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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臺電影的岔路與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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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誕生起,港臺電影就如兩條時而并行時而交匯的河流,在全球化浪潮中摸索各自的存在方式。今年以來,先后有多部港臺電影——《尋秦記》《過家家》《他年她日》《96分鐘:列車爆炸案》《夜王》——登陸內地銀幕。透過它們,我們可以看到港臺兩地電影人在后疫情時代的上下求索。

      進入新世紀,香港電影人以類型片的變奏接續老港片脈搏;臺灣電影人則在藝術堅守與商業試探中,尋找另一種緩慢而深刻的視覺敘事。這5部電影遂構成一個小小切片,當《尋秦記》的觀眾在影院里尋找25年前的自己,當《他年她日》的奇幻外衣下包裹著青春情感的細微波紋,當《夜王》用一個行業的消逝回首香港今昔,電影終究完成了它最原始的使命:一面鏡子,照見個體的記憶與集體的命運。



      《夜王》劇照

      港式商業類型片的彷徨

      元旦檔期上映的兩部香港電影:《尋秦記》及《過家家》,恰恰反映了當下香港電影的兩種制作取向,一種是以舊日情懷為消費錨點,打撈一批愿意為香港文化產業的輝煌過去買單的觀眾;另一種則是繼續在合拍片的軌道上推進,以致影片本身已然看不出多少香港元素?!哆^家家》與其說是香港電影,不如說是香港資本參與制作的電影。片中最顯豁的香港特征,當數飾演罹患阿茲海默癥的主角的成龍。

      1980年代步入全盛期的香港電影,之后陷入低迷與衰退。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一,在于港片原本所倚重的臺灣資金在1990年代后期逐步撤回臺灣。與此同時,好萊塢大制作特效片的風潮席卷全球,進一步推高了電影制作成本。最終,當臺灣放開對好萊塢電影的進口配額時,美國大片的沖擊下,香港電影幾乎失去臺灣市場。

      其二,在于亞洲金融風暴破壞了電影業傳統的融資渠道,盜版由此變得猖獗,而鼎盛時期過度生產的流水線化類型電影,在經濟衰退之下,逐漸被本土中產階級視為廉價庸俗制作。好萊塢電影在香港攻城略地,進一步擠占了港片的生存空間。

      其三,則在于大量香港巨星,如吳宇森、成龍、周潤發等出走好萊塢。但在2003年后,隨著《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的簽訂,這些電影工作者大多選擇回流內地,以合拍片的方式,延續港片的傳統。如今活躍于內地銀幕的港片,諸如《十月圍城》《新少林寺》《葉問》系列、《寒戰》系列、《掃毒》系列、《無雙》《怒火:重案》等,多為此類合拍片。

      然香港影視力量的北上,并非肇始于CEPA。后者不過是將某一正在形成的趨勢形諸文字,列為政策。作為最早一批北上取景的香港影視劇,2001年的TVB34周年臺慶劇《尋秦記》所采用的外景地,是壩上草原及陳凱歌執導電影《荊軻刺秦王》時留下來的橫店秦王宮。這使得《尋秦記》擁有香港一般電視劇難得一見的大場面。


      《尋秦記》劇照

      25年后登上銀幕的電影版《尋秦記》,甫一出現,便成為香港電影史上首日上映場次最多的作品,當日票房逾1100萬港幣,為香港影史開畫票房之最。在內地,該片的票房成績也相當亮眼,貓眼專業版數據統計,《尋秦記》在2026年的電影票房總榜上排行第4,《瘋狂動物城2》《阿凡達3》和《匿殺》,這之中,僅廣東一省即貢獻了近三成票房,其“情懷消費”的驅動力可見一斑?!秾で赜洝凡⒎且徊靠梢詣冸x過往劇集單獨存在的作品,而是一場以電影為名的集體懷舊。香港都會大學文化研究助理教授陳智廷表示:“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情懷、IP和CP(古天樂及宣萱)。”

