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七七年的那個冬夜，風刮得像缺了口的鈍刀子，一下一下地往破土墻的縫隙里亂扎。我裹著硬邦邦的破棉襖，整個人蜷縮在灶臺邊，灶膛里還留著一把暗紅的草木灰。就在這萬籟俱寂、連狗都凍得不愿意叫喚的半夜，我家那兩扇勉強糊著報紙的破木門，突然被人從外面“咚、咚、咚”地敲響了。
敲門聲不大，卻像是一把重錘直接砸在我的心坎上。我驚得猛然打了個哆嗦，后背瞬間浸出一層冷汗。要知道，就在幾個小時前，生產隊剛分了過年的豬肉。而我們一向鐵面無私的生產隊長趙鐵錘，在輪到我分肉的時候，竟神不知鬼不覺地在秤桿上做了手腳，整整多給了我三斤上好的五花肉。
在那個買一盒火柴都要算計半天、一年到頭見不到幾回葷腥的年代，三斤肉意味著什么？那不僅是過年待客的體面，更是能救命的油水！我把肉藏在米缸最底下，連生病的奶奶都沒敢告訴，生怕惹來什么禍端。此刻半夜敲門，難道是隊里的會計查出了賬目不對，帶著人連來抄我的家底了？
我戰戰兢兢地摸起門后的頂門棍，手抖得快要拿不住。隔著門縫，我顫著嗓音問了一句：“誰……誰啊？”
“林子，快開門，是嬸子。”門外傳來的，竟是隊長趙鐵錘的老婆，桂花嬸的聲音。
我的腦子“嗡”地一聲炸開了。桂花嬸半夜上門，難道是隊長后悔了，派他老婆來把那三斤肉要回去？我咬了咬牙，心里一陣發酸，但還是放下了棍子，拉開了門栓。肉本來就是多拿的，人家要回去也是天經地義。
桂花嬸像個雪人一樣閃了進來，回手死死關上了門。她沒帶手電筒，借著雪夜的微光，我看到她懷里緊緊鼓著一塊什么東西。我剛要開口認錯，她卻一把捂住了我的嘴，把我拉到屋里最暗的角落。
要說清楚這半夜敲門的緣由，還得從白天生產隊那場分肉的大會說起。
一九七七年，我剛滿十九歲。那一年，對于全國許多年輕人來說，是恢復高考、命運轉折的春天。但對于當時的我而言，卻只覺得那是一個熬不過去的嚴冬。我爹早年為了搶修大隊的公用水庫，被突然坍塌的泥石流永遠埋在了底下。我娘受不了窮，在我十歲那年改嫁到了外鄉，再也沒有音訊。我和常年臥病在床的奶奶相依為命，住在大隊最破的茅草房里。
那年冬天，奶奶的哮喘病犯得厲害，整天整夜地咳嗽，咳得連黃疸水都要吐出來了。赤腳醫生來看過，搖搖頭說，老人這是早年虧了身子，加上肚子里沒油水，身體都熬干了，怕是難挺過這個年關。我聽了，一個人躲在屋后的大槐樹下哭得撕心裂肺。
我知道，奶奶需要補身子，哪怕是一碗濃濃的肉湯，或許也能把她從鬼門關拉回來。可是，我一個半大小伙子，每天拼了命地掙工分，到了年底結算，扣除口糧，連一分錢都分不到，拿什么去給奶奶買肉？
臘月二十三，小年這天，生產隊終于迎來了殺豬分肉的大日子。大隊的打谷場上，早早地架起了幾口大鐵鍋，水燒得滾沸，白氣直沖云霄。全村男女老少拿著臉盆、提著竹籃，眼巴巴地圍在案板前。那是兩頭養了整整一年的大肥豬，刮干凈了毛，白花花的，泛著誘人的光澤。
按規矩，分肉是根據各家的人口和全年的工分來定的。負責分肉的正是隊長趙鐵錘。趙隊長是個遠近聞名的硬漢，早年當過兵，臉上一道疤，不茍言笑。隊里誰要是敢偷懶耍滑，他能指著鼻子罵得你抬不起頭。分肉更是出了名的公平，那桿大秤在他手里，就像是包青天的驚堂木，連一兩的偏差都不可能有。
輪到我時，天已經擦黑了。我攥著破竹籃的提手，低著頭走到案板前，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趙隊長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極其復雜，有嚴厲，似乎也藏著一抹不易察覺的憐憫。
“林子，你家一斤半。”會計在旁邊翻著賬本，大聲報了數。
趙隊長沒說話，提起那把剔骨尖刀，在一扇肥瘦相間的后座肉上比劃了一下。一刀下去，那塊肉看著分量絕對不小。他把肉往秤盤上一扔，秤砣往前一推，高高地翹了起來。
“剛好，拿走吧。”趙隊長面無表情地說道，順手把肉撥進了我的竹籃里。
旁邊的會計愣了一下，探頭想去看那秤星：“隊長，這看著不像一斤半啊……”
“我說剛好就剛好！你看秤還是我看秤？”趙隊長突然拔高了嗓門，眼睛一瞪，把會計嚇得把后半句話咽了回去。周圍的社員們都冷得直跺腳，急著等下一家，也沒人真去計較。
我拎著竹籃，只覺得手里沉甸甸的。那重量，少說也有四斤多！我不敢抬頭，哆嗦著說了句“謝謝隊長”，拔腿就往家跑。一路上，北風呼嘯，我的心卻砰砰直跳。我知道，隊長這是明目張膽地偏袒了我，多給了我整整三斤肉啊！
回到家，我把肉趕緊藏進了米缸，自己卻興奮和忐忑得怎么也睡不著。直到半夜，那陣要命的敲門聲響起。
這便到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桂花嬸把我拉到黑暗里，我的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
“嬸子，我錯了……肉我還沒動，我這就去拿給您，您別讓隊長背處分……”我帶著哭腔，壓低聲音說道，轉身就要去扒米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