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握著一塊頭皮”：布魯塞爾恐襲10周年，親歷者口述史

'I had a scalp in my hand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Brussels terror attacks

十年前，一系列爆炸震撼了比利時首都。親歷者用他們的語言，重現了那個災難之日及其后續。

2016年3月24日，布魯塞爾證券交易所前博斯廣場的臨時紀念處

2016年3月22日，一個尋常工作日的清晨八點前，兩起爆炸撕裂了布魯塞爾主要國際機場的出發大廳。裝滿鐵釘的炸彈炸碎血肉、掀斷肢體，燃燒的瓷磚如雨點般從天花板墜落。

約一小時后，在城市另一端的歐洲區地鐵站，第三次爆炸摧毀了一節列車車廂。

自四個月前巴黎發生造成130多人死亡的協同伊斯蘭恐怖襲擊以來，布魯塞爾的緊張局勢和安全措施不斷升級，其中巴塔克蘭劇院的一場搖滾音樂會就有90人遇難。

就在幾天前，布魯塞爾警方在突襲行動中抓獲了與鄰國法國致命襲擊有關的關鍵嫌疑人，比利時官員隨即發出可能發生襲擊的警告。

十年后，《政客&歐洲》采訪了政界人士、應急服務官員、記者、幸存者及其家屬，回顧那個決定命運的早晨，重建布魯塞爾爆炸案及其后痛苦日子的時間線。

在扎芬特姆機場

| 上午7時58分，兩名自殺式襲擊者在擁擠的出發大廳內相隔九秒先后引爆炸彈。

卡倫·諾斯希爾德，美比混血運動員、幸存者： 那天我和許多人一樣，在布魯塞爾國際機場準備飛往美國。第一枚炸彈擊中我的瞬間，地獄般的景象驟然降臨。我被沖擊波掀翻在地，背部重傷，只能躺在地上等待、期盼、祈禱有人能發現我。

塔拉·帕爾梅里，記者、前《政客》撰稿人： 我記得當時剛收到推特推送的警報。我還沒完全睡醒準備上班，躺在床上就看到了恐襲新聞。我立刻叫了輛優步，讓司機盡量送我到機場附近。他們在高速路放下我，我徒步走向現場。到達時一片混亂，人們四處奔逃，那場景宛如犯罪現場。

卡倫·諾斯希爾德： 我在地上躺了很久很久。我喘不過氣來，渾身力氣正一絲絲流失。鮮血從我的腿部不斷涌出。當時我一直在想："怎么會發生這種事？"其他幸存者也傷勢嚴重，他們都在等待救援。四周充斥著各種聲響——哭泣、呼喊、尖叫。當然，現場一片混亂。

塔拉·帕爾梅里： 我只記得警笛聲。那聲音讓我想起二戰電影。在腦海中，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于戰爭中心。

卡倫·諾斯希爾德： 當生死攸關的時刻來臨，身體能爆發出驚人的力量。我設法撐起身子爬上一輛機場手推車。某一瞬間，我側目望去，看見有人正往回沖。他離我僅幾米遠，正在搜尋是否還有待救的生命。我心想："這是我唯一的機會，機不可失。"我拼盡最后力氣揮手示意，讓他明白我還活著。他立刻向我奔來，將我推出險境，用手推車把我轉移到人行道上，隨后便消失在人群中。

2016年3月22日，比利時布魯塞爾遭遇恐怖襲擊后，機場上空升起滾滾濃煙

塔拉·帕爾梅里： 我記得健身房有位教瑜伽的出色女士。她是位美國女孩[凱倫]，她失去了大約半個身體。

卡倫·諾斯希爾德： 大約一小時后救護車才終于抵達[機場]。我竭盡全力保持清醒、維持意識、努力求生。但那一個小時簡直如同地獄。我確實在瀕死邊緣，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并祈禱上帝前來拯救。

當救護車最終抵達時，我想我的潛意識在說："好了，你安全了。現在可以讓他們接手后續了。"

在梅爾貝克地鐵站

| 上午9點，另一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梅爾貝克站的地鐵車廂內引爆了炸藥。

幸存者克里斯泰爾·喬瓦內蒂：2016年3月22日，我照常出門上班。平時我不乘地鐵，但每隔兩個月我會去市中心開一次會，那天正好是開會日。

地鐵開始行駛，第一節車廂剛進入隧道，爆炸就發生了。我正坐在那節首節車廂里——自殺式襲擊者引爆的是第二節車廂。巨大的火球伴隨著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襲來，我被沖擊波拋起后又重重摔回座位。

