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不是家事，“不適用離婚冷靜期”

“即使雙方達成離婚協議，受害者仍需等待冷靜期屆滿，這期間可能面臨施暴者的反悔、威脅、報復甚至更嚴重的暴力傷害。”

離婚冷靜期，有可能成為家暴受害者的升級“風險期”，這是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金誠同達（西安）律師事務所主任方燕的觀察。

為此，她在今年“兩會”建議，在家暴情形下明確不適用離婚冷靜期規定。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金誠同達（西安）律師事務所主任方燕/截圖自：工人日報

今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施行滿十周年。人身安全保護令、強制報告等保護家暴受害者的核心制度得到建立，逐漸深入人心，與此同時，法律的實施也存在諸多痛點。

婦女權益保護律師李瑩，曾經為她的委托人申請了該法實施后北京市首個人身安全保護令。她向南風窗表示，家暴案件的處理有其復雜性。一位受害人為了盡快離婚，不得不放棄孩子的撫養權，但男方又把孩子作為要挾的籌碼，迫使她又回到了原來的困境。也有的受害人，擔心孩子受父親有案底的影響，而放棄追究對方刑責。

“我們需要一次權威、全面、深入的‘全面體檢’，推動解決那些長期存在但未被重視的‘硬骨頭’。”方燕表示，在反家暴法施行十周年之際，她將聯合30位全國人大代表提交議案，推動開展反家暴法執法檢查。

十年落地，反家暴法的司法實踐走了多遠，如何進一步對齊實際？南風窗與方燕、李瑩就此展開對話。

堵在“最后一公里”

南風窗：《反家庭暴力法》實施十周年，十年前存在的一些問題，現在解決了多少？

方燕：回望這十年，我們的確取得了顯著進步。十年前，很多人還把家暴看作是“家事”“兩口子打架”，現在全社會已經形成了“家暴不是家事，是違法行為”的共識。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從無到有，告誡制度、強制報告制度逐步落地，這些制度框架已經建立起來。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到現在并沒有完全解決。比如，告誡書的出具率與家暴報警量之間仍有差距，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門檻對部分受害者來說依然較高，跨部門協作的“最后一公里”還存在堵點。

今年我和30位人大代表聯名建議開展執法檢查，契機就是“十周年回頭看”。法律實施十年了，我們需要一次權威、全面、深入的“全面體檢”，不只是看數據，更要深入基層去看：告誡制度有沒有真正發揮作用？保護令簽發了以后有沒有人監督執行？農村地區的受害者能不能獲得和城市一樣的保護？

執法檢查的必要性在于，它能推動解決那些長期存在但未被重視的“硬骨頭”。比如，強制報告制度在某些地區執行不到位的問題，學校、醫療機構等發現家暴后不報告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通過國家層面的執法檢查來推動解決。

《目之所及》劇照

李瑩：家庭暴力“零容忍”已經成為社會共識，這是我感受最深的。10年前一個家暴案件出來，可能會有譴責受害人這樣的聲音，但放到現在，基本是施暴人“社死”。網絡對于惡性家暴案件的關注非常高，大家能認識到家庭暴力不是私事，而是對被害人人身權利的傷害，公權力部門和社會有責任去防治家暴。這是觀念上的很大轉變。

其次，反家暴法制定的很多專門針對家庭暴力的處置機制，如人身安全保護令、告誡書、臨時庇護、強制報告制度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實。它們既是家暴的處置措施，也增加了家暴受害人的救濟途徑，能夠有效地隔離家暴、保護受害人。同時，10年以來，專業的反家暴法律服務機構和人員也在逐步增長、發展。但在司法實踐中，還是存在一些障礙和問題。

南風窗：在您辦理的家暴案件里，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案例，顯示出《反家暴法》在落實過程中的障礙？您觀察到最突出的執法漏洞是什么？

方燕：有一個案子讓我至今難以釋懷。一位女士長期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多次報警，公安機關也出警了，但每次都是以“批評教育”了事，沒有出具告誡書。后來暴力不斷升級，她從被打耳光發展到被打到住院，最后在又一次暴力中險些喪命。這個案例暴露出一個核心問題：輕微家暴的干預失靈，可能導致暴力一步步升級為惡性案件。

