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戰火難停，美國盯上韓國薩德，哈貝馬斯離世給世界敲響警鐘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分享2條線索，一條簡單介紹，另一條詳細闡述。前面是國際新聞，后面是哲學思考。

眾所周知，伊朗與美國的戰爭還在進行中，現在伊朗方面提出和平談判，但特朗普拒絕了，理由是他的目標還沒有達到，他要繼續進行下去。

而美國目前正在與韓國商討，要把部署在韓國的“薩德”系統調到中東。

然而，在2017年樸槿惠擔任韓國總統的時候，美國為了部署“薩德”系統，與中國和朝鮮鬧了個天翻地覆，當時中韓關系也極度緊張，因為這種導彈攔截系統有可能損害中國自己的國家安全。

現在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反對，因為如果那樣的話，韓國也會受到朝鮮的威脅，但是美國一意孤行。

未來幾天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韓美之間有關將“薩德”系統轉移到中東這件事，有沒有談成？一旦移往中東意味著什么，尤其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從整體上來說，目前我的一個研判是，在未來幾年，至少在特朗普的任期內，美國將主要戰略重心轉向中東，既不是在歐洲的俄烏戰爭，也可能相當程度不在西太平洋地區。

原因在于，美國與伊朗的戰爭不是一時半會兒可以結束的，即便平息了，這只是暫時的。

正如我上周所述，當前的伊朗戰爭是冷戰以來最嚴重的一場戰爭，而且它的因果關系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完全奠定了。

關于這個問題，我就不再詳細展開，僅此給大家簡單梳理一下這幾天新聞上的一些脈絡。

坦率來講，這次戰爭是在國際政治和國家環境發生天翻地覆的時候，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民粹政治和民粹情緒上升之后發生的。那么，這意味著西方國家的內政和外交相當程度地會連在一起。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其實談的已不再是國際關系層面的問題，而切入了某種程度的哲學思考。

在這一背景下，3月14日德國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哈貝馬斯去世了。

雖然哲學問題似乎離我們很遠，但我想和大家談一談，為什么哈貝馬斯如此重要？他的重要性體現在哪里？他走了之后，我們這個時代可能面臨哪些困擾？

接下來，我將用十幾分鐘的時間，一是給大家介紹一下哈貝馬斯的生平，尤其是他的重要思想，以及這些思想與當代和未來世界的一些內在邏輯聯系。

01

哈貝馬斯生于1929年6月18日，逝世于2026年3月14日。他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當代的黑格爾，是集思想家與公共知識分子于一身的人物。也有觀點認為，他是戰后西方秩序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堅定的捍衛者等等。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對當今世界的思考與古典德國哲學相當不同。

古典德國哲學，從康德開始算起，是從先驗經驗、理性知性的抽象角度切入，所以某種程度上，康德哲學奠定了當代古典西方哲學的基礎。

然而，哈貝馬斯的視角完全不同，他從現實層面切入，而這個現實層面并非先驗、后驗、理性或其背后的邏輯，而是人際交往，用德文來說，即“Kommunikatives Handeln?”，也就是溝通行為。

正是基于這種獨特的切入點，他奠定了自己的歷史地位。

哈貝馬斯1962年的教授論文，德文標題叫《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即《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我曾在將近10年之前，引述過其中的一個觀點。

那時，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的電商、互聯網，都還未有如今移動互聯網這樣如日中天，更不用說像現在這樣的人工智能對生活和公共領域的巨大沖擊。

所以，當時我引述的觀點是“Refeudalisierung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即當代資本主義的再封建化。

資本主義之所以優于封建社會，關鍵在于它打破了人們的世襲束縛和自由的枷鎖，代之以社會安全感、社會保障，用社會契約精神為每個人創造了契約，并賦予了人們追求財富和思想的自由。

但哈貝馬斯在其論文中就明確指出，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顯露出再封建化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論點提出于1962年，當時冷戰盛行，科技革命遠沒有今天這樣如日中天。然而，作為一位哲學家，哈貝馬斯當時已經敏銳地察覺到，資本主義存在一種再封建化的傾向，即資本主義向封建社會倒退的傾向。

哈貝馬斯當時才三十幾歲，這一論文使他一戰成名，確立了他在當代世界中作為20世紀最偉大哲學家之一的地位。

多年以后，隨著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興起，特別是它們對社會契約和公共領域的影響，我們見證了公共領域被嚴重壓縮和扭曲的過程。

此時，我們再看1962年哈貝馬斯提出的“當代資本主義的再封建化”，我認為說得非常有道理。

02

1956年，哈貝馬斯加入了非常著名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擔任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阿多諾的助手。

后來，1964年，他又接任霍克海默在法蘭克福大學的哲學和社會學教席，正式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核心人物。

在納粹時代，由于父親的影響以及當時的環境，他也曾被卷入納粹的浪潮。因此，戰后他對民主社會的根基如何構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與前輩們不同的是，他并不認為工具理性是個體或社會成熟的唯一因素。在西方哲學中，工具理性的存在是必要的，無論是現代社會、現代大學還是現代國家，程序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62年，他提出除了工具理性之外，還有目標理性。他認為，在目標理性之余，借助工具理性，個體和社會，尤其是社會的公共領域，才能得到更加穩健的保障。

