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放寬投資限制，中企人士：恐為試探，仍要觀望

文/一墨

編輯/漆菲

印度已開始放寬對購買中國設備的限制。（圖源：X平臺）

經歷6年摩擦，印度宣布，已批準部分領域放寬對中國投資的限制。

聽聞此消息后，在印度從事工程機械銷售的張成（化名）表現得異常冷靜，甚至有些許悲觀。“過去幾年，我目睹了太多在印中企的悲劇。我的一位朋友由于辦不了簽證，為挽救投資高達1500萬元的酒店，試圖偷渡到印度，結果被抓，一夜間傾家蕩產。”張成向《鳳凰周刊》傾訴道，“印度政府習慣揪住你的小瑕疵，然后無限放大，最后變成巨額罰款。”

被問及是否會加大在印投資，張成反問，“錢重要還是命重要？”在他看來，印度政府對中資的“放寬”更像一種試探，而非真正擁抱，“即使門打開了一條縫，我也不敢把整個身子探進去。因為不知道哪天，這扇門又會突然關上。”

3月中旬，莫迪政府發布聲明稱，已對其外國直接投資（FDI）政策進行修改，允許“陸地鄰國”在該國投資電子元件、太陽能電池、多晶硅和硅錠晶圓等制造領域。盡管該政策未直接提及中國，但后者是唯一與印度接壤的主要經濟體，其目的不言而喻。

在上述領域，只要企業所有權仍歸印度股東所有，外企對印度的投資就能在60天內完成審批。另外，印度還允許持股比例不超過10%的外國投資者在符合相關行業投資上限的情況下通過“自動審批路徑”進行投資。印度稱，此舉旨在釋放更多FDI，扶持初創企業和尖端科技企業，推動營商環境優化。

“印度過去幾年將經貿關系政治化和安全化，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中企的報復性打擊措施。”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員李紅梅向《鳳凰周刊》提醒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這些短視政策削弱了中企對印度的‘淘金’熱情和市場信心。再者，中印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尚未解決。于中企而言，印度依然充滿潛在的地緣政治風險。”

2024年，孟買的在建住宅樓。（圖源：彭博社）

在印投資：“戴著鐐銬跳舞”

2020年4月，印度政府修改其FDI政策，要求所有來自其“陸地鄰國”的投資都必須事先獲得其批準，并稱旨在保護印度企業，防止其在新冠疫情期間遭受投機性或惡意收購。

然而，當時的背景不僅是新冠疫情——中印軍隊在加勒萬河谷邊境地區起了摩擦，并于同年6月爆發了數十年來兩國間最嚴重的邊境暴力事件。

2020年，中印兩國軍隊在加勒萬河谷地區爆發沖突。（圖源：央視視頻截圖）

加勒萬河谷沖突后，印度加強對中資的審查，擴大了市場準入限制。包括TikTok、微信、UC瀏覽器在內的300多款中國應用程序慘遭下架，中企重大投資項目面臨延期或直接被否。其中，中車集團被迫取消競標價值2.16億美元的列車制造項目，長城汽車和比亞迪各自在印度投資10億美元的方案也遭到擱置。

路透社披露，當時，中企被限制參與印度政府估價為7000億至7500億美元的合同競爭。印度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2024年出臺的報告顯示，2021年，印度授予中國投標方的新項目價值同比下降27%，降至16.7億美元。

這一趨勢持續近六年之久。2000年4月至2025年12月，中國是印度第23大投資來源國，投資額為25.1億美元，僅占印度總流入的0.32%。而在2025財年，中國對印度的FDI股權流入額低至270萬美元。

在印經營物流生意的中國商人王方柱對印度政府的放寬政策持歡迎態度，但也保持理性觀望。“如果政策能真正朝更開放、務實的方向發展，對中企無疑是重大利好。”王方柱告訴《鳳凰周刊》，“但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具體的開放行業、開放程度尚不明確。”他所在公司于2016年進軍印度，主要涉足物流、倉儲及供應鏈服務領域。

王方柱對印度的感情是復雜的。大學剛畢業時，他便來到印度實習并工作數年，2023年第二次被派往印度，常駐至今。十幾年來，他見證了印度市場的蓬勃發展，也經歷了政策的寒冬。