輕微家暴的干預失靈，可能導致暴力一步步升級為惡性案件/《江照黎明》劇照

李瑩：我們做過實證研究，通過檢索相關人民法院公開的裁判文書，在涉及家暴的離婚訴訟中，法院認定家暴的比例在20%左右，比例較低。派出所告誡書出具的數量也有不足，或者用告誡書去替代更嚴厲的處置措施。比如即使施暴人把被害人打成輕傷，可以追究刑事責任，但只是出具告誡書。

法院對于家暴認定的證據要求是比較高的。首先，證據收集困難是天然的障礙。因為家暴的特點是發生在家庭內部，有隱蔽性，缺乏目擊證人，越來越多的施暴者也知道怎么規避留下明顯傷害。

法院對家暴的認定也比較慎重。一個巴掌算不算家暴？反家暴法對身體暴力的實施次數和損害后果沒有要求，但在實踐里，法院可能會要求，達到一定次數或損害后果才算家暴。

對法院來說，認定家暴就會產生對應的法律后果，可以直接判離婚、受害方可以申請離婚損害賠償，所以法官會更審慎。這是一個司法實踐的問題，法律的規定、公眾的認知和法院的認知，存在不同的角度。

反家暴的制度設計很好，但要是告誡書和人身安全保護令發不下來的話，這個制度就沒有被真正激活。也會導致受害人因無法認定家暴，為了能盡快離婚，往往向對方妥協和犧牲應有的利益，比如財產權和孩子的撫養權。

人身保護令，力度應加大

南風窗：執法失靈的情況，更多是因為觀念問題，還是動力問題？

方燕：關于“執法失靈”的原因，我認為既有觀念問題，也有動力問題，但根源是制度設計問題。

以告誡書制度為例。首先，告誡書的法律性質不明確，有的地方把它定義為“行政指導行為”，不屬于行政處罰，意味著被告誡人即使有異議也無法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受害者如果對告誡結果不滿意，同樣缺乏救濟渠道。

其次，告誡書出具后，誰來監督？誰來回訪？法律規定是居委會、村委會和派出所“查訪”，但實踐中往往是告誡書送出去就“石沉大海”，缺乏后續的跟蹤和監督。

李瑩：我認為主要是觀念問題。千百年的歷史里，有了“家庭”這個定語，好多問題就不是問題了。“打是親罵是愛”“棍棒底下出孝子”，大家是能容忍的；家庭暴力往往被視為家庭糾紛。“清官難斷家務事”，認為公權力過多介入，反而可能會加劇夫妻矛盾。

事實上我覺得是相反的。家暴施害人也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的，但出于僥幸心理，“如果公權力不來管，我就可以做”。一旦司法機關亮劍，還是對他們有很大的震懾作用。

我們碰到過一個有點“可笑”的例子。法院下達了人身安全保護令后，施暴人就躲在自己家的監控死角，等妻子過來，打了她一下，之后趕緊跑了。這至少說明，在有保護令的情況下，他不敢公然違反。

《我經過風暴》劇照

南風窗：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實際效力如何？為何部分被申請人一再違反裁定？

方燕：近五年全國法院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2.5萬余份，這個數字相較于家暴的實際發生量，有些偏低。局限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申請門檻對部分群體依然較高。雖然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的司法解釋已經降低了證明標準，從“高度可能性”降為“較大可能性”，但對于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法律的農村婦女來說，要收集報警記錄、傷情照片、聊天記錄等證據，仍然很困難。

第二，申請主體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大。雖然現在明確了戀愛、同居關系可以參照適用，但在實踐中，很多受害者根本不知道可以申請保護令。

第三，執行機制存在“程序空轉”。保護令簽發了，但如果被申請人拒不履行，誰來強制執行？法院的司法警察力量有限，公安機關的配合機制在一些地方還不夠順暢。

關于保護令的實際效力，確實存在部分被申請人一再違反裁定的情況。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違反保護令的違法成本還不夠高；二是回訪監督制度落實不到位。按照法律規定，保護令簽發后應當進行回訪監督，但過去缺乏具體的操作細則。

今年我也看到一些很好的探索——部分地方明確保護令簽發后的回訪機制，例如對于期限較長的，限定回訪次數不得少于一定數量。這就是把“軟要求”變成了“硬約束”。如果這樣的做法能在全國推廣，保護令的執行效果會大大提升。

