總干部管理部副部長等職，轉到地方或省軍區工作。時間節點、職務級別、個人年齡，這三項放在一起，確實讓人很難簡單地用“身體不好”四個字解釋過去。

1956年初，他的身體狀況確實不太樂觀。長期超負荷工作，加上早年戰爭中的舊傷舊病，使他感到力不從心。住院檢查后，醫生明確建議他要注意休養。然而，干部工作沒有“淡季”，軍隊正規化建設仍在持續推進，新中國剛剛起步，各系統都缺人。就在這個時候，他選擇給黨中央寫信，請求辭去在總部的職務。

從他后來在醫院與彭德懷的對話，可以看出他的考量：“身體難以勝任在總部工作，希望能提前退出現役，轉業地方或到省軍區任個職，做點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眾工作。”他的意思其實很清楚：與其在關鍵崗位上因身體原因干不好，不如主動退下，換一個強度稍低的工作環境，把精力用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

換個角度看，這種想法未必符合很多人習慣中的“官場邏輯”，但與他長期強調“服從組織、服從需要”的理念是一致的。干部工作本身，講究“合適的人干合適的事”。如果因身體原因耽誤工作，在他心里反而是對組織不負責任。只是，對于一個在革命隊伍里摸打滾爬二十多年的老干部來說，從總部位置上退下去，談何容易。

彭德懷得知他寫信辭職，第一反應是震驚：當時他才46歲，在一大批開國將帥中算是偏年輕的一批，正是可以在總部大展身手的階段，怎會突然提出“退出現役”？帶著疑問，他來到醫院探視，打算當面問個明白。病房里的見面并不復雜，氣氛卻非常真誠。彭德懷一邊握著他的手，一邊勸他不要多想：“你好好療養，工作上的事不要操心。”態度很明確：組織上不會同意他離開。

這件事后來經過羅榮桓、彭德懷等人的多次勸說，最終沒有被批準。中央的判斷也很現實：軍隊建設正需要像他這樣既有戰場經歷、又熟悉干部工作、還懂政策制度的干部，身體可以通過療養恢復，而工作經驗一時半會兒找不到替代者。在整體利益面前，個人的退意，只能暫時擱置。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辭職請求未獲批準，他在病中仍然持續關注部隊建設的進展。文件送到病房，能批的照樣批，該提意見的照樣提，只是節奏比以前慢了一些。到1961年，等他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時，羅榮桓向中央建議，讓他出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繼續分管全軍干部工作。這一安排，既考慮到他的專長，又兼顧了身體恢復后的實際承受能力。

從1956年的那封信，到1961年的重新任職，中間隔著數年。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這既是一段個人健康與工作責任之間的拉扯，也是組織用人的一個典型案例：在重要崗位上，既要考慮政治可靠，也要考慮專業能力，還要關注身體狀況；而干部本人，則在責任與退讓之間不斷權衡。徐立清的選擇，無論是“讓銜”，還是辭職請求，都帶著明顯的自我約束色彩：對自己“從嚴”，對組織“從寬”。

三、一生“有功不驕”的寫照

1983年1月6日，徐立清在北京因病逝世，終年73歲。這一年距離他參加紅軍，已經過去54年。10天后，1月16日，鄧小平、徐向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駐京部隊代表共一千八百多人，前往向他的遺體告別。18日，在總后勤部禮堂舉行追悼會，由楊尚昆主持，余秋里致悼詞。在外地的葉劍英、陳云等領導人，派人到徐家進行慰問。

正在病中的徐向前，得知老部下逝世，非常悲痛。他在審定悼詞時，特別加上了這樣一句評價：徐立清“有功不驕傲，委曲能求全”。這句話看似平實，卻把他幾十年的人生經歷概括得很到位。“有功不驕”不難理解，從土地革命戰火中的普通戰士，到各個時期的重要政治干部，一路走來，功績不算小。但他在許多關鍵節點上表現出的卻是“退一步”的態度——主動讓銜，主動請求辭職，這些都可以算作“淡名利”的具體體現。

“委曲能求全”四個字，則指向他在復雜環境中處理問題的方式。干部工作，天生帶有一定的“矛盾性”：要平衡部隊內部不同出身、不同經歷、不同功勞的干部，要處理現實需要與歷史貢獻之間的關系，還要應對各種情緒和誤解。能把事情辦成，又不引發大的波動，這本身就是一種能力。戰場上沖鋒靠勇氣，干部工作卻更需要耐心和分寸感。徐立清在長期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多做一點解釋，多聽幾句意見，多想一步后果。有時難免“委曲”，但結果往往“求全”。

回看他的成長軌跡，從少年時對不公的朦朧感受，到選擇加入農會、紅軍，再到戰爭年代的政治工作，再到新中國成立后干部制度建設，貫穿始終的，是三個比較清晰的特點。其一，對窮苦出身的身份并不避諱，反而始終記得“窮人當家作主”的初衷，這讓他在處理干部問題時，更看重政治表現和工作能力，而不拘泥于出身標簽。其二，對個人榮譽有清醒認識，懂得軍銜、職務都是組織安排，“能上能下”才是應有之義，遇到涉及自身利益的選擇時，往往先從工作大局去衡量。其三，對組織始終保持信任，即使在身體抱病、請求辭職未被批準的情況下，也沒有產生任何怨言，而是接受安排，盡力把本職工作做好。

1983年的那場追悼會并不鋪張，但規格很高。參會的許多干部，與他在不同歷史階段有過交集。有的是早年共過患難的戰友，有的是在總干部部、總政系統受過他提攜的后輩。對他們來說，徐立清并不是那種“沖鋒在最前面”的傳奇指揮官，而是一個在臺前幕后處理大量繁瑣事務，卻影響著無數人前途命運的“老政工”。他身上少了一些傳奇色彩，卻多了一份沉穩和可靠。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樣一批在功勞面前能主動往后站、在責任面前敢往前頂的干部，新中國軍隊的正規化道路，恐怕要走得更艱難一些。戰爭年代，勝負看的是指揮和勇氣；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看的則是制度與人心。如何讓幾十萬、上百萬干部在同一套規則下服從安排、心態穩定，這里面的每一環，都需要像徐立清這樣既懂斗爭，又懂人心的人去打理。

1983年以后，人們談起他，大多會提到兩件事：一是1955年的“讓銜”，二是1956年的那封辭職信。這兩件事時間相隔不遠，卻把他的處事態度勾勒得十分清楚。軍銜可以讓，職務可以退，但該承擔的責任，他并沒有躲過。在健康允許的前提下，他一直堅守在軍隊干部工作一線。也正因如此，當徐向前在悼詞中寫下“有功不驕傲，委曲能求全”這幾個字時，許多與他共事過的人都會點頭：這不僅僅是一個評價，更像是一段人生的簡明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