“近年來我們在印度進行投資注冊時，審批難度顯著增加，審核流程也變得嚴苛且復雜，溝通成本高昂，決策周期被大幅拉長，充滿不確定性。”王方柱稱，“這不僅是我們一家的遭遇，而是所有在印中企的共同痛點。”

2020年，張成辭職創業，恰遇中印關系惡化。他于2009年來到印度，2014年轉行從事工程機械的銷售，2020年放棄了高管職位，拿著借來的幾百萬人民幣加上自己的積蓄在印度成立公司，擔任湖北某工程機械品牌的印度獨家代理商。

由于印度當時停止對中國公民發放商務簽證，張成在公司成立不久后被迫回國，迄今未能返印。六年來，張成只能依靠網絡和電話“遠程遙控”在印團隊，或者讓印度團隊來華向他匯報工作。

張成銷售給印度客戶的頂管機，用來鋪設地下管道。（圖源：張成）

盡管“隔空指揮”增加了溝通成本和管理難度，但朋友偷渡失敗的教訓，令張成不敢妄動，只能堅守國內。讓他頭疼的是，印度稅務機構經常以各種理由進行突擊檢查，政策也是朝令夕改，尤其投資、進口和稅務等政策頻繁變動，且缺乏透明度。“今天允許進口的配件，明天可能就被列入黑名單；今天的免稅政策，明天可能變成補稅通知。”他介紹說，所幸這些麻煩，基本都能被印度團隊解決。

即便如此，自創業以來，張成未曾一刻踏實過，因為他在印度已經累計投資超2500萬元人民幣，建立了四個大型配件倉庫和一個大修工廠，并雇用了不少當地人。

張成深知，一旦自己倒下，不僅投資血本無歸，當地員工也將失去依靠。“這些壓力讓41歲的我早已兩鬢斑白，活得像個60多歲的人。”張成感慨道，“中企在印投資無疑是在戴著鐐銬跳舞。我們不僅要參與商業競爭，還面臨地緣政治的博弈、法律制度的陷阱以及生存底線的考驗。”

近六年來，小米、vivo、OPPO等中國企業至少8次遭到印度當局的突襲查稅，后者以各種理由凍結、扣押這些企業在印度賬戶的資金。其中，小米曾被印度追繳65.3億盧比（約5.7億元人民幣）的稅款，印度還以“向外國實體非法轉移資金”為由，沒收小米高達555.127億盧比（約合48億元人民幣）的款項。

印度街頭的OPPO和vivo商店。近年來，中國手機品牌受到印度政府的嚴查。（圖源：Sandip Mobiles/ Just Dial）

因被封殺，抖音海外版TikTok在印度流失了2億用戶。在此之前，印度是TikTok最大的海外市場，活躍用戶超過1.2億至2億。北京字節跳動科技公司曾在2019年的一份法庭文件中稱，印度對于TikTok的封殺導致該公司每天遭受至多5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令250多份工作處于危險境地。

面對限制，張成和王方柱都認為，唯有“深度本土化”才能生存。張成表示，中企要想在印度立足，必須徹底融入當地，打破外來者的隔閡。目前，張成在印度的團隊有50人，其中95%為本地人，他們享有競爭對手1.5倍的薪酬。他發現，處理復雜的政府關系和稅務問題，本地人更容易將事情辦妥。

另外，張成在生意上一直秉持“利他”思維，并強調“財散人聚”——不僅要自己賺錢，更要讓合作伙伴、員工和客戶都賺到錢。

張成深知，當地中小客戶購買一臺工程機械，不僅是商業投資，更是全家人的飯碗，因此必須確保客戶買對設備、干對工程。有時他還會主動幫客戶解決貸款難題、介紹工程項目。“許多印度小客戶是東拼西湊才能買下的設備，一旦設備選型錯誤或施工失敗，整個家庭都將陷入絕境。”

王方柱的公司在印度也雇用了300多名本地員工，中國管理者僅占少數。“雇用當地人，不僅解決了用工問題，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來自當地社會的壓力。”他說，“我們會努力融入當地社區，并與當地同事建立起充分的信任。”