記者、西爾維婭·肖里利·博雷利： 我當時常駐倫敦，加入《政客》才幾個月，那次正巧在布魯塞爾出差。因為起晚了，我決定從梅爾貝克站乘地鐵。

當時我正在和父親通電話，因為他從廣播里聽到了機場爆炸的消息，打電話來確認我是否安全。就在我和他通話時，我聽到了巨大的爆炸聲——那正是我腳下地鐵站發生的爆炸，也是我原本要去的地方。

克里斯泰勒·喬瓦內蒂： 我記得周圍一片漆黑，因為當時我已經部分進入了地鐵隧道。我記得自己摸了摸腿，想知道身上沾了什么——那是瓦礫和灰塵。感覺就像吞下了灰塵，嘴里還有異物。旁邊有個男人一直在祈禱。

接著，有了一些動靜，一些聲響，人們開始打開手機，一切似乎又恢復了些許生機。司機從駕駛艙出來，幫我們拆下一扇窗戶作為緊急出口。我們讓乘客先出去，婦女和兒童優先。我是最后幾個出來的人之一。

西爾維婭·西奧里利·博雷利：顯然，當事件發生時，一切顯得超現實，因為我從未身處過炸彈爆炸的現場。那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處境——你意識到自己正置身于即將成為重大新聞的事件中心，但在那一刻，你并未真正意識到它正在發生。我記得當時只是告訴父親我要掛斷電話了。

克里斯泰勒·喬瓦內蒂： 我想我當時有些震驚，所以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離開，而是僵立在站臺上。地上散落著物品，還有人體的殘骸。我完全驚呆了。當時有位年輕女性在我身邊，她讓我不要看。但我還是看了。我本想進入第二節車廂，但根本不可能。所有遇難者都在那里。我目睹了許多慘狀。從廢墟中拉出一名被困女子時，她幾乎已失去反應。

2016年3月22日，警察在布魯塞爾馬埃勒貝克地鐵站附近設置的安全警戒線入口處執勤

蒂內·格雷戈爾，醫生兼志愿急救員： 我和伴侶當時碰巧在歐洲區的車里，從推特上看到該區域發生了第二次襲擊。我想那里可能還沒有醫生到場，便步行前往現場。我用法語說：“我是醫生”。后來遇到一位消防部門人員，他帶我去了急救站，傷勢最危重的人員都被送到了那里。

克里斯泰勒·喬瓦內蒂： 首批警察到達了對面的站臺。車站里沒有燈光，我們互相看不清對方。警察朝我喊叫要求撤離，我大聲回應還有幸存者。他命令我必須離開。于是我跨過滿地雜物，走上自動扶梯。濃煙中連一米外都看不見，到達地面時消防員和救護車已經就位。

設備短缺是所有人面臨的難題。我因吸入大量炸彈氣體出現呼吸問題，卻無法獲得口罩——物資顯然優先分配給了那些已經停止呼吸的人。

西爾維婭·西奧里利·博雷利：實際上，托恩酒店（位于法律路）變成了臨時分診中心。從酒店健身房（我記得在一樓）能看見執法人員陸續抵達，目擊擔架從地鐵站抬出傷者與遇難者。

蒂娜·格雷戈爾：傷者源源不斷涌來。桌椅被挪到墻邊，那個本就不大的房間里一度并排躺著11名重傷者，每個人的狀況都比前一個更糟。場面極其慘烈，所有人都命懸一線。但凡還能行走的人都被轉移到了其他房間。

克里斯泰爾·喬瓦內蒂： 我們根據傷勢被分診，隨后送往醫院。起初，我被路人和那些照顧過我和其他傷者的人們包圍著。因為共同經歷了這場災難，我們變得格外親近。一位當天早上在托恩酒店與我共處、后來又同在地鐵上的男士特意來尋找我。盡管前一天我們還素不相識，但重逢令人欣慰。他悉心照料我，為我取水，還給我的手機充電。

蒂娜·格雷戈爾：我處理的傷情如同戰傷。有次我手里竟托著一塊頭皮。傷者聽力盡失，渾身覆滿黑色污物。由于物資極度匱乏，我不得不大量即興施救。

我們還必須進行分診，判斷哪些人最有可能存活。許多人骨折，幾乎所有人都嚴重燒傷，有些人還伴有腦損傷。你能看到他們的頭部腫脹。一小時后，傷勢最重的人被送往醫院。混亂中，我的手提包和鑰匙都不見了。我有些恍惚。記得有位護士問我是否還好，我說是的。你只能切換狀態，繼續前行。