      但懷舊并非僅屬于香港一地,而是后疫情時代全球性的集體情緒?!斗被ā贰睹菲G芳》《九龍城寨之圍城》《芭比》《苦盡柑來遇見你》《夜王》等影視劇,無不是有著厚重地域性的懷舊之作。透過發現過去,人們回溯性地構建當下的秩序,重新尋找那身在世界之中的時間感。懷舊是一件便利的工具,每逢下沉年代便要出現,為我們擰緊發條,支持我們踉蹌著向前行進。早在古希臘神話中,便有人類從黃金時代,途徑白銀時代,終至墮落進黑鐵時代的懷舊敘事。正是過去的確定性與敘述過去的不確定性,搭建出了此類敘事的基本邏輯鏈條。每個人都透過私人記憶、家族記憶或集體記憶擁有那確定的過去,而當這些零碎的記憶拼圖,拼合成歷史的圖像時,一切都變得含混起來。

      《尋秦記》的懷舊,則不是如《繁花》《九龍城寨之圍城》《苦盡柑來遇見你》那般時代劇式的懷舊,它沒有直接敘述一段與香港在地文化密切相關的故事,而是以《尋秦記》的小說及劇集為藍本,創作出一部近乎同人文學的作品。其目標觀眾在意的,甚至不再是電影劇情本身,而是那些在25年的歲月沖洗下改變了面容的原班演員,將如何于銀幕上重聚。如同召回過去記憶的一場儀式,《尋秦記》營造了一場集體懷舊。

      《過家家》同樣是懷舊的,卻在懷舊的經線中,織入了遺忘的緯線。它講述了一個關于注定到來的失去的故事,但過度使用的慢鏡頭煽情,讓電影語言變得甜膩而濫情,這幾乎是此類走溫情路線的商業電影的通病。不過,《過家家》依然揭示出香港電影發展的一個趨向,即與內地影視力量的合流。當內地類型電影日漸成熟,香港電影工業的先發優勢會被電影工業體量上的巨大差距拉平。

      于是乎,香港電影很大程度上將迎來分流。聚焦本土、凝視香港市民尋常生活的小成本藝術電影,如《年少日記》《流水落花》等,以展現出不同于過往香港商業類型電影的問題意識。大制作商業電影,則是合拍片的領域。當下,此類合拍片以香港電影人最熟悉的類型,即警匪片與犯罪片為主。但當那些內地觀眾早已審美疲勞的敘述范式:兄弟義氣、江湖任俠、警匪沖突、無間道等,被一遍又一遍地復制,而尺度上的放寬與突破,也只能塑造虛弱的視覺奇觀時,香港商業類型片便需要在一個愈發挑剔的市場中求變。


      《過家家》劇照

      臺灣電影的破與立

      論及如何求變,我們可以把目光從香港轉向海峽的另一岸。

      臺灣電影的起步與香港幾乎同時。1898年,日本佛教真宗少年教會在臺北北門外舉辦“少年教育映畫幻燈會”,是為臺灣首次電影放映。香港與電影的初次邂逅,則可追溯至1897年莫里斯·薩維特教授在舊香港大會堂舉辦的放映會。

      然而,此后百余年,港臺兩地電影卻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向度。比較兩地電影在起源階段所吸收的傳統,我們會發現,香港電影之所長,在于其始終是本地消費生活、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較少尋求超越,亦不為宏大敘事所焦慮。有意無意間,香港生長出了一種帶有粗糙生命力的電影工業,一切都服膺于自由市場經濟的調度。

      故而,1920年之間的早期香港電影,大都為戲曲電影。彼時,戲曲仍是香港街頭巷尾間口耳相傳的大眾藝術。而香港混雜的語言背景,使得香港電影分化為兩條平行軌道,一為國語片,二為粵語片。至1960年代末,受電視媒體的刺激,動作電影的風頭開始蓋過戲曲電影,程式化的唱念做打,被更真實的動作鏡頭、更凌厲的蒙太奇取代。從此,商業類型片成為香港電影的主力。無厘頭喜劇、武俠電影、警匪片、功夫片乃至賭片、風月片、僵尸片,活躍于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香港影壇。

      香港電影的語法在此一時代得到確定,在最典型的香港類型片中,我們總能看到如此工整、直接、有效,有時近乎粗暴的剪輯手法。1980年代的全盛時期,香港電影的拍攝檔期被一再壓縮。王家衛的《東成西就》采用邊拍邊寫模式,從劇本創作到最終成片只花了27天。杜琪峰拍《槍火》時根本沒有劇本,整部電影只花了19天即告完成。1991年,香港演藝界為賑濟華東水災而拍攝的公益電影《豪門夜宴》,甚至只花了4天便制作完成。