印度哈里亞納邦，張成公司的兩名工人躺在車底休息。（圖源：張成）

“印度制造”離不開中國

盡管遭遇打壓，中國仍在2024財年超越美國，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國。中國海關署數據顯示，2025年，中印貿易總額飆升至1556.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同比增長12.4%。盡管貿易額增長，但貿易失衡依然顯著，中國對印貿易順差創新高，達到1161.2億美元。

“從貿易結構看，雙邊貿易以電子元件、機電產品以及高附加值工業制成品為主，正是這些設備拉大了兩國貿易逆差。”李紅梅指出，“這也說明，中國制造業的優勢短期內無法被替代。”

2026年2月11日，中國重慶一家農機公司，工人們正在檢查即將運往印度的微型耕耘機。（圖源：VCG）

印度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披露，中印關系惡化導致印度損失1.25萬億盧比，尤其對依賴中國機器設備與技術人員的手機制造業造成顯著影響。官方統計，除了20億美元的增值損失外，印度電子制造業還錯失了100億美元的出口機會。

印度其實非常矛盾，一方面擔心中企在本國肆意擴張，威脅到本土產業乃至國家安全，一方面又希望中方能帶來資金和技術，促進該國產業升級。若中企無法進入印度，印度不得不繼續從中國進口中間產品，這樣就無法在印度實現任何技術轉讓、創造就業機會或增值，貿易逆差也勢必擴大。

李紅梅指出，印度之所以放寬中資限制，核心目的在于解決其“技術發展瓶頸”問題，旨在服務于其國內特定領域制造業的發展需要，其政策在投資開放上具有兩個特點：有選擇性、充滿保護主義色彩。

“選擇性投資開放是印度為了扶持其國內特定行業的無奈之舉，所以其開放領域只涉及電子元件、多晶硅和硅錠等幾個高科技領域。”李紅梅闡釋道，“印度希望利用中國在這些領域的技術優勢和資金優勢，賦能其本土產業發展，促進印度的‘自力更生’能力，助力印度融入全球供應鏈體系。”

對于充滿保護主義色彩的投資開放，李紅梅進一步說，修訂后的政策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市場準入條件進行了設限，要求必須是合資形式，且必須是印度本土企業控股，其目的是通過把持控股權來培育本土企業。

“印度如果堅持以單向發展為導向和工具性利用外資，不以互利為基礎，待時機成熟后就‘卸磨殺驢’和‘過河拆橋’，其政策恐將收效甚微。”李紅梅警告道。

王方柱亦認為，印度放寬中資限制并非單純出于善意，而是為了完善自身產業鏈、提高制造能力的必然選擇。“印度制造業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的機床、零部件等基礎工業品的支持，這是基于其自身發展目的的務實之舉。”

路透社稱，此次放寬是應行業需求，因為此前的限制束縛了依賴中國技術和資金的制造商。印度政府智庫“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提到，這些限制延誤了多項規模可觀的交易，并建議允許中企在無需獲得批準下持有印度公司至多24%的股份。

全球咨詢公司Teneo的南亞事務顧問查圖爾維迪（Arpit Chaturvedi）表示，允許中企在印度制造業內進行有限度的投資，將使跨國公司更容易將最終組裝環節轉移至印度，同時保持獲得中國原材料的渠道。

尤其是印度力推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計劃高度依賴中國的材料和設備，特別是電子制造、光伏及機械領域。莫迪曾設定目標，要提高印度制造業的占比，但目前該國制造業僅占其經濟增長的約16%，遠低于2014年設定的目標（25%）。

中國提供的高性價比組裝線、晶圓搬運系統和原材料支撐了印度本地生產能力，印度88%的集成電路、99.5%的半導體設備依賴中國。綠能方面，中國控制著全球90%以上的稀土永磁體加工產能，該材料不僅對汽車行業至關重要，在清潔能源和家用電器領域也不可或缺。行業出口商表示，因嚴重依賴中國稀土永磁體，印度汽車行業正面臨潛在危機。

2019年7月12日，印度泰米爾納德邦斯里佩魯姆布杜爾，富士康的手機組裝工廠，員工們在輪班開始前排隊等候。（圖源：彭博社）

中企會再涌入印度嗎？

印度放寬中資限制，也是基于應對外部環境的迫切需要。尤其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全球關稅戰，促使印度考慮與中國進行有控制的調整，以保持供應鏈穩定并吸引投資。