然而，他后來又提出，這些都不是構建成熟的人和成熟社會最主要的元素。那最主要的元素是什么呢？是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為此，他出版了一本名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的書，翻譯成中文就是《溝通行為理論》，聽起來很學術，但其實他所探討的是個體之間、集體之間、團體之間以及意見之間的溝通背后是否有理性精神，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一幾十年前提出的理論，對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以上談到的哲學，可能比較深奧，所以我嘗試用更易于理解的語言為大家解釋一下。

若以現代視角審視，當我們生活在市場經濟之中，每個人，不論是醫生、律師、主持人還是工程師，都擁有自己的私人領域。我們從私人領域走出來，犧牲個人利益，走到公共領域，無論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還是參與國家治理和公共事務管理，其具體的載體其實就是溝通。

在早期，去到歐洲會發現，每一個大城市都有兩個顯著功能的公共空間：

第一個，是集市貿易廣場的功能，以及旅游觀光的功能；第二個，在兩三百年之前是知識分子登高一呼、進行演講的地方，比如教堂、教室和大學的教室等等，都是人們從私人領域走到公共空間。

而公共空間越發達，人們的交往和思想探討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大。再加上自由和秩序的元素，使得無論是社會還是個體都顯得更加成熟。

然后到了一百多年前，出現了新聞紙，也就是我們后來說的報紙，每個人都可以看，后來又出現了廣播、電視、互聯網等等，所有的這些我們都稱之為大眾媒體。

這些媒體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并非由某個人所主導，而是面向大眾開放。因此，公共輿論和公共環境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對于社會的成熟度至關重要。

所以，這就是哈貝馬斯在《溝通行為理論》中提出的，交往或溝通的行為越成熟，對社會的健康就越重要。

但若從現在來看，可以發現隨著互聯網和電子媒體的興起，尤其是自媒體的出現以及算法的誕生，特別是在人工智能乃至在2026年登堂入室的智能體的影響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中。

你所看到的頁面和我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樣，你所獲取的資訊和我獲取的資訊也完全不同。而你瀏覽得越多，算法就會為你推薦更多相關內容，從而讓你更加深陷于自己的信息繭房之中。

當一個社會繭房效應越來越多，無論是出現在腦袋，還是出現在社會各個角落，公共領域會越來越萎縮。而公共領域越萎縮，社會對立就越嚴重。

晚年的哈貝馬斯很嚴肅地看到了這一危險性，所以他在疫情階段，即2022年又出版了一本新書，叫《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翻譯為中文是《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和審議政治》。

他在書中指出，公共領域出現了新的結構調整，開始直面電子媒體、自媒體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等很多新的挑戰。

當然，或許是由于年齡和思考力的下降，我并不認為他在書中提出的問題，已經窮盡了我們這個時代乃至未來的所有問題。

03

哈貝馬斯逝世，人們為什么會懷念他？就是因為他是剛剛過去這個時代的一個偉大思想者和偉大參與者。

正如我剛才提到的，我希望媒體將他稱之為既是一個思想家，也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在古典西方哲學中，思想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往往是兩個概念。公共知識分子一般不具備哲學色彩，而哲學家一般也不屑于跑到公共領域里來干預公共事務。

所以，哈貝馬斯幾乎是從古典到當代西方哲學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既是思想家也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人，似乎他總是用理性與邏輯來對當代和未來世界進行深思。

哈貝馬斯的這個時代，從歐洲的古典啟蒙時代開始，從康德開始，到赫爾德、萊辛、黑格爾，一直到今天的哈貝馬斯，可以說完整地畫上了一個句號。

但歐洲有一個非常思辨性的媒體說，哈貝馬斯這個時代在他離世之前就已經結束了。這句話說得非常深刻，值得大家反復思考。

換言之，該媒體所指的哈貝馬斯所關注的時代，是前人工智能時代。

他提出了前算法、前人工智能時代的諸多異化現象，包括公共空間的結構調整和公共空間的異化，最終在2022年出版了《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和審議政治》一書。盡管在我看來，這本書的深度不及他1962年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但他點到了。

非常遺憾的是，哈貝馬斯所關注的時代已經遠去，而現在新開啟的這個時代，哈貝馬斯是不懂的，他也沒有趕上，也沒有精力、體力和智力去進一步思考。

我們當前正處在一個以算法和人工智能為核心載體的新時代，它極大地使公共領域萎縮，同時也極大地擴大了繭房效應。

我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公共領域和思想領域中出現的最可怕趨勢之一。而恰恰是在這個時候，當代已經沒有思想家可言。

在哈貝馬斯去世之前，他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他是新舊時代之間的，尤其是90歲到96歲這段時間，他是新舊兩個時代之間的過渡人物，他已經沒有精力、體力和智力來關注后面的事。

而恰恰是現在，我們正迅速地以每兩周一代的節奏，步入一個完全真空的時代。而這個真空時代，理論上需要思想家，而實際上我們又沒有思想家，全球都是如此，更何況中國。

所以，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哈貝馬斯的深層原因。

由于今天這篇文章涉及大量哲學和技術的思考，所以點擊率可能不會很高，但我相信關心的朋友一定會非常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