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峰去世，新聞學沒贏

文 | 天書

我相信昨晚開始很多人對張雪峰的悼念是發自真心的。不同于一般的網紅和公眾名人，他做的事情確實幫助到了過往很多信息渠道狹窄的中底層家庭。盡管在這個過程中他本身也名利雙收，經常被人指責追逐商業利益和質疑其專業性，但這種指責的動機很多時候未必出自客觀，而是由他本身言論風格和立場導致的爭議所引發。

就像在半年前，張雪峰才因為表態收復臺灣時要捐款五千萬而遭遇了一輪大規模輿論圍攻。當時我寫了篇支持張雪峰的文，發出來不久就被ban了。這也是我對他的突然離世非常感慨的原因。前幾天汪海林發了條微博，說半年前攻擊張雪峰鼓吹戰爭的那些人，這次美伊戰爭沒有一個出來說話的。

的確，看看當時攻擊張雪峰的媒體公知們都怎么說的？兩相對比，思之令人可笑，可恨。實際上這次回旋鏢的速度已經很快了，從媒體公知圍剿張雪峰到美國主動掉進伊朗的大坑不過半年時間。現在正是給張雪峰當時言論正名的時候，可人突然就走了………………徒留遺憾。

只能感慨人生的無常了。不過，大流行時代之后，這種無常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種“常數”。這么說不是想引發大家的焦慮，但普遍存在的新冠后遺癥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心臟突發問題的風險，對于張雪峰這種長期高強度工作加高強度鍛煉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后疫情時代大家都更要及時關注身體狀態的變化，要懂得量力而行，休息好最重要。為自己，為家人，或者，為了一些堅信但還未到來的東西。這個世界已經處于快速變化之中，我們多數人都會見證一個變化之后的世界。但無論如何，身體是一切的本錢。

這時候又要說到新聞學了，在新冠大流行深遠改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過程中，很多媒體在其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我相信很多人保留的記憶對此會有一定判斷。新聞界和傳播學界至今對此有沒有一些系統性的思考反思和認識呢？新聞媒體向來強調公共性，但媒體從業者到底有沒有認真系統地思考過，這個時代最大的公共性到底應該是什么呢？

我當然知道，很多人是有思考有覺悟的，就像疫情那幾年很多媒體人確實盡到了他們的責任。但從整體層面來說，現如今新聞媒體的公共性，多數時候呈現的也只是某個階層、某個行業、某個地域的公共性。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階層高度分化的社會，在互聯網造成的話語權高度集中與去中心化并行下的一種必然。

在這種時代結構中，媒體人需要的是對復雜世界的深入把握，對各種事物邊界的明確，而不是仍然把新聞學放置在那個抽象的，超然物外的“公共性”和“第四權”的道德神壇上，不然就容易出現越講公共性就離公共越遠的情況。

“愛國言論”被圍攻之外，張雪峰另一個被媒體廣泛批評的原因是他被認為是“文科無用論”、“新聞學無用論”的重要推手。的確，這兩年圍繞張雪峰的相關言論，圍繞新聞學和其他文科等的爭論不斷。但同樣，這也不是哪個人能造就的，歐美大學這幾年普遍的文科退潮又是誰推動的？

再看看當下AI熱潮對各種專業的根本性影響，個人言論的影響簡直微不足道了。說到底，新聞學也好文科也好，把質疑自己的人揪出來批斗一番已經沒意義了，想清楚在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化面前自己到底該往哪走才是最重要的。

去年以來，國內多所學校取消大批專業，從藝術，外語，到市場營銷，甚至部分理工科等等。不是誰推動了什么，而是高等專業教育-市場就業這個傳統路徑在很多領域已經走不通了。比之起來，新聞和人文社科專業還是幸運的，畢竟它們還有學術和媒介共同體為依托，還可以在被唱衰時標榜自身的公共性和價值性，不像其他專業連取消都掀不起波瀾。

這兩年有時參加一些活動，會見到一些媒體人在聚光燈前侃侃而談。一般無非是看他們一邊大談在新媒體時代如何轉型成功，自己的哪個專題多少閱讀，自己的播客節目在哪哪平臺上排名第一；一邊在一臉嚴肅地討論在當下這個時代如何堅持傳媒理想。這時候我就總有一種割裂感。

實際上了解新聞專業教學的都知道，的確，教學中都對學生強調服務所謂的崇高理想和抽象的道德原則，但我國早期的媒體人多數還是吃到了足夠的時代紅利的。而傳統媒體開始衰落后，這個教育-就業鏈條無法給普通新聞學生足夠的名利回報了，但對先前吃到時代紅利的那波人來說，很多人把積累多年的知名度，平臺和圈子優勢在新媒體中一變現，仍然足夠吃到退休。這時候再對這些在傳統媒體中熬不下去，在新媒體中發展又發現有前人擋著的后來者談堅持理想，是不是過于諷刺呢？

何況，即使不談張雪峰的言論觀點，他仍然有一些很多媒體無法觸及的公共性。雖然張雪峰本人高強度工作，但他的公司作為為數不多上四休三的知名公司，待遇尚可，團隊福利在教育行業也算可觀，這與至今仍普遍高強度加班及值班熬夜的大部分新聞媒體形成鮮明對比。