      臺灣電影的起步,相對較晚。1949年后制作的絕大多數臺灣電影,大都是由遷臺的中華民國政府主導的宣傳片,如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的《美麗寶島》、臺灣省煙酒公賣局的《良心與罪惡》。這一時期,臺灣電影在政治的鼓噪聲中徘徊,直到1960年代末期,李翰祥等香港電影人來臺發展,帶來香港相對成熟的類型電影制作技術,臺灣電影才開始緩步轉型。1982年,中央電影公司拍攝了《光陰的故事》,被廣泛視為臺灣新浪潮電影的首部作品。楊德昌、侯孝賢等名導正是在此一時期嶄露頭角。至1989年,侯孝賢以《悲情城市》一片,斬獲威尼斯影展最佳電影金獅獎殊榮,成為首部獲得世界級三大影展獎項的臺灣電影。

      但《悲情城市》問世同年,臺灣開放外國電影進口。剛剛有所起色的臺灣電影面臨著香港電影同樣的處境:他們的對手,都是彼時風頭正勁,席卷全球的好萊塢電影。

      出于對好萊塢電影工業邏輯的逆反,臺灣電影人走上了一條與香港截然不同的道路。如果說香港主要以商業類型電影為其名片,那么,在國際影壇最具影響力的臺灣電影,莫過于新浪潮一代導演的藝術電影。這些電影往往極富導演風格,較少起用明星演員,鐘愛以自然光影塑造充滿畫意的鏡頭美學,觀影門檻相對較高。因此這些電影大多叫好不叫座,仿佛專為影展而設,為電影愛好者而做。

      另一批為普通觀眾所熟知的臺灣電影,則是雜糅藝術片手法的青春愛情電影,如2007年周杰倫自編自導自演的《不能說的秘密》,2011年火遍華語地區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這些電影的出現,得益于臺灣流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以瓊瑤為代表的言情小說所留下的文化積淀。


      《他年她日》海報

      元旦檔期上映的《他年她日》,正處在這一條青春愛情電影的傳統脈絡中。雖然添上了重力墻和優日區、長年區時差的奇幻設定,敘事卻仍集中于角色情緒的細小涌動。

      另一部登陸大陸銀幕的臺灣電影《96分鐘:列車爆炸案》則跳出言情范疇,落入另一重俗套。作為2025年臺灣地區本土電影票房冠軍,《96分鐘:列車爆炸案》只呈現出電視電影的質感。題材和戲劇空間的限制,讓電影即使有動作戲份,僅局限于高鐵的狹窄空間內。對列車困境的討論淺嘗輒止,最終歸于男主角宋康任自我犧牲的救贖。該片折射出的社會心態,是其最值得玩味的地方,片中,民眾對公權力極度的不信任已近乎“塔西佗陷阱”,此種不安終至蛻變為炸彈客的暴力行徑。

      《96分鐘:列車爆炸案》是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求變嘗試,雖在臺灣本地切中了某種社會情緒,卻沒有更深層的思辨,更精心設計的動作場景來配合敘事的進展。但此前,港臺兩地影視資源的密切配合,卻足以制作出《周處除三害》之類叫好又叫座的現象級作品。這證明,流水線制造的娛樂產品,已然不再能夠像過去一樣,憑借一兩個高概念、一兩位流量明星來大肆吸金。真正愿意雕修細節,認真對待每一幀膠卷,講好一個合格的故事的電影,則總能找到對應的觀眾。


      《96分鐘:列車爆炸案》劇照

      由此我們可以說,或許,在尋求更廣闊的電影舞臺與堅守在地性之間,在懷舊消費與題材創新之間,并無絕對的高下與對錯,只有不同選擇下的不同回響。港臺兩地的光影實驗,最終都將匯入華語電影更廣闊的敘事長河——在那里,每一個尋找共鳴的嘗試,每一次對身份的回望,都是對“我們如何被電影塑造,又如何通過電影理解彼此”這一命題的珍貴回答。

      來源:談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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