第一反應

|當局迅速行動，確保歐盟機構安全、疏散地鐵乘客并確認遇難者身份，家屬們則在焦急等待消息。此次事件共造成32人死亡，超過340人受傷。

V-Europe組織負責人、歐盟委員會恐怖主義受害者特別顧問菲利普·范斯滕基斯特：3月22日早晨，我正開車送孩子們上學。前一天妻子還提醒我別在車里和孩子一起聽新聞——畢竟那些內容并不總是令人愉快——所以那天我打開了音樂。到學校時，我聽說機場發生了爆炸。我姐姐就在機場工作。

隨后母親來電說姐姐的電話無人接聽。她通常值早班到早上6點，但那天有人請病假，姐姐決定加班到8點。大約8點45分，我突然產生一種從未有過的怪異感覺，仿佛姐姐來道別。我立刻跳上車直奔父母家。

克里斯蒂安·德科貝克，比利時聯邦警察災難遇難者身份鑒定部門前負責人： 我接到一位同事的電話，他告訴我扎芬特姆發生了爆炸。我們一直擔心會發生襲擊——尤其是在法國遇襲之后——聯邦警察當時處于警戒狀態。

2016年3月24日，在針對巴黎和布魯塞爾恐怖襲擊的調查期間，特種警察部隊在布魯塞爾理事會會議廳外警戒

DVI當時只有七人團隊，但我們有80人的后備力量以應對重大災難。我開始在白板上組建團隊——負責遺體回收、尸檢、與家屬溝通確認身份以及后勤協調等小組。就在我寫下名單時，我們聽到了馬埃勒貝克發生的第二起爆炸。于是我在白板上劃了一條線，指派了第二支隊伍。

比利時前首相亞歷山大·德克羅： 當時我擔任副首相，分管數字與電信事務。首要問題是電信網絡瀕臨崩潰。我記得自己在未經咨詢任何人的情況下，發推文呼吁民眾請使用 WhatsApp 等基于 IP 的通訊方式，避免撥打電話和發送短信。這是我人生中被轉發最多的推文。這極大緩解了電信網絡的擁堵壓力。

歐洲議會調度部門負責人讓-盧卡·科奇： 當我們大致了解機場和隨后馬埃勒貝克地鐵站發生的情況后，意識到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不再是法國或德國遭遇的襲擊——它就發生在我們隔壁，是歐盟的后院。

由于網絡擁堵，移動通信首先癱瘓，我立即創建了首批手機網絡群組之一。我們必須用現有手段盡快通知所有能聯系到的人。

布魯塞爾地鐵業務部前技術總監湯姆·米希爾： 最初因通訊中斷幾乎無法獲取信息。但我很快意識到必須趕赴現場。顯然我們需要待命小組清理列車。我們抵達馬埃勒貝克站，但被禁止進入地下，在現場待命長達數小時。

克里斯蒂安·德科貝克： 災難受害者身份識別小組的首要任務是前往現場并回收遺體。遺體收集完畢后，我們會將其轉運，隨后與法醫專家協作開展尸檢工作。

當我意識到這是恐怖襲擊時，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絕不能出錯。”法國同行曾告訴我，他們曾誤判過兩名年輕女孩的身份。由于未遵循國際刑警組織的標準流程，僅憑外貌特征和身份證件進行比對，導致將兩名相貌相似的女孩信息錯報給了對方家庭。我暗自告誡自己：“克里斯蒂安，絕不能重蹈覆轍。我們必須嚴格遵循程序，即便這可能需要更多時間。”

讓-盧卡·科奇： 歐盟機構決定讓員工留在家中，直到比利時當局確認沒有其他爆炸或襲擊事件發生。我們接連收到大量詢問：我的孩子在學校怎么辦？該去接他們嗎？我該離開議會回家嗎？由于信息從四面八方涌來，下達指示變得異常困難。我們只能逐區逐項地嘗試解答所有疑問。

亞歷山大·德克羅： 由于擔心可能影響健康，布魯塞爾此前對通信基站功率設有嚴格限制。我們當時決定要求電信運營商將信號功率提升一倍以確保網絡穩定。傍晚時分，我們召開了首次由政府和各安全機構負責人參加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首輪重要討論聚焦于是否應派遣軍隊駐守高風險區域。那是一場緊張的辯論，即便時至今日這仍是棘手的議題。