保護令簽發后的限定回訪次數不得少于一定數量，對于保護令的執行效果會大大提升/《好團圓》劇照

南風窗：家暴類案件的治理有其內在困境。例如，家暴造成的身體傷害、經濟剝削，成為剝奪受害者撫養權的理由；受害者擔心孩子受父親有案底的影響，不追究刑責等。對于這類情況，法律如何推動更好的治理和解決？

方燕：這個問題非常深刻，確實存在這樣的困境。我也在繼續調研，希望能找到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

李瑩：擔心孩子受到父親有案底的影響，所以放棄追究刑責，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我個人覺得，法律機制上需要減少這種連坐，針對家庭暴力入刑做出更為明細的規定，減少受害人的壓力。同時向受害人科普和明晰，若施暴方僅僅構成行政拘留，是不會影響孩子未來政審的。

甚至一些執法部門的人員由于對法律的認知有偏差，會在調解時跟當事人說，要是把施暴人行政拘留了，會影響到孩子。作為法律服務機構，除了給當事人提供專業性的法律支持以外，我們也需要增強和警察、法院的有效溝通，推動他們正確地理解和適用法律。

“系統工程”的短板

南風窗：家暴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反家暴法》曾列舉多個責任主體。從公檢法機關到基層社區、婦聯、社會組織等，多部門之間的聯動機制對于家暴治理有何實際效用？當前實際運行情況如何？

李瑩：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實踐來看，多部門聯動是反家暴中非常有效的機制。家暴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多，單個部門很難完全覆蓋當中的所有工作。從個人感受來說，我們還缺少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聯動機制。

我國臺灣地區在這方面有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首先，有專門的機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其次，多機構聯動非常有效，我在考察中發現，多機構聯動主要由反家暴社會組織牽頭，以網絡會議的方式進行，社政（民政）、警政、教育、法院、專家學者等各方參與其中。符合條件的家暴案件被納入“列管”名單，這些部門定期通過聯席會議，共同討論每一個列管案件的進展、下一步計劃和分工工作，案件處理達到相關條件后，才從列管名單中移出。

臺灣地區以外，我國目前沒有專門的反家暴協調機制，相關工作主要依托婦聯推進。婦聯雖然缺乏直接的決定和處理權，但可以借助現有的婦女兒童保護機制、工作小組，探索有我們自己特色的多部門聯動機制。現在很多省市，在地方的立法里明確了多機構的聯動，主要是以聯席會議的方式進行，我認為這個聯席會議不僅討論公安處置、保護令執行、離婚訴訟進展，還應關注受害者的后續生活重建，比如子女的心理疏導、受害方的就業培訓支持，由對應職能部門跟進介入，社會組織和社工在里面也應發揮著重要作用。

《微暗之光》劇照

南風窗：反家暴法實施以來，在“軟性配套”上強調受害者的臨時庇護、心理疏導等，對施暴者的矯治情況如何？怎樣評估其再次傷害的風險？

方燕：這個問題問到了反家暴工作的“短板”。我們過去確實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受害者保護上，對施暴者的矯治關注不夠。

目前的現實是，對施暴者的干預停留在“批評教育”層面，心理矯治缺乏法律強制力和專業技術支撐。多數情況下，施暴者被口頭訓誡就了事，很少有人被強制納入系統的心理干預程序。這就導致了一個惡性循環：“施暴—短暫收斂—再犯升級”，直至演變成惡性刑事案件。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建議：第一，建立家暴行為分級干預機制，根據風險等級確定不同的干預措施，高風險的要增加家訪頻次、強制接受心理矯治；第二，引入專業力量，授權社會組織、社工參與心理矯治和跟蹤回訪；第三，構建風險評估模型，打通公安、醫療、法院等數據系統，實現風險早識別、早干預。

李瑩：此外，對于受害者的臨時庇護基本上是缺乏有效激活的。一是缺少普及宣傳，很多人不知道有這樣的制度。其次是很多庇護機構設置在當地的救助管理站，沒有真正滿足受害人的需求。我去考察過某地的救助站，位置偏僻，買女性用品都不太方便，開放時間也偏短，在10天左右。這對于庇護“從家里被打出去”的女性，實際效果有限。

《你旁觀的罪》劇照

南風窗：農村基層地區的反家暴實踐，其面臨的痛點和城市有何不同？

方燕：農村地區的反家暴工作，確實有不同于城市的痛點。第一，傳統觀念更頑固。“家丑不可外揚”“兩口子打架床頭打床尾和”的觀念在農村根深蒂固，受害者更不愿意報警或求助。