印度起初以為，憑借莫迪與特朗普的私人交情，雙方的貿易談判會很順利，甚至能搶占中國市場，卻被現實狠狠打臉。由于印度不肯開放農業市場以及停止進口俄羅斯石油等，雙方遲遲未能敲定貿易協定。美國指責印度購買俄油，一度將對印關稅從26%上調至50%，以示懲戒。

2025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會見莫迪。（圖源：法新社）

直到印度妥協，雙方貿易協議才得以在今年2月達成，美國將對印關稅下調至18%。為此，印度承諾在五年內向美采購總額達5000億美元的商品，涉及能源、航空、金屬及科技產品等領域，規模約為當前印度自美進口額的兩倍。

“過去幾年，印度對歐美投資寄予厚望，希望利用歐美的資金、技術和管理優勢來培育其本土制造業，但效果欠佳，特朗普上臺更是增加了政策的不確定性。”李紅梅評價稱，“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動蕩，尤其美以對伊朗的戰爭嚴重影響了印度從中東進口油氣的安全。印度為了降低自身能源的脆弱性，可能會加速能源轉型，加大對新能源的開發投入，而中國在這方面的優勢對印度來說極具價值。”

此外，李紅梅提到，過去幾年印度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放寬中資有利于緩解雙方貿易結構的不平衡。“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下，中印關系緩慢復蘇，印度亦希望通過此舉向中方釋放善意。”

美印矛盾加劇的同時，中印關系卻在逐步改善。2025年9月，莫迪在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同中國領導人舉行會晤。這是莫迪七年來首次訪華，預示著兩國關系往前邁了一大步。此前，兩國領導人在2024年俄羅斯喀山金磚峰會期間舉行會晤，同意將兩國關系定位為伙伴關系而非競爭關系，并將彼此視為發展機遇而非戰略威脅。

2025年8月，印度總理莫迪抵達天津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這是他時隔7年再度訪華。（圖源：莫迪的X賬號）

除了高層接觸，兩國亦采取多項旨在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措施，包括規范邊境事宜、恢復航班和放寬簽證。今年2月，印度放寬對采購中國設備的限制，允許國有電力和煤礦企業有限度地進口中國設備，以應對短缺和項目拖延問題。緊接著，中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表示，支持彼此今明兩年相繼擔任金磚國家主席國，以更有成色的金磚合作，給廣大南方國家帶來新的希望。

盡管關系得到改善，但對于印度的放寬政策能產生多大效果，外界仍持謹慎態度。尤當中印邊境緊張局勢未從根本上解決，兩國間的廣泛地緣戰略競爭仍在持續。

英國咨詢公司Verisk Maplecroft亞洲風險主管巴塔查里亞（Reema Bhattacharya）直言，印度放寬中資限制應被視為兩國關系中一次務實調整，而非結構性重置。她認為，不會有大量中資涌入印度，因為前者會考慮到，若雙邊緊張局勢再度升級，投資規則或將再次收緊。

李紅梅直言，盡管過去十多年來，莫迪政府為了吸引外資，在擴大行業開放、放寬投資準入、簡化審批流程等方面推行了系列結構性和政策性改革，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營商環境，但從印度的“不良歷史記錄”來看，中企在印度面臨的潛在政治風險仍會阻礙其赴印投資的熱情。

張成亦認為，即使印度真的放寬市場準入，中企也不會像以前那樣瘋狂涌入。“印度市場的確潛力巨大，卻也是世界最刁鉆的市場之一。不要指望這里能帶來爆發式的高額利潤，而應將其視為‘攤銷成本費用的基地’和‘商業版圖的基石’。除非實現壟斷，否則在印度難有大富大貴。”

張成建議，在印中企時刻要做好拎包走人的準備，不能把身家性命全部押注當地，而要通過合規運營、本土化團隊和輕資產策略來構建防御機制，確保在政治風向變動時仍能生存。目前，他已將投資重心逐步轉向東南亞、中東等地區，以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我們不會僅憑政府表態或書面文件就盲目行動。”王方柱稱，而要更看重政府后續的審批執行情況、政策落實的連續性，以及其他中企是否愿意增加在印投資。“未來幾個月，我們會根據政策的實際落地情況，重新評估是否要加大在印度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