迪米特里·德弗雷（魯汶大學醫院應急準備協調員）： 就醫療救治而言，首日情況最為嚴峻。與此同時，我們還承擔了法醫鑒定的重任。我院被迅速指定為負責分析機場遇難者與襲擊者全部人體遺骸的定點醫院。

當時需要協調的環節非常繁雜。由于停尸房在常規接收量之外無法容納更多遺體，我們不得不臨時調整方案。

一名急救人員推著裝有尸袋的擔架走出馬埃貝克地鐵站

菲利普·范斯滕基斯特： 我們找不到[我姐姐]。那是非常、非常緊張且艱難的一天。沒人完全明白發生了什么，隨著時間的流逝，你只會越來越絕望。接著，當夜幕降臨時，突然所有求助熱線都關閉了，因為辦公時間結束了。你開始感到無比沮喪，因為你急需幫助，卻始終得不到回應。

湯姆·米希爾斯： 大約晚上11 點，我們獲準進入[地鐵站]。警方已完成調查，于是我們工作了幾小時。眼前的景象觸目驚心——列車像沙丁魚罐頭般被撕裂開來。車頂被炸開，一塊碎片嵌在天花板上。我們當時在想："怎樣才能把這列車弄回車庫？"我們很快意識到需要更多設備，于是在凌晨三四點左右，我們聯系了必要的支援。

我們團隊只睡了3小時就重新投入工作。當時有12到15人在列車上作業。出于政治考量，清理工作存在一定緊迫性——必須盡快恢復地鐵運行，以此宣告："看，我們不會讓自己被擊垮。"整整四天里，我們只睡了六個小時。

克里斯蒂安·德科貝克： 我們遵循著明確標準：必須通過科學方法識別遺體——也就是牙齒、DNA或指紋比對。只有基于這些證據才能做出確切的身份認定。這當然需要時間。我們從第一天就啟動了這項工作。

災難遇難者身份識別小組還會與遇難者親屬面談，以確認逝者的體貌特征。他們當時穿著什么衣物？是否佩戴首飾？身上有無紋身或疤痕？其家庭醫生和牙醫的地址是什么？我們還會詢問他們是否曾出國旅行。如果去過美國，或許就能找到他們的指紋記錄。

菲利普·范斯滕基斯特：我們一直在尋找[我的妹妹]，持續不斷地找。周四下午，我們終于接到電話，讓我們去災難受害者識別中心。我和母親一起去了，他們要求描述我妹妹的特征。這個過程花了一個半小時。終于，事情有了進展。

接著，周五早上，一名警察打電話給我，以為我已經得知妹妹遇難的消息——但我并沒有。所以，事情發生在周二，而我卻在周五才得知她去世的消息，這多少有些陰差陽錯。整整四天時間。我理解災難受害者識別中心不能出錯，但她穿著制服，戴著徽章。家屬不應該等待這么長時間。

克里斯蒂安·德科貝克： 我知道對遇難者家屬而言，每一分鐘都像一世紀般漫長，但我們必須做到絕對確鑿。我們絕不能出錯。

當時所有家屬都聚集在紅十字會中心，我盡可能詳細地說明了情況。有位妻子走到我面前說："先生，先生，請把我丈夫還給我。"這句話我永生難忘。

余波未平

|隨后的日子里，政治領袖們紛紛展現決心與團結。但隨著比利時舉國上下開始反思襲擊為何能夠發生，越來越多人開始要求追責問責。

布魯塞爾市長菲利普·克洛斯：2016年，我擔任副市長兼布魯塞爾議會議員。我們當時意識到風險確實存在。但在民主國家，我們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生活在和平之中，難以想象有人會襲擊自己的國家。我們知道情報部門竭盡全力監控并逮捕恐怖分子團伙，但最后這個組織決定行動，我認為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已被情報部門鎖定。

這座城市是否做好了準備？對于襲擊，沒有。但對于救助傷者，是的。當時展現了極大的團結。我們是世界上最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重要的是，大部分民眾都愿意捍衛這一點，即便在襲擊之后也是如此。

2016年4月25日，布魯塞爾馬埃勒貝克地鐵站在3月22日恐襲后關閉多日重新開放，一名比利時軍人正在站內執勤。

亞歷山大·德克羅： 我認為首相[夏爾·米歇爾]處理得當。總體而言，政府表現良好。但無論以何種方式，恐怖襲擊的發生都意味著預防工作的失敗。這需要與安全部門真正通力合作，同時推進法律改革，賦予警方和司法機構更多打擊恐怖分子的權限。