第二，信息閉塞、交通不便。農村地區往往離派出所、法院遠，受害者求助成本高。一些偏遠山區的婦女，要走到鎮上派出所可能需要半天時間。

第三，基層組織反家暴力量薄弱。村委會、村婦聯干部往往缺乏專業培訓，面對家暴不知道如何處置，有時甚至幫著“勸和”。

第四，熟人社會的壓力。在農村，報警意味著全村都會知道，受害者面臨的輿論壓力更大。

李瑩：由于當事人文化水平、傳統觀念和當地法律資源的限制，遭受家暴的當事人可能不知道該不該尋求法律幫助，向外求助和獲得救濟也更加困難。

前些年我們去過偏遠鄉村幫助家暴受害人處理離婚案件，法庭設在鄉里，一間簡陋的房間，既是法官的宿舍也是法庭，沒有原告席被告席，雙方坐在很破的長凳上，還要經歷很曲折的交通才能到達。現在硬件條件應該有很大改觀，但是對遭受家暴的農村女性特別是偏遠地區的受暴女性來講，如果沒有法律援助，她們很難得到幫助。

從“形式公平”走向“實質保護”

南風窗：“家暴情形下明確不適用離婚冷靜期”的建議，其可行性如何？也有人認為，家暴情形下可以考慮訴訟離婚，通過法律來公正判決。

李瑩：我同意這一建議，但在具體的執行層面，還需要再細化。離婚冷靜期是走協議離婚，如果為家暴情形開辟特殊通道，那么認定家暴的主體是誰？如果是民政部門，他們也需要去判定家暴的情形，像前面提到的，公安和法院部門對家暴的認定在實踐中也很復雜，這就超出了民政部門的能力權限。所以，也需要相關部門去考慮和回應這個問題。

方燕：有人說“可以走訴訟離婚”，但訴訟離婚對家暴受害者來說并不輕松。舉證難、周期長、費用高，很多受害者尤其是經濟不獨立的女性，根本耗不起。

我的建議是：對家暴情形下不適用離婚冷靜期進行探索研究。同時，為了避免有人利用假的家暴證據鉆空子，建議明確可采信的證據清單——比如公安機關報警記錄、人身安全保護令、傷情鑒定報告、婦聯調解記錄等，這些客觀證據造假難度大。還可以打通民政、公安、法院、婦聯的數據共享通道，讓婚姻登記機關能快速核實證據真實性。

《我經過風暴》劇照

南風窗：去年，最高檢曾經明確，將具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關系認定屬于家庭成員關系，并將精神虐待認定為家庭暴力行為。指導性案例、司法解釋的不斷細化，折射出家暴治理怎樣的特點？

方燕：去年最高檢明確將具有共同生活基礎的婚前同居關系納入家庭成員關系，將精神虐待認定為家庭暴力，這反映了家暴治理的一個核心特點：從“形式公平”走向“實質保護”。

過去，法律保護的范圍以“家庭成員”為限，同居關系、戀愛關系中的暴力往往難以適用反家暴法。但現實是，很多暴力恰恰發生在婚前同居、戀愛期間，或者離婚之后。把這些關系納入保護范圍，體現了法律對實質生活關系的尊重，而不是機械地看“有沒有領證”。

對精神暴力的認定，同樣體現了這種進步。以前人們認為“沒動手就不算家暴”，但現在法律明確：持續凌辱、貶損人格、自殘威脅等行為，同樣構成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這說明，我們對家暴的認識已經從“物理傷害”深入到“心理傷害”，從“行為本身”拓展到“行為后果”。

這種細化還折射出另一個特點：家暴治理正在走向系統化、精準化。通過指導性案例、司法解釋不斷填補法律空白、回應實踐難題，讓反家暴的法律體系越來越完善，越來越能夠真正保護每一個需要保護的人。

反家暴法實施十年，我們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回避。希望通過開展執法檢查，能夠全面評估法律的實施效果，找到問題癥結，推動法律修訂和相關配套政策的出臺。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讓每一個家庭遠離暴力，讓每一個受害者都能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實習生梁青青對本文亦有幫助）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網絡。首圖為《我經過風暴》劇照

作者 |付思涵

編輯 |向 現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