當然，這除了他本人的價值選擇外，也是超級個體們的一種困境。以前看到那些某某公司老板一天工作加班多長時間還要保持跑步健身之類的宣傳，職場閱歷豐富的老油條們都會付之一哂。畢竟很多時候老板們所謂的工作狀態，對于普通螺絲釘來說簡直就是休閑。但超級個體們不同，個人影響力就是公司的一切，主要業務往往要親力親為。而在工作連軸轉的同時，作為網紅或公眾人物往往還要兼顧維持人設形象，于事玩命工作加玩命鍛煉成了一種流行病。

惋惜張雪峰去世的同時，也要非常清醒地看待超級個體這種模式。流量中心和網紅時代，超級個體們雖然玩命，但可能獲得的是極大的財富和名望回報，所以也不能說風險和收獲不匹配。但現在來到了AI時代，尤其今年“龍蝦”熱后，偽“超級個體”將遍地出現。

一方面，AI工具的賦能將帶給很多人幻覺，認為自己真的可以像賣課的宣傳那樣實現高生產力的“一人公司”，靠AI賺錢;另一方面，企業用AI取代員工的進程加速，也會逼迫更多人不得不擁抱AI，嘗試變成“一人公司”。

我們單就AI能力來說，的確，AI在一些領域可以輔助一個人完成過去幾個人的工作量。但如果你想干的是真正具有生產力和價值的事情，而不是趕時髦給AI安排一些“信息收集”，“市場分析”之類的表演，那AI還遠沒到達你輕松下指令就能都搞定的地步，個人仍然需要大量親歷親為的工作，典型就是AI視頻，用AI做出一段正經的有商業價值的視頻，工作量和成本仍然是巨大的，只不過模式從以前的團隊大規模協作變成了單人人機猛肝。

更何況，決定能不能賺錢的根本因素還是供需關系。以AI目前對大眾而言比較容易實現的那幾個方向來說，只要普及開來，馬上就會變成供遠大于求的情況。而且如果你能用AI輕松解決別人的需求，那就意味著這個需求對別人也變成了偽需求。

所以我說AI時代普遍出現的會是偽“超級個體”，空有遠高于從前的工作效率，但面對的卻大概率是一個零和市場。這種情況下，如果再去和網紅時代的超級個體們的工作強度看齊，再去模仿這種工作模式和“拼命努力”的成功學，那只會讓本就被AI沖擊就業的普通人受到身心的雙重摧殘。

毫無疑問，人們頭腦中的那個“市場經濟”已經越過了其最高點，開始在很多領域走向失效。我們的社會正進入整體范式轉換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很多習以為常，仿佛天經地義的邏輯都要顛倒過來思考。

就像這些被沖擊的專業，從純粹的意義角度來說，它們真的沒價值了么？當然不是，只不過是在市場經濟模式下沒有賺錢的“價值”了。很多傳統工作和技能被AI和自動化取代后，社會崗位需要就減少了么？當然不是，社會仍然有大量崗位缺口，只不過這些崗位無法以市場經濟下的利潤來衡量其價值，比如各種需要高投入低回報的公共服務領域。

當代生產力看似在往集中化發展，但實際上對社會的整體穩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基礎結構就無法支撐起這種高度的生產力，美國當前高漲的反AI情緒就是一例。總之，這種穩定的社會結構及其中的工作崗位不能以以市場經濟下的利潤價值為導向。這就需要社會隨著AI的沖擊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而這種變革需求又呼喚著人們思想觀念的更新。

這其實正是新聞學和人文社科真正證明自己有價值的時候，但這需要相關學科徹底超越自身的小共同體利益小階級視野。新聞學不能一邊批判張雪峰功利，一邊業內前輩大佬們名利雙收底下新聞民工青黃不接；不能一邊說張雪峰在選專業問題上制造焦慮，一邊自己天天在媒體中動輒以“這屆XX怎么了XX”的套路制造焦慮挑動對立。不要像有些人一樣趕忙出來陰陽怪氣，以為張雪峰死了自己就贏了。

這兩篇文很能說明一些“精英”的問題

張雪峰的報考指導模式固然是基于市場經濟的導向，但這也是時代本身的限制。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未來AI帶來的沖擊深入下去，張雪峰時代的專業選擇導向也將成為過去式，但起碼他已經幫助了很多人。

遙想大學混人人網那會，我在一個泛左翼組織中，在當時那個中國內外環境都比較嚴峻的時代，我們和人人網上知名的右翼組織北斗，FSMC之類在立場上可說水火不容。但那時候我們這些對立的組織卻聯手做過一件事情，搞了個叫“任意門”的計劃，為高中生免費提供我們這些大學生能接觸到的相關學校和專業信息的真實情況。畢竟無論立場如何，身為學生，對于盡可能不要選錯路這件事情都有著共同的切身認知。不過苦于當年連移動互聯網都尚未普及，參與者也都是學生，能力精力有限，對就業市場也了解不深，這事最后難以為繼不了了之。

所以對我個人而言，雖然張雪峰火的時候我早已上班，但我是很認同這類工作的價值的。至于AI時代大部分學生的發展已經遠不是學校和專業所能決定，社會該如何引導，這又是新時代的新命題新任務了。起碼，張雪峰的離世享受了各重量級媒體的訃告待遇。而那些因為立場而圍攻張雪峰的公知天天裝良心裝到最后，又有幾個能被時代真正記住呢？

最后，大家都要保重好身體。

該期文章導讀：