塔拉·帕爾梅里： 我記得當時對歐盟境內自由遷徙權存在大量爭議，像比利時這樣的國家根本無法像美國那樣保護本國公民。民眾普遍認為政府本應采取更多措施保護公民安全。保障人民安全是國家首要職責之一，而他們未能做到這一點。

菲利普·克洛斯： 我記得我們當時決定不封鎖城市。這是個非常艱難的決定。建議是關閉一切。但我們沒有那樣做。如果我們決定封鎖，何時才能重新開放？這些措施給民眾帶來的恐懼甚至超過了風險本身。作為政治人物，必須注意風險與你所要捍衛的價值觀之間的平衡，我們的城市需要繼續運轉。如果連這點都守不住，他們就贏了。

西爾維婭·西奧里利·博雷利：襲擊發生當晚、次日及隨后的幾天里，機場、火車站乃至整座城市都籠罩在一種難以置信的寂靜中。一切突然變得極度空曠而安靜。

由于距離巴黎襲擊事件過去不久，當時歐洲正處于一個人人皆感潛在危險、竭力規避可能置身險境的特殊時期。因此，民眾對如常生活都抱持著幾分警惕。

克里斯泰勒·喬瓦內蒂：隨后的那周異常艱難，我感覺自己的大腦仿佛持續遭受著攻擊。不僅出現聽力障礙，更在痛苦中自我封閉——盡管身邊親友始終陪伴左右，我卻始終找不到能真正幫助自己的出口。

一周后，警方組織受害者們開展了一次討論會。那是我在襲擊后首次見到其他受害者，這對我幫助極大，成為了我康復之路的起點。與經歷相同創傷的人們圍坐傾談確實帶來了慰藉。最終，我休了四天病假便重返工作崗位。

卡倫·諾斯希爾德： 我最終在醫院度過了79天——那是持續不斷的79天，充斥著恐懼、劇痛與折磨。我的身體、皮膚、細胞、骨骼，每一寸都在熊熊燃燒。我毫無生還希望，心臟多次停止跳動，多次陷入感染性休克。我曾建立的一切，所有希望與夢想，都在瞬間化為烏有。

布魯塞爾議會議員、前莫倫貝克市長弗朗索瓦絲·舍普曼斯：我理解人們當時的憤怒，因為對居民來說那是個充滿恐懼與不確定的時期。他們深感憂慮。

西爾維婭·肖里利·博雷利：當時普遍存在對周圍人的戒備心理，我認為這才是最糟糕的部分。我一直將布魯塞爾視為包容的城市，不同背景的人們在此交融，形成多元文化的熔爐。突然間，某些人群或社群卻被單獨針對。

亞歷山大·德克羅： 這是四十年來首次發生的大規模恐怖襲擊。它讓許多人意識到，沒有人能免受此類威脅。我認為這是比利時社會的一次重大創傷。我們向來是一個極其穩定與和平的社會。安全部門人員曾表示，我們實際上缺乏安全意識文化——這話沒錯。

但這正是我們曾經的社會形態。政界人士普遍非常親民，身邊沒有安保人員，議會和政府部門基本上門戶大開。這一切都不得不發生顯著改變。這場襲擊真正改變了我們審視社會安保方式的視角。

菲利普·克洛斯： 我們的警察部門需要更深入地研究這些恐怖主義行為。例如，中東地區發生的事件始終是布魯塞爾面臨的威脅——我們深知這一點。我們必須加大對情報工作的投入，同時也要識別極端主義傾向。許多人的激進化過程發生在社交網絡上。我認為主流的社交媒體平臺負有切實責任，應當加強對社交媒體內容的管理。

弗朗索瓦絲·舍普曼： 過去十年間發生了許多變化。當時人們感到恐懼，如今我們在預防和應對威脅方面準備更充分、協調更順暢、裝備更完善。我們擁有更強大的工具、更清晰的流程以及更豐富的社會防護經驗。

遺憾的是，當今世界我們必須意識到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因此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嚴陣以待。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生活在恐懼中。我們必須保持希望與團結，相信我們的制度和社會比以往更加強大。

刊載：政客·歐洲版

作者：索尼婭·里恩南、塞巴斯蒂安·斯塔爾切維奇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ll-i-could-do-was-just-wait-and-pray-an-oral-history-of-the-brussels-bombings/

編譯：24